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12期。】
摘要：近代以后，经过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科学发挥出强大功能，并与资本相互促进，于是，古代学术体系逐渐演变为现代学术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古今学术体系的核心变异是：古代学者掌握学术资源，无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这一变异衍生出古今学术的其他变迁：从非职业化、非专业化走向职业化、专业化；从自由变得不自由；从贵族学术走向平民学术；从贵族的风雅品转变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学者从不接受考核到必须接受考核。因此，现代学术成为一个服从于资本与权力目的的异化的生产体系，它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只是为创新而创新。而学者作为学术雇佣劳动者，不得不适应此体系，从而形成异己的现代学术生态。在此生态中，一方面，学者被异化为学术机器；另一方面，因知识是一种权力，导致专家也是一种权力。为了避免专家滥用知识而危害公众和社会，有必要对学术进行调控，强调学术责任，限制和监督专家的权力。
关键词：现代学术；学术资源；学术体系；学术生态；异化
现代学术由古代学术嬗变而来，但是，古今学术的差异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学术忙碌恣睢，务出成果，务求创新，很难看到古代学术那种令人歆羡的悠闲、风雅。尤其是古代有学者以托名方式将其“成果”送予他人的超脱[①]，在现代社会更是难以想象。于是，人们在感慨世风日下的同时，似乎更推崇古代学术之格调，古代学者之风范。殊不知，古今学术之变异，实乃古今时势变迁的产物，我们不能停留在古今学术生态表面而缅怀古代学术。在古代，学者掌握学术资源，无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而在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从而形成异己的现代学术生态。所谓学术资源，就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报纸、图书、期刊、器材、资金、传播媒介等研究条件，还包括学者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等。本文试图以学者与学术资源之关系为核心，一般性地考察现代学术生态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内在机理。
一、现代学术之缘起
中国古代学术重视经世致用，“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②]，但对于经验的器物层面的实用技术则重视不够。鸦片战争以降，为弥补实用技术的不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之主张。随着西学的日渐输入，技术性学术越来越受重视，学术的职业化与专业化特征也越来越显著，中国传统学术逐渐演变为现代学术。1867年，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开设了物理、几何、微积分、化学、机械、航海测算等自然科学课程；1895年，第一所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近代大学即北洋大学建立；1906年，废科举；1912年，民国政府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现代大学体制日渐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至此，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初步建立。
与中国古代学术相比，西方古代学术的旨趣却大为不同。它不以实用为最终目标，此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以实用为目的”，“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知识比实用知识更智慧。亚氏把知识分成理论科学、实践科学与创作科学，最推崇研究“不变动本体”的“第一哲学”，这种非实用的学术与经验、实践无关，只须冥思。[③]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看到，经验只能提供一些偶然的盖然因素，其结论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无法洞悉本体。所以，这种学术取向导致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古典学术传统皆有轻视实践和经验之特征，社会功能也不显著。[④]
但是，近代以后，西方古典学术传统迅速裂变。导致这一裂变的缘由乃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两者之结合即构成古今时势变局的基本动力。17世纪发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为工业革命做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准备。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巨大的功能与价值迅速实现出来，从而改变了整个学术传统。于是，资本出于逐利的目的，将科学作为工具，从而推动了科学的巨大发展。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把科学的飞速发展视作自己成功的标志，“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⑤]至此，资本与科学完成了联姻，二者相互促进，资本资助、支持了科学，而科学使生产力大大提高，反过来使资本提高了竞争力，使资本不断增殖。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随即发生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科学日益彰显出巨大功能。但是，科学革命只是针对自然对象，帮助人们理解和控制自然界，而不针对人类自身的行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天然的扩张性使它企图将一切纳入自己的控制，为其增殖服务，因此，若能将科学方法也应用于社会，则可更好地满足资产阶级按照其意志改造社会的目的与需求。于是，人们深感需要创立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学科。1857年，“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应运而生，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首先建立。[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后，古今学科地位发生翻转，古典学术中被推崇的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神学，其地位日渐式微，而古典学术所轻视的技艺性、实践性、实用性的学科如自然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却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在这种变迁的背后，不难发现资本的逐利本性所产生的功能需求，而这种需求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科学化。
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标志着整个古典学术被彻底改造。从此，西方传统学术体系整体地变迁为现代学术体系。同时，由于西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势地位，西学在全世界迅速传播，整个世界的学术体系亦渐次演变为现代学术体系。
二、现代学术生态的基本特征
从传统学术体系到现代学术体系的变迁，全面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学术生态。一方面，人们发现，人类理性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实用功能，这在近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随着人类理性力量的扩张，“神”的光环黯然褪色，“人”的地位迅速上升——人类进入了理性时代。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另一方面，人类理性被异化。人类理性的重要产物——科学技术——被资本利用，成了赚取利润的工具。资本与科技的结合，在推动了学术创新、文明积累的同时，也使学术成为商品，使学者成为雇工，现代学术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使现代学术生态沦为一个异己的生态。
古今学术生态的这一巨大裂变，被不少敏锐的思想家捕捉到了。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⑦]，点明了现代学术体系的雇佣劳动性质。1919年，韦伯也指出，德国大学亦如美国一样，犹如“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也出现了一切资本主义企业成熟之后都会产生的现象，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⑧]韦伯明确使用了“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一表述，并运用了雇佣关系来描述20世纪初的学术生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尔斯也指出，在学术中，学术研究经常由资助者规定，“谁掏钱，谁做主”。[⑨]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古今对照来概括现代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此即：在古代，学者掌握学术资源；在现代，学者不掌握学术资源。也就是说，现代学术生产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完全同构，皆为雇主与雇工的雇佣劳动关系。所谓雇主，就是掌握学术资源的资本与权力及其代理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科研管理机构；在某些时候，政府、军方也可能通过控制学术资源而直接介入学术而成为雇主。所谓雇工，就是不掌握学术资源的学者。
如果以学术资源与学者相分离为中心，现代学术生态的基本特征有五（见图1）：
其一，学者从掌握学术资源到不掌握学术资源。这是古今学术体系变迁之核心，其他变迁都直接或间接与此相关。学术资源与学者的分离，在德国，大约在韦伯时代完成；[⑩]在美国，则完成于1865－1920年间，同时，业余研究者越来越罕见。[11]
其二，学术从非职业化、非专业化走向职业化、专业化，且此二特征越来越强化。在古代，贵族学者不但掌握学术资源，还掌握社会上主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无须以学术为职业。同时，古代知识积累速度也较慢，知识总量较少，一个人可以横跨很多专业，成为通才，因此学术不具有明显的专业化特征。但是，现代学术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特征却非常明显，且还将继续加深。[12]在现代，两方面的原因促成并加剧了学术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一方面，资本需要。由于学术已表现出强大的功能，资本需要专业人员专门生产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以提高生产力，于是形成学术的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积累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总量越来越大，通才不再可能，因此学术亦如工业生产的分工，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完全可以说，现代学术的职业化与专业化特征，与福特式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中的分工没有区别，绝对多数学者只能追求在狭小的专业内寻求学术的点滴创新，并通过这种创新来获取相应的学术资源。
其三，学术从自由转向不自由。在古代，学者作为富裕阶层的一部分，由于无须仰仗他人，无须以学术为谋生手段，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但是，职业化、专业化且以创新为基本要求的现代学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再自由、悠闲、风雅（那些具有特殊偏好的人除外）。学者之所以经常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因为他们必须仰仗别人为其提供研究条件和生活资料。比较而言，古代学术所需要的研究条件较低，而现代学术是高度集约化的资本密集型活动，一个学者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图书馆、资金、出版、传播、助手等科研条件。因此，为了创造研究条件，尤其是为了获得科研经费，学者们不得不寻找支持者。同时，由于学术的主要阵地——大学——并不能为学者提供充裕的研究条件，学者们就不得不寻找大学之外的支持者，这意味着学术研究越来越大地受制于大学、科研院所以外的力量。[13]
不过，并不能据此而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贵族学术优于现代的平民学术。古代学术的确很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贵族的自由，是垄断的自由；对于平民来说，则是毫不自由，平民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学术，从事学术。同时，也不能夸大现代学者与雇主的分歧。现代学者本身就是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而现代教育体系早就被资本与权力设计好了，大多数学者在成为学者之前，其学术偏好、思维模式皆已在受教育过程中按照雇主的基本要求而被塑造了。
其四，学术从贵族学术转向平民学术，同时从贵族的风雅品转变为资本与权力的工具。在古代的东西方，大多数学者为贵族之一部分（但并非大多数贵族都是学者），他们掌握着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可以悠闲地做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悠闲学术是古代学术的主流生态。而在现代，大量平民通过接受教育而进入学者阶层的同时，并没有掌握学术资源，只能依赖社会其他力量为他们提供学术资源，这些力量主要是资本与权力，亦即雇主。学术成为学者的劳动技能，成为服务于雇主，为雇主逐利的工具。在根本上讲，学术从贵族学术走向平民学术，乃是新老“贵族”（即学术资源所有者）的让渡。古代那种悠闲的学术，在现代学术生产体系中，恐怕根本生产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知识，因而无法获得人们的尊敬，所以，新老“贵族”愿意让渡学术机会，但同时，他们仍牢牢掌控学术的要害——学术资源，成为学术雇主，通过控制学术资源来控制学者，并成为学术研究的最大获利者。
其五，学者从不接受考核到必须接受考核，且考核只论效果不问动机。虽然古代学者也可能被评价，但这种评价是学者之间的学术评价，而不是学术管理机构的考核；而现代学者实乃雇佣劳动者，雇主要对雇员进行绩效考核，所以，学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一定质与量的学术成果，才能获得相应的学术资源。在现代学术考核体制下，学者被当作学术产品的生产机器，考核者并不考虑学者对学术是否有兴趣，是否真诚，学者甚至无法干预学术成果的去向与用途。当然，也有学者如韦伯说，不管其他人如何利用学术，学者皆应“为学术而学术”。[14]对于韦伯这番“为学术而学术”的宣导，雇主们一定会很高兴，他们最喜欢这种真诚的学者，因为这种学者最能为他们生产利益。
总之，在学术资源与学者相分离的现代学术体系中，学术势必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工业化、商品化、资本化、定量化等特征。这些特征的背后，乃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在机理。由于资本的驱动，使现代学术生态成为异己的生存样态。学术资源拥有者为了追逐最大化利润，就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要提高生产效率，就需要专业学者生产知识。当学术成为韦伯所言的“职业的经营”时[15]，以学术为志业就无法不受限制。学术，不再是古代贵族的自由悠闲的风雅活动，而沦为一种异化劳动。在现代学术生态中，学者作为雇佣劳动者，乃是一部知识生产机器。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并不是一种自由的志业，不是他们本己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学者并不是为自己的兴趣而生产，而是为了符合雇主的要求而生产。他们如同工厂里的工人一样，需要生产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学术产品，才能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料。与工业生产完全一样，现代学术生态也是一个竞争剧烈的生存系统，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不过，工人不要求创新，学者则以创新为最重要的目标。为了创新，学者不可能自由、悠闲。如果说有自由，也是在小专业内研究的自由和创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雇主所乐见的。雇主希望学者在这种“自由”中创新而提高生产力，帮助实现其利益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学术体系根本不可能为学者提供“为学术而学术”的生存环境，也不可能形成“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生态，而只能在某种程度内提供“为创新而创新”的环境。
现代学术生态的异化本质衍生出诸多弊端：一方面，学者被异化为学术生产机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为了谋利，炮制了大量学术庸品，甚至剽窃、抄袭，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伤害公众。对于这些弊端，尤其是对其中的学术道德问题，从道德角度解释是乏力的，而必须从现代学术生产体系的本质来解释。学者为了获取学术资源，不得不符合雇主的要求而适应现代学术体系，使自己的学术活动成为异化劳动，从而使现代学术生态呈现为异己的生态。
三、对现代学术体系的匡正
尽管不少人对异化的现代学术生态持批判态度，但是，应该理智地看到，现代学术生态的特征，不是一时一地的学术之表现，而是一种稳定、牢固、普遍的结构性特征，因为现代学术生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如果仅仅停留在对现代学术生态的批判，并不切中根本；而想对现代学术生态做根本的改变，亦是不可能的。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能改变，现代学术生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异己性。目前所能做的，乃是对其弊端进行调整和改进。
（一）依法对学术研究实施调控
一方面，现代学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现代学术受资本和权力的支配。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雇主命令学者研制雇主所需要的任意工具，可能后果是什么？由于科学在资本以及各种集团利益的支配下，常常沦为异己的力量，甚至是与人类对立的否定性力量，这使科学的价值受到怀疑。[16]所以，对科学的调控早就开始了，只不过目前的调控还是小范围的（如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预见，在未来，科学调控的范围将大大扩大，并且会跨国界，进行国际合作。科学被大范围调控将表现为：项目制将成为科学研究的一般模式，没有取得立项的研究，很可能不准研究。在目前，许多学者抱怨自己申报的项目无法获得批准，因而缺乏研究资金。若学者能够自筹资金，没有人阻碍他的研究。但是，在未来，即便学者能够自筹资金与创造研究条件，若没有获得立项批准，也是不准研究的。甚至可以预见，项目制将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规划和施行。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也应被列入调控的范围？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科学要涉及如何规划、设计社会的发展目标、实现途径，但是，社会的发展目标与实现途径皆不可任意主张，不能危及人类安全，亦不能突破人类业已形成的底线共识，如对生命的尊重，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对基本伦理的尊重。例如，在当今社会，研究者可以研究奴隶制、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太监制度、殉葬制度，但只能作历史的研究（提供事实判断），而不能主张这些东西。又如，我们知道，世界的资源日益匮乏，而人口日渐增多，引起了全球环境的恶化，加剧了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如果能减少人口，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但是，社会科学绝不能因此而主张通过战争、瘟疫等手段来减少人口。
或许有人说，社会科学调控会妨碍思想自由，其实，这种调控不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以及专制国家的思想专制，也不是对危及特定利益集团的社会科学的调控，而是对危及人类安全或突破底线共识的社会科学的调控。由于不论人们是否自觉，其思想总要受某些理论的指导；若错误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种族主义结合现代科技，在20世纪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17]所以，社会科学也应有所约束，不能任意创造、主张与传播理论，以免颠覆大众的思想，滋生、主张突破底线共识的行为。当然，无论针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学术调控都应循法而行。
（二）保护和激励学术创新
由于现代学术体系要实行量化考核，学者为了生存，经常会为了满足考核指标而进行研究，从而产生大量平庸成果。为了保护创新积极性，不应完全以量化考核来逼迫学者，挫伤其创造力，而应该给予部分学者一个尽可能宽松、稳定的学术环境，允许他们自由研究，长期不出成果。
当然，现代学术体系的主要管理手段不是创新保护，而是创新激励。创新激励机制的主要理由在于，大学、科研机构或学术的投资者需要收回成本，甚至盈利。因此，在资本生产体系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大学、科研机构将越来越世俗化、产业化。其深层原因在于，不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学术研究，其耗费都将越来越大，投资者不得不考虑成本收回甚至盈利的问题；并且，从理论到技术再到产品越来越容易，周期越来越短，在各国经济竞争如此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没有谁愿意也没有谁敢放弃可行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化，这就为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社会环境。其实，大学、科研机构的产业化并非坏事，因为人类生产知识或从事学术的最终目的，乃是要通过人类理性来理解、改造自然与社会，而大学、科研机构利用自己生产的知识（或学术）满足社会的需求，没有什么不对。至于德国洪堡那种以孤寂（Einsamkeit）与自由（Freiheit）为核心大学理念[18]，只能越来越成为田园牧歌式的感叹。虽然洪堡理念式的大学亦并非完全不可能，但这种大学只能为数极少，是被保护的大学，是保护区，而非生态正常的大学；并且，这种大学会间接侵占其他大学的资源，其他大学因此会更加入世化和产业化。
（三）监督和限制专家的权力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power）这一观点以来，关于知识与“权力”（power）的关系一直就是重要的学术话题。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试图解构知识的权力特征，但解构也好，还原也罢，皆不能消除知识的权力特征。其实，知识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权力，培根只不过明确表述了知识的权力特征而已。一切垄断知识的掌握、研究、解释与使用，并以此迫使他人接受某种知识及其蕴涵的行为指示的行为，皆是把知识权力化。
在现代，随着学术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身边发生的许多事件，普通民众无法作出可靠判断，只有专家才有专业资格作出判断，因此，知识（或学术）的权力特征将会越来越强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专家是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主体，知识是一种权力，意味着专家也是一种权力——专家通过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而具有权力。如果专家权力得不到监督和限制，造成专家垄断某些话语权，就会给民众、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如果专家与资本、权力、军事、媒体相勾结，后果会更严重。因此，必须限制专家的权力，必须建立专家言论责任追究制度。
专家言论责任追究制度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持论专家举证制度；二是专家审查制度；三是专家信用制度。所谓持论专家举证制度，是责令专家对其所持之论提供举证。对于一个尚未确定且影响公众生活的问题，如果某个专家试图让公众接受其看法，而当他的看法受到公众或其他专家质疑时，那么，首先，该专家必须诚实地给出该问题的相关信息；其次，由于他人很难知道该专家是否诚实，因此，该专家还须给出关于该问题的不同（含相反）的看法；再次，为了防范某些研究在他国已经得出了可靠的结论，而专家却在本国隐瞒该结论，不同看法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并公之于众；最后，对这些不同的看法，该专家可以不完全列举，可以归类，但不得以不知道为借口而遗漏，因为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专业研究者不应该不知道一个尚未确定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所谓专家审查制度，是指成立专家审查委员会来裁判持论专家的举证。持论专家向专家审查委员会陈词，专家审查委员会对持论专家的看法进行专业审查和裁决。公众有权参加旁听，并提出疑问。所谓专家信用制度，是指凡是面向公众的专家言论，皆应进行信用审查。此外，还须强调，对专家言论的监督与责任追究，必须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依照程序进行。
学术自由必须是以学术责任为前提的自由。专家言论责任追究制度不应被误解为钳制侵犯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这种责任追究，乃是在承认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专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危害民众与社会。1958年9月通过的《维也纳宣言》之第七部分，就专门讲到因科学家的专业能力而产生的专业责任：“科学家们由于他们具有特殊的知识，因而相当早地知道了由于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危险和约束，从而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间题也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和一种特殊的责任。”[19]但是，学术责任至今未能得到应有重视，在法律上更缺乏有效规制。例如，若科学家掩盖转基因食品有害的事实，将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科学家在享受因科学的正面效应而带来的巨大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同时，却逃避科学的负面效应之责任，仅把负面效应归咎于对科学的不当应用。[20]因此，建立专家言论责任追究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3.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6. 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7.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8.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9.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 陈恒六：《从科学家对待原子弹的态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6期
11. 田松：《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载《读书》2010年7期
On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Academic and its Rectification
DENG Xize
Abstract: Through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cience has brought into playing powerful function, and mutually promoted with capital. So, ancient academic system was changed gradually into modern academic syste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academic system is that ancient scholars master academic resources, and academic isn’t means of subsistence; but modern scholars inverse. Other differences derived form the key are: academic from non-professionalization and non-specialization to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from liberty to non-liberty, from noble academic to plebeian, and ancient scholars don’t accept examination but modern scholars do. Therefore, modern academic has become an alienation academic zoology that is obedient to capital and power. It isn’t for academic study, but for innovation. In the zoology,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become academic machine;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knowledge is power, “expert” is a kind of power. For fear of “experts” abusing knowledge,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academic.
Key words: Modern academic; Academic resource; Academic system; Academic zoology;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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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艺文志》载：“《杂黄帝》五十八篇。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等等。托名之风，肇自先秦，下逮近古，“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明以来，术数之书，多托于刘基”（永镕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
[③]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1b，1025b，第3，118－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④] 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
[⑤]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34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⑥]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35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 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志业》，见《韦伯论大学》，第9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⑨]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第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⑩] 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第9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第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2] 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第9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 爱德华·希尔斯：《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第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4] 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第101－10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 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第9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第271－2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36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29－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第123－12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洪堡时代，现代学术体系还没有建成，但古代学术体系已开始转向现代学术体系。洪堡之所以提出五原则，是因为他已看到初现端倪的现代学术体系蕴涵的弊端，并参照贵族学术的优点，试图用后者来校正前者。但是，洪堡大学理念可能在个别大学实现，在整体上只能是空想。
[19] 陈恒六：《从科学家对待原子弹的态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6期。
[20] 田松：《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载《读书》2010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