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2年杭州“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全国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汝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黄华新，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持）之后，中国举办了两次关于“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关系”的国际会议，即2004年北京“国际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汝信，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波斯纳共同主持）和2008年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杰，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塔拉斯梯，中国语言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主持）。现在，距离杭州会议整10年，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即将在南京再次举行了（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杰，国际符号学学会会长塔拉斯梯再次共同主持）。2012年也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现代时期开始后的整100年。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真实瑰宝是文化思想史，文化思想史中的核心部分是学术和理论。中国文化史进入现代期也就是进入世界汇通期后，在其众多现代化任务中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化应该说是主要部分之一。然而一百年来，在中国历史上所欠缺或甚为薄弱的科技工商领域竟然突飞猛进，今已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然而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最称丰富的人文学术思想领域，其现代化速率却极为缓慢，更值得关注的是，此为两岸四地所同然。百年后的今日，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其中的关键问题究竟何在？简单说，这就是，现代化，广义而言就是科学化；科技工商领域大发展，因为坚持了全面、认真的科学化原则。不管在什么研究性、学术性领域，今日再不讲科学化，也就不可能取得“国际认可的”（今日不是什么都要讲国际接轨吗？）进步。今日不少国人延袭西方一种时髦说：人文学术讲“进步”原则是错误的，因为人文学术中没有“对错”问题。孔子说的“恶夫佞者”岂非正是两千多年前为此辈人所预设的。他们的主张如果得逞，我们今日新世纪就不应该追求什么“科学的”文史哲了。文史哲艺宗也就必然文物化、商品化、消遣化，并从中华文明历史长流中逐日蜕化了。中国文史哲工作者就不必自视为科学家一类，而应以承担两大学术抄录业（西学抄西方，国学抄古人）及文物资料保管员为足。如果我们从百年现代化反省角度来看，问题比上述还要严重的多。因为中华漫长文化史上还存在着一个“以伪乱真”（以义求利）的传统。因此，文化界，学术界，一些同样能“与时俱进”者会反驳说：谁说我们没有搞学术文化现代化？谁说我们没有搞“世界接轨”？我们用历史文物材料和世界文化商品市场进行联结沟通，岂非一本万利的文化现代化事业？如果说，此一接轨尚属文化低层次现象，那么今日文教制度近乎全盘的向国外制度化、市场化运作方式“接轨”，并将此“国际学术制度化”全盘引入国内（甚至如同台湾中研院那样连国外华人也一一引入），这还不算是文化学术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吗？这还不是最彻底的人文学术和世界接轨吗？如此一来，我们的国学就和西方汉学打成一片，我们的西学就全盘交予西方“权威”。这样，中华文明中的人文学术这一片，将逻辑上、结构上必然成为世界文化领域的“二等公民”。其理甚明：在西学，你已经在制度上安排了对外“亦步亦趋”（向国际各种“标准”和“权威”看齐）；在国学，你已经把作为西方人文学术一部分的“汉学学科”作为中国国学的楷模了。台湾中研院早已做出了榜样；甚至于曾经安排任教西方的华裔汉学家来直接领导中研院的“国学”研究。在先，安排不懂“理论”为何物的胡适当学界领导；其后由物理学家来兼领人文学术。台湾几十年的人文理论难以提升，难道不是根本地缘于其创始者落伍的学术制度观念？别忘了，现代学术方向定位的始作俑者当时不过是初识西学及其理论不久的一批人，他们那时不急于自学而忙于教导，后人则立即将其准神格化〔大师化〕，以至于听任其阻延中国人文学术理论化的提升于不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知识分子性格？尊贤乎？无知乎？阿Q精神乎？

在此文化学术的历史大格局下我们多年来努力，最终组织了这次南京第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在一百年的现代西方符号学史上，在六十年的当代西方符号学史上，在四十年的国际符号学学会历史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文科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例会，即将在学会历史上首次于西方之外地区举行。不少海内外华人硕学通儒至今也不清楚符号学是什么？但他们一定知道当代国外学界的下列名字：列维斯特劳斯，保罗-利科，米歇尔-福科，罗兰-巴尔特，勒-高夫，克里斯丁-麦茨，格雷马斯，吉尔兹，乔姆斯基，艾柯以及许多其他在各个人文学科领域内领先的学者们。国际符号学学会就是在战后这些西方一流学者的影响和具体参与下成立的。中国新时期35年来，也就是出于对这些当代西方人文科学跨学科方向领先新思想理论的关注，我们才会从事“符号学学术”的推动工作，历尽艰难，以迄于今。广义符号学，就是指人文科学各学科之内和之间的“跨学科理论探索实践”的总称，它远远不只是什么个别学科内的形式化学术时髦，它在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上相关于今日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最前端成就。我们在中国地区组织这样的高端人文理论性的国际学者对话，就是关注着世界人文科学理论主流的态度。这是一个比台湾中研院传统和海外汉学传统不知道高、广多少倍的学术眼界。我们希望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大一次的国际人文科学理论聚会，能够促使国人意识到：堂堂中华文明的后裔们必须在文化的、精神的、人文学术的事业上，具有高瞻远瞩、勇于任事、朝向人类人文知识理论前沿和高端的抱负。没有这样的精神抱负，我恐诺大中华文明将彻底演变为技术化文明了。三千年的中华人文传统将一股脑地没入西方文明创造的技术化文明世界而蜕化为文物商品博物馆了。而越来越庞大的留学大军或即成为使中华文明朝向物质化、技术化大方向发展的一波波生力军。

读者马上会反问，那么，照你们这种如此看重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的态度，并干脆把西方人文理论学者引入古老金陵来“欢聚于一堂”，你们岂非同样在搞崇洋媚外？你们甚至于“变本加厉地”更加朝向于西方人文学术的时髦？这样的发问者却忽略了应该区分“现象”与“本质”。观察学术实践的性质和功能，应该考察其动机、目的、方式和效果。我们不是因为自己选择的研究西方对象比上述其他学术对象在国际制度化等级系统中居于“更高阶”一事本身而自傲，因为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我们的崇拜对象（如前述对汉学），也不是我们的楷模（如前述对西学），而只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术系统中的重要性。新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应该首先朝向西方学术世界中的“主流”还是“偏流”？回答应该是明确的。然后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不仅不是供崇拜之用的，也不是作“楷模”之用的。虽然我们强调符号学者应该谦虚地向一切专科学者学习，但我们的理论探索的总方向一定要独立自主地规定。当然不是随意地、标新立异地胡乱规定，我们要对其予以真正科学地规定。换言之，我们朝向西方高端理论（这些主要产生于战后西欧的理论），是要通过这样的研习、对话删除其非科学性部分、汲取其科学性部分，在由我们加以主动扩大的跨学科规模上、在只能由我们引领的跨文化的新人文学术世界格局内，试图加以推陈出新。我们正是不满意于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理论中的非科学、去科学因素，才更倾向于“对症下药地”攻其“尖锐”，特别是其战后甚嚣尘上的人文学术理论的反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特别是当这类反科学的全球化虚无主义时髦正在侵蚀西学经验未久的中国学界时。读者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这次国际性的符号学大会宣示一个西方人和海外对西方学术亦步亦趋地区学人不愿直面的人类文化和人文学术中的特大问题：人文学术到底应该不应该是“科学的”？当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两位战后最大的反理性主义者向战后西方人文学术界宣导其虚无主义大方向时，当德里达公然反对“人文科学”概念本身时，当“真理”和“真理”概念今日要被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文学术理论家们加以颠覆和瓦解、以至于客观上必将导致代表商业化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成为世界人文主潮时，我们中华文明的人文学术后裔们该采取什么立场呢？是象汉学界那样因为高端人文理论知识未备而在面对学术理论性压力时束手无策呢？还是象西化派那样一味跟随“海外大师”脚步以在国内追求“权威传人”为已足呢？

举行人文科学的理论化大会意义何在？当然不可能在几天会期内去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可以在一次国际性聚会中汇集问题之所在。甚至于不是实际上汇集出时代学术理论的问题清单，而是在象征的层次上“聚焦”于各国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向，以形成我们的一种“现代理论意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南京大会的历史性意义正在于此种学术界应该关注世界高端前沿理论问题；在一百年来极其成功的科技现代化成就之上，在两千年来欠缺科学性、逻辑性的传统学术史之后，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应该成熟到开始积极关注和参与到人类人文科学建设的事业中去。泱泱大国如中国者，怎么能够在此全球化时代忽略如此具有重要战略性的大目标呢？没有现代化的人文思想理论的民族，是不可能受到世界尊敬的。不要动辄按照西方惯例一味追求财富。仅只富强不足以引人尊敬，甚至于仅只施财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尊敬（却可能被视之为怜悯或变相炫富）。如果以为单纯炫耀中华文明的文物遗产之久远就可以“傲视”于世界，那是商人炫富心理的另类肤浅而无效的表现。西方人在恭维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同时，内心是瞧不起你的。因为，俱往矣，现在呢？还不是成了当初他们瞧不起日本经济起非时所说的“经济动物”？

然而，另一方面，今日人文文化的型态不可能再延续封建主义时代的成例了（这是海外新儒家运动典型的色厉内荏精神流露，其后遗症充分表现于今日的台湾文化学术界。不过我们不能责怪台湾学者，谁叫由于地缘关系，今日台湾已经成了幅员狭窄的标准商业化社会了呢？不是他们的学者的智慧不能承担中华文明复兴的大任，而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早已限定了他们的潜能）。今日的人文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文科学（而决不应该再是小说文化，通俗文艺了），而人文科学的灵魂则是现代化的人文科学理论。那么，对于这个人文科学理论，我们应该是朝向其大者、高者、远者，还是应该朝向其小者、低者和近者呢？答案是明确的。但是要想为此，学者必须首先有此心志，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朝向人类人文科学理论高端的民族文化方向性大任和阳明学这样的“国学”精神联系起来的原因。暌诸今日世界商业化大潮中人文科学已经高度制度化、职业化、因此即工商势力寄存化的今日，在西方虚无主义人文思想配合商业化大潮侵蚀中华文明仁学精神传统之际，如无此种追求学术真理的民族性气魄，我们就“对不起祖先”；如果我们只能靠在国际文化商业化市场上兜售祖先文化遗产来作为今日中华文明的主要文化实践方式（如今日各地破坏真古迹、制造假古迹以满足肤浅不堪的好大喜功并突显“文化政绩”之类），我们就是在自行颠覆瓦解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元气。

这种独立治学的精神，不仅相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也相关于人类共同的人文科学重建事业。特别是当西方当前人文科学理论随着人文学术教育的职业化空前膨胀反而日趋理论上保守呆滞之时。其中有一个技术上的关键因素：这就是专业化和跨学科的张力关系。学术的职业化、制度化，内在地倾向于反对跨学科探讨，因为学科化、职业专业化方向有利于商业化竟争运作。人文学术，在文化社会高度商业市场化的压力下，将职业市场上的“成功”当作最高标准，因此越来越排斥无关于市场化竟争的真理至上的传统学术方向。而中国人文学术文教国际化接轨的大方向如果衔接于此人文学术国际市场化机制，即会比西方学界更严重地受制于此学术商业化操纵机制。时当战后全世界人文学术的职业扩大化运动导致大多数从业者单纯从职业化角度思考安排自身的学术教育生涯之时，人文学术商业化的世界潮流已经形成强劲势头（世界大学、机构、刊物评比等制度性整合化操作，年复一年地严整化，垄断化，强制化）。在此国内外人文学术态势下，中国人文学者要想采取独立自主的、创新求真的科学性治学大方向，需要有多大的伦理性意志力才足以面对呢？而当我们以阳明学为例进行学者求真精神倡导时，那些国内外长期以来以研读文献等职业化行为代替阳明精神实践从而大大偏离阳明学精神者，复又以假乱真地将阳明学予以国际文化商品化。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真是举步唯坚。然而也正是在此艰难情境下我们才会一再“尚友古贤”，振刷精神，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履行“尽其在我”之义而已。我们的努力痕迹就可成为未来后继者的有用参照。

为什么要搞符号学？因为要在认识论层次上超脱西方主流理论趋势，通过创造性地介入跨学科实践，来追求新世纪更有效的人文科学真理目标。而此一科学的认识论必要步骤又遭遇到全球化人文学术学科本位主义的职业制度化限制。为了克服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条件限制，即克服代表此趋向的国际人文学术等级化制度的制约（今天这种国际学术等级性制度化运动业已开始侵入国内，并为一味追求职业化竟争成效的学术教育机构所积极迎合，其效果是培养出一代代世界人文学术界的“二等公民”）。我们中国学者或许因具有西方学者不具备的“致良知”精神传统“基因”，反而有条件采取不同于世界人文学术市场化倾向的独立治学立场。然而我们新时期获得人文科学自由探讨机会以来，又陷入另一种与传统精神多方面脱节的时期：极少有人文学者从此伦理学高度（如古代仁学者范型所示）看待自身的学术事业。所谓学术志向无不混杂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而往往还不自知（特别是广大好学青年）。因为，今日商业化时代，功利主义有理，人人争利为先，一切伦理性学术话语本身都被当成了功利主义操弄的材料或工具。而当此种独立治学精神又在“智维上”距离符号学相差好几个认识论层阶时，如何贯彻“新方法”（智）和“旧精神”（仁）之间的有机性结合呢？所欠缺的竟然首先是学者人生观的态度革新（勇）。这就是中国人文学术理论家们所须面对的“智仁勇”三达德之现代化表述。我们能够摆脱职场功利主义环境的主客观压力思考这样的抽象性问题吗？如果不能，其结果是，我们的人文理论实践将不可能有切实的进展。

海外新儒家几十年来不知道，仁学“智仁勇”三达德，今日岂能抱残守缺地以某种“避难返古”方式获得？从熊十力开始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领袖们不能体会仁学真精神，而是“真诚地”（这比当代一些人士“虚伪地”当然要好得多）停留在“自感自慰”的被动心理境界上（现代国学家们的最大缺欠是：只感动，不行动；只敢往后看历史，不敢向前看现实。所以我称他们为“逃古避实以自慰”者），简单化地泥古自安，并一心寄生于“学术思想自治保护区”内。结果，号称矢志传承中华士精神理想者，却给后人做出了实际上有违“三达德”的不良示范。在面对强大西方学术思想理论的压力前，在三达德要求上全面地退缩不前，其失“勇”与“智”尚在其次，其最大的副作用是为人文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色厉内荏的弱者之道：利用最小个人代价求得“虚假的”伦理精神自慰方式。其后此种伪学术民族主义进而在西方学术世界开辟了另一条精神自欺之路：不在本土求学术思想理论的真实提升，而在国外边缘学科领域内依据中国历史学术材料得独有性以轻率寄生（指其以此作为中华思想现代化最高楷模的自我宣传而言，当然不是就其积极贡献于西方学术世界内少数族裔教养学而言）。其学术“创新性”要点是：只要将中国学术搬到西方地区并用西方语言讨论，即被视作相中华文明和学术传统之“吾道西矣”！这样，他们就比熊十力、牟宗三一代又增加了一道色厉内荏之术：用西方学界“低的”来有效取代中国学界之“高的”。然后他们煞有介事地硬是敢于把低说成高，把西说成中，他们在全球化时代开始制造一个全面地以伪乱真观念（通过是否会说西方语言，是否有西方学经历，是否有西方任职等全面靠不住的“国际标准”等等）。其结果是：让正待现代化的中国人文科学理论事业从国学和西学两个战场上全面“汉学化”（因为今日国外主持“汉学”者多是“国学”修养不足的受西学教育者〔因此其西学理论部分也必然是二三流的〕，他们就这么容易地一下子就“学兼中西”了）。还有更严重的：这一大套，在全球商业化大潮流中，被普遍看作是世界学术等级结构中的正统代表，并企图引进于正在热衷于“与国际接轨”势头中的中土环境内。

此次南京国际大会的象征性意义，不仅不是要搞崇洋媚外，反而是要象征性地宣示中外学术平等。“平等”是相关于立场、角度、材料、历史、方法、语言、理论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判准。学术平等的意思不是要和洋人比高比低，而是为了“促使”他们重视平等观念有助于学术真理探讨。我们的矛盾处境是：在学术技术上，我们的确必须虚心向西方学者学习（不是为了在中国弘扬西方学术，如洋人和国内西化派所期待的那样，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进学的需要），其次，我们决不能对当前西方人文理论方向亦步亦趋，不能承认其今日已经纳入制度化运作的思想史上诸“权威”的当然性。我们要充分认识其正反两方面的成果。这样的理论层次上的分析判断，必须在中国的（西方学界于此正在趋弱中的）跨学科方法论、认识论和在中国的（西方学界于此无法充分承担的）跨文化理论化的层次上进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当前西方符号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界当然是高度职业化的庞大存在，其运作基于职业制度化的全球化渠道，而此学术制度全球化，对于正有待现代化全面革新的中国人文科学事业，反而成了人文思想理论创新发展的巨大阻力。行政部门当然不理解其中的“奥密”。而中国符号学以及中国人文科学的现代化革新事业，正是要在此学术等级制度全球化大势面前，敢于“走自己的路”。我们一向所说的学术界两大偏向：国粹派和西化派，新世纪以来其实已汇聚为一个统一的潮流：纳入国际学术等级化制度网路！学者们纷纷争取在此全球化等级制度网路内占据一席之地，以求分沾其等级化势力之余泽。当然，不言而喻，此一国际学术势力庞大无比，因为它是全球化时代的商业化大潮流的一部分，有其坚实的物质性基础。它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千千万万奔竞于名利场上的青年学子们。有人会说，我们有自己的儒学精神传统。但是研读、甚至于欣赏孔孟朱王伦理学文本是一事，按其真实精神实践于真实历史环境内又是另一事。实际上，文本欣赏（前述“自感动、自安慰”）反而可成为自我欺骗的手段：以为自己仅熟读《论语》和《传习录》的文本字面就相当于在秉承传统伦理精神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冯友兰（当然不是他一人，而是千千万万人文知识份子都一样，如被当初请进“班子”，必定人人倍感受宠若惊。）《论语》读的熟不熟？不仅是其人行迹，即使是其人学术，除作为思想史资料学外，哪里有什么思想性价值？美国汉学家狄百瑞为其“受勋”就突显了其国际性价值了吗？完全是学术世界内（特别是理论上远未成熟的汉学界内）的范畴学混乱！（今日把学术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相提并论，以使学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声誉交相互养这样的“学术思想机会主义”伎俩，则是当代学界“乡愿辈”的主要策术之一。其要旨是：借伦理批评性的媒体类通俗话语制作，以变相地兜售个人平庸学术产品，即借媒体鼓动性话语之制作以收个人学誉，其现代乡愿性的本质其实即是：趋炎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