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情状和不同年岁应各有侧重

儒道互补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人生阶段上各有侧重。譬如一些人在朝用儒家做贤相清官，不仅懂得儒家四书五经，在治国理政中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局限在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古代仁人志士在朝的时候得有点儒家的精神，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能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那么当他不做官了，便多一点道家情怀，在野为民，做一个清静自在的民间文人。如果他还是为官的心态，就很痛苦了。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一位部长。这位部长没有业余爱好，他每天早上一起来就等车来接他去开会，坐主席台，在办公室批文件，或下去视察；退休以后，他不知道怎么过这日子，坐在那儿，还是等车接他。他的孩子说：爸，你退休了，不会有车了。 人要有业余爱好，要赶快地转换调整，然后适应你退休的生活。你可以画点画、写点字，多一点道家的自我意识和山水情趣，安排好老年退休的生活。

人在青壮年时期应以儒为主，用儒家情志尽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一点道家精神来调节心理，因为你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所以要儒道互补，而以儒为主，道为辅。人在中心舞台上多一点儒家的心态，在边缘地带多一点道家的心态，这样比较好。最早提出退休哲学的是谁？ 是老子。老子讲“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功遂”就是你该做的社会工作做完了，你赶快从岗位上退下来吧，你别老觉得事情离不开你、地球离了你不行，看不上青年人，老不放心，还要去指点，这让大家很讨厌的。现在就业多困难，老的不退就腾不出岗位。职称评审，老的不退就腾不出名额来，年轻人上不去，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同年龄段要过不同的生活。

二、退休后的道家式生活

一个人从退休到特别衰老这一段，如果基本健康，便是人生一个黄金段，因为没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最自由自在，可以在养生保健的同时做一点自己最有兴趣的事情，又不让它累着，没有人来督促结项，大部分时间自己支配，过一种道家式的生活。

我退休后的生活方式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不要硬学、不要都学，只作参考。一共四条：

第一，去体制化，做社会人。我现在在体制以外了，体制以内的事来找我，对不起，我不能做了，年轻人做去，做社会人。

第二，去项目化，做自由人。《文汇报》上有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项目化生存》，说现在什么状态呢？ 不拿项目，你就几乎在岗位上无法生存，你评不了职称，得不了奖，你什么都没有，你必须不断地拿项目，越多越好。至于说你这个项目做得怎么样，少有人关心，反正大都可以结项过关。在岗的人十分关心拿到国家项目没有，拿到教育部项目没有，拿到部委项目没有，拿到学校项目没有，还有拿了有多少钱的项目，得了什么奖，你的论文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被引用多少次，现在都是硬件的东西，整天地疲于奔命，这叫项目化生存。从老子的观点看，人被异化了，成为项目的附属品，没有了自我。按照今天的职称标准老子连个助理研究员都评不上，他才有五千言。我们学校曾经有规定，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必须在五千字以上，老子刚刚够发表一篇文章的资格，孔子的《论语》才一万多字，还不是自己写的，也不合格。最近我看到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他在西方一个大学里面，九年没出成果，但学校相信他，最后出了一本书，世界闻名了，解决了重大数学问题。所以你不能年年评成果，搞短平快，这样难有好成果。科研工作尤其文科研究，好成果需要时间。就好比说，万米赛跑，每一百米都得冲刺，可能吗？ 所以这个项目化生存，我现在可以解脱了，去项目化，做自由人。

资料图

第三，去集体化，做个体人。什么意思啊？ 因为文科研究大多是个体劳动，不是个体劳动难有创造性，精神创新是个性化的劳动。当然也应有集体项目，像编字典、编大型丛书，那没办法。但是真正能够传世的作品都是个人的，没有个性的东西，它就不会有创造性。而集体的项目还得互相协调，观点协调。 但我现在不需要了，所以我去集体化，做个体人。

第四，去中心化，做边缘人。大家都希望在中心舞台上生活，成了风气。现在一个小机构动不动挂个牌子，叫什么环球中心、什么广场，都想当中心。中心好不好？ 也好，但责任大，比较累，而且要有水平有精力并形成巨大吸引力和辐射力，不是想进就能进的。边缘好不好？ 也不见得不好，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中心圈，在这些圈之间是边缘地带，很自由啊，所以我很早就说做边缘人不见得就不好，看你怎么想。

我这四句话：去体制化，做社会人；去项目化，做自由人；去集体化，做个体人；去中心化，做边缘人。这适合我啊，并不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这里面道家的成分居多。以上是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人群对儒道互补应该有所侧重，要灵活运用。

三、儒道互补代表人物的启示

下面说说儒道互补的代表人物。

儒道互补的典型代表人物古往今来很多。汉代的司马迁崇信黄老，就是儒道互补。魏晋玄学家何晏、王弼、郭象讲名教与自然关系，把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儒道互补。张载有几句话：“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什么意思呢？ 就是条件好的时候，我要做我应该做的，因为我遇到顺境，应把事业做好，丰富我的人生；环境恶劣，对我是心性的磨练，逆境使我成熟。我活着的时候做我本分应该做的事。“没，吾宁也”，死了以后我就安息了。生死顺其自然，他是儒道互补的。还有邵雍、周敦颐，兼综儒道，开出宋代道学。南宋朱熹是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无疑是大儒，可是他时时流露出道家情怀，故追求“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四书章句集注·论语注》）。至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派学者，更是兼综孔老，并会通佛教了。

当代有冯友兰先生，他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受批判最多的一个哲学家，批冯的文章不计其数啊，但是冯先生泰然处之，只要有机会，还要讲、还要写，差一点划成“右派”，还不搁笔，继续“阐旧邦以辅新命”，这是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学生又培养出一大批学生，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队伍里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冯门弟子，这就是儒家的精神。但是冯先生又不是那种好像必须挺在风口浪尖上的人，我认为他不是，而是避其锋芒。当条件好的时候，就“达则兼济天下”；条件不好，“穷则独善其身”，我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我可以管住我自己，过一种道家式的生活。冯友兰，我觉得是儒道互补的。还有费孝通先生，是最早打成“右派”的五大名教授之一，早年从英国学习回来，一心报效国家，结果没想到被打成“右派”，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啊？ 在费孝通后来的文章里，可以看到道家的东西在支撑他，故能够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改革开放以后，平反了，他又开始调研和写作了，由道家式生活复转为儒家式生活。费老的贡献可以说巨大，在民族学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刻解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五十六个民族的辩证统一关系。他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处理民族关系、文明关系的十六字真言，开头已提过。在费先生身上体现着儒道交替为用。当代中国社会参与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三大文化的相互交织，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传统文化（儒道佛是核心）为根基，以西方和其他外国文化为营养，在综合创新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用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人生处事态度上，中国人还是离不开儒道互补。我们已经抛弃了“文革”“以斗为本”的“极左”思维，也尝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以物为本”的负面痛楚，而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中推动“以德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倡导“回归自然”，这说明儒家和道家的智慧没有过时，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两者互补而用之，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助于成就健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