考古学是文理兼容、魅力独具的一门学科，它通过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复原人类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类起源、发展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考古学与公众之间有着紧密关系，它是人类了解过去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人们天然地会对自己的过去和埋在地下的“宝藏”充满好奇。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根据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考古遗址的经历而写出的《古墓之谜》（Murder in Mesopotamia）广受欢迎，成为畅销小说，反映了公众对考古学的兴趣。

　　考古学在诞生后的200年中已经改变了公众对世界的看法，考古新发现还在不断刷新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各类遗物充实了博物馆，成为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公共文化和教育资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以及受利益驱使的盗掘，令越来越多的考古遗产遭到人为破坏。严峻的形势使很多学者意识到仅仅依靠考古学界的力量难以全面保护分布广泛、数量巨大的考古遗产，考古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社会、公众的支持。这就要求考古学界必须向社会阐明考古学的意义和考古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考古遗产保护中。出于以上多种原因，国际上开展了许多面向社会和公众的考古活动探讨和实践，欧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这个研究领域。

　　尽管Public Archaeology这个概念在我国还存在着是翻译成“公共考古学”还是“公众考古学”的争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考古资料的公共属性和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使得这些争论并不妨碍各国学者在这个概念下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公共考古学逐渐成为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与欧美国家愈来愈频繁和深入的学术交流中，一些中国的考古学者看到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的面向公众的考古活动，开始反思我国应该如何更好地让社会和公众了解考古学，提出中国亟须构建公共考古学，并逐渐开展了相关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工作。1990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使每年一次的评选成为公众了解考古工作和成果的平台。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第一次将“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作为会议主题。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从国家层面推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2007年“文化遗产日”准备期间，国家文物局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具备开放条件的文化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古迹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在‘文化遗产日’当日或前后根据实际情况免费（或优惠）向公众开放； 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可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此后，一些考古科研机构陆续尝试进行了面向公众的考古活动，围绕考古学和公众的学术研究也大幅增多，并且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公共考古学界的交流。

　　经过近10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转变了理念，认同并尊重公众拥有了解、接触和利用考古遗产的权利，认同考古研究的成果应该尽快转化为社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专业的学术研究才真正具有社会价值。审视我国公共考古学发展状况，目前这一领域主要呈现以下一些特点：一是从偶发性（甚至有时会带有一定表演性）向常态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建立专门的公共考古部门，中国考古学会也设立了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从而形成了组织机构保障，能够长期、固定地开展常态化的活动，并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与合作。二是从不固定状态逐渐向制度化发展。由于缺少制度保障，过去的公共考古工作面临缺少资金和人员的困境，主要靠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热情支撑。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考古领域非常重要的“田野考古奖”在评定中将是否开展公共考古活动作为考量的内容之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也将是否开展公共考古活动、是否面向公众进行考古科普教育活动列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三是公共考古活动越来越多样化。除了常见的出版、讲座、参观，现在的公共考古活动更加注重面向不同人群设计各有特点、形式多样的活动。新媒体在传播公共考古知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一些考古科研机构的微信公众号，一些青年学者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做出了很有影响力的公共考古传播平台。四是关注考古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比如，有的考古科研机构通过举办创意设计赛、展览、论坛等活动，汇集考古、艺术、设计等多领域的学者，共同探索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识体验带入日常生活，希望能够以故为新，联结过去与未来，解放古物，唤醒创造力，让传统美重归日常。

　　从目前状况看，公共考古学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考古学的科学普及，而考古学的科学普及所体现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主要是单向度的，公众是受众而不是参与者。事实上，考古学的科学普及只是公共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不是全部内容。如果我们把公共考古学仅仅理解为考古学的科普教育或者大众化，实际上就忽视了公共考古学的公共性、政治性和伦理性。但目前我国考古学界在这些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还比较少，今后应该在这些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总之，我国公共考古学应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探讨考古学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会促进考古学者转换思维，批判性地反思学科伦理，扩展研究视角，关注考古学所处世界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考古学是推动考古学不断发展完善的重要机制，也是提高全民智识和审美水平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