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哲学是知识系统的尺度和知识系统构造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是知识之源，就释然了。

但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自“爱智慧”提出以来，哲学作为知识系统的尺度和知识系统构造的方法，核心要义又一直隐匿在哲学家甚至公众的视野之外，千年计的追索，始终难见其踪迹。

文明是知识系统的载体，不同的知识系统对应着不同的文明，这是常识。更重要的是，知识系统的重要差异在于对应知识系统诠释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时，介入视角和概念逻辑框架的方法论存在重大差异，并从而导致其构造的文明呈现体系特征，产生历史承传的差别特征。

古希腊原子和元素假说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相应的概念逻辑系统、古希伯来宗教神性、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古华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整体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及其概念逻辑系统，构造并决定了古希腊学科知识系统和民主、古希伯来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华夏文明天人合一等特征的文明体系，以及各自总体特征鲜明的历史承传。

但是，遗憾的是，数千年来，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代代智者，都给予各知识系统和文明某些特征层面差异的过多关注，尝试之间的比较、交融，甚至诠释其冲突和交融的原因。但是，对知识系统介入的视角和方法论差异及影响，则普遍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其实，就是对于不同知识系统和文明特征的差异而言，其差异度量的尺度、对待其差异的态度、冲突和融合的倾向等等，已不单单是纯粹概念内涵的学术问题，上升为社会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了。

二、知识系统的结构

不同知识系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诠释，决定了对应文明的社会价值趋向、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塑造、制度和法律系统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在知识和文明沿革史中，这些至关重要的文明和社会特征问题，受制于其对应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概念逻辑方法论的初始设定。古华夏、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诸文明的承传和差别，根本在此处。

不了解，甚至忽视了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有史以来一直困惑着包括哲学家在内的智者的问题——文明的传承、冲突、交融、比较和探索，犹如一道无解的难题。就此，无论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其研究介入的视角和概念逻辑框架，都没有上升到相应的知识系统内核，相应的，相关研究的逻辑框架和结论，都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

不同的文明，存在着有差异的社会价值尺度，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这是共识。但是，这些相关共识的根源在哪里，却是一个探索不足的问题。

如果从不同文明对应着的相应知识系统考察，并通过其知识系统相关的介入视角和概念逻辑框架展开相应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相应的概念逻辑框架，演绎和派生了具有其独立特点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并且，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直接决定具有其独立特点的社会价值尺度，并衍生出起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承载于其上的文明的独立特征，由此产生。

由此分析，研究社会价值标准和社会意识形态问题，需要改变以往复杂的研究分析范式，需要关注知识系统的考察介入视角、概念逻辑框架，及其相应知识系统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伦理和社会经济关系。在此视角和框架下，考察、分析、研究前述复杂的问题，会客观和释然许多。

更进一步，审视各个不同的知识系统框架，解析、研究知识系统的内在结构和构成，可以发现，在知识系统结构内部和框架内，核心结构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伦理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三大部分。

再进一步剖析，考察各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的文明沿革史，又可以发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对应的知识部分，是不同的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之间交流最充分的部分，驯化作物和驯化动物相互引种和交流，工具和技术的相互交换和学习，贯穿整个可考的知识系统及其对应的文明沿革史。

社会经济关系，在内部结构上由经济交换关系、经济赋税关系和经济馈赠关系等组成。

在社会经济关系的三个构成上，经济交换关系是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在沿革史中普遍存在，并基本相似的一种关系。考察经济交换关系史，可以发现，经济资源生产、流转、分割和配置循环都以货币为载体，在关系机制上都遵循价格、成本、收益、供给和需求均衡和价格弹性的一般市场法则，所以此关系及其对应知识在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沿革中，该内容交流和学习的成分也很充分，逐利行商，食利而作，为普天下通则。

但是，即使是在以货币为载体、逐利行商和食利而作的原则下，经济资源生产、流转、分割和配置循环中，原材料、工具和人力支配权、所有权存在差别时，其利益的分割和配置权仍然存在差别，并呈现出重商、抑商和所有制的差别。并且，相关的差别因时而变，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的文明间，经济交换关系相似的成分随处可见，但其特点呈现的差异也相伴始终。

社会赋税关系，依靠政权的权利主导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分割和配置能力，构成了社会赋税关系。这是各个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的共性。

但是，考察社会赋税关系的历史沿革和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不同的地缘空间、社会经济关系导向，以及知识系统形成过程中的制度约定，使不同知识系统在存在本质上共性特征的前提下，特点的差异虽代有不同，但总体上一直存在。

经济馈赠关系，是社会人文和社会利他的社会经济关系，除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在沿革史中的约定外（如犹太教中的七年或喜年），都被给予善的认定和鼓励。在历史沿革中，由于社会经济馈赠在社会经济资源分割和配置中占有的比重极小，所以一直不是社会经济关系关注的重点。

在前述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概念逻辑框架下，探讨了不同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之间交融较多和可以相互借鉴的部分，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知识和社会经济关系相关的知识等。这些相关知识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存在共识或某些一致。

三、知识系统和文明差异的核心——社会伦理关系

研究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问题，除了前述的共识、一致及其交融之外，还存在着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其鲜明特征的部分——社会伦理关系。

社会伦理关系包括社会组织关系和社会血缘关系，是社会价值的尺度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决定和影响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关系主体和沿革方向。

在文明演化史中，由于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概念逻辑框架在初始的界定时存在差异（相关差异还影响到了语言和文字的创造和框架逻辑的设定，形成知识系统载体的差别，以及文明表达的差别），同时，受知识系统社会化构造文明结构和机制时地缘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形成社会组织关系和社会血缘关系的初始设定，并以神性或知识系统的整体框架理念表现出来。

与前述的知识系统结构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存在主体或部分交流、交融不同，社会人论关系层面的知识总体保守。纵观文明史的演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由于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华夏在社会人论关系的知识框架上设定的源头不同，相伴产生的对应知识系统中关于人伦关系的知识内容的差异，固化于社会组织关系和社会血缘关系中，形成社会价值的尺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并构成文明的特征。

考察文明史，可以发现，社会伦理关系形成的知识体系和框架，在历史承传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古希腊诸神世系及其商业交换的社会结构框架和对应人伦关系、古希伯来上帝创世的人伦关系、古印度建立于种姓制度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和古华夏基于天人一体的人伦关系，在可考的历史中，其人伦关系的主体框架自初始的设定后，绵延不绝，承传至今，并且，主体间极少交融或变革，甚至某些时段即使或有强制变革，但一段时期后仍会被复原。这一特点，在文明的特征上表现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历史继承性。

四、哲学回归哲学——回归方法论——方法论体系的比较与延伸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哲学”是一个源自于古希腊的概念，原初是指探索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源及其相关关系的尝试、行为、方法——“philosophia”——研究对象的概念和逻辑关系——原因和规则——“逻各斯”，中文被译作“爱智慧”——实质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应形成的知识或知识系统。1

进行不同知识系统框架的比较，可以发现，在知识和知识系统的框架内，虽然知识和知识系统的探索、尝试、行为、方法，不同的知识系统有所不同，但就纯粹方法论来说，方法论体系仍超越了古希腊的地理空间，是所有文明共同特征的范畴，任何独立的知识系统都存在着对应的独立方法论。如古华夏文明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整体视角方法论、古犹太的上帝创世与立约的制度框架设计方法论、古印度基于种姓制度的印度教设计方法论等。因此，借用古希腊的概念，可以派生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宗教哲学等研究领域。

自古希腊先哲泰勒斯界定万物由水构成，以自然现象研究为对象的方法论框架和知识系统开端，演化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使命总体仍在其初始的方法论范畴框架内。至苏格拉底，哲学的使命逐步向社会价值领域延伸，苏格拉底的嫡传弟子柏拉图则在框架上完成了哲学由初始方法论范畴向社会价值系统的转向，于是，理念、正义、政治、自由成了延续至今的哲学范畴。[2]

于是，在哲学和知识系统框架沿革史中，类似于食物的取得及原材料、工具、工艺和产品的关系，仅作为亚里士多德概念意义的物理学存在于其知识系统中，理念、正义、公平、利益随之成为主体。同时，方法论体系也脱离了自然的具象转向了抽象的形而上学。[3]

全球视野考察，古希腊哲学前期或同期，对于相同主题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着古华夏、古希伯来、古印度等不同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并衍生了不同的知识系统框架和内容——华夏整体观的知识系统框架及内容、古犹太上帝神性的知识系统框架及内容、古印度种姓属性的知识系统框架及内容，并相应产生了古华夏文明、古犹太文明和古印度文明。

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古犹太和古印度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框架，核心在于构造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联系，侧重于知识系统中社会伦理关系相关的知识层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则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由神性的创世设定。

对于古华夏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都是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以及天（乾）、地（坤）、山（艮）、泽（兑）、风（巽）、雷（震）、水（坎）、火（离）八大自然约束要素下，由大样本、长时间序列和跨越代计的观察和总结，形成“天人一体”的、整体框架的知识系统，其知识系统在框架和内在结构及内容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衔接，以及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的衔接。

但是，在古希腊知识系统的框架内，由于前述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的原因，方法论框架源自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被构造于诸神世界的范畴内，自然体系和世俗的世界二者原本是分离的。其间，虽然历经阿拉克西曼德至苏格拉底、柏拉图构造与社会伦理及社会价值体系的衔接，但是在知识系统的框架内，二者的契合仍有难度，甚至还由此引发了苏格拉底的悲剧[4]。

苏格拉底悲剧的原因在于，概念和逻辑框架下的理性——逻各斯，难以衔接诸神体系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并且，这不仅仅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诸智者的困惑，也是其后相关领域不得不让位于宗教的原因[5]。甚至于，时至今日，一方面由于初始方法论路径的探求，另一方面由于初始价值体系路径的追索，一直有研究者探寻回归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系统和文明发展史中，介入视角及其对应方法论与知识系统框架及内容的混淆，不但困惑了浸淫其中的智者，而且历史和社会影响深远。

首先，逻各斯和理念是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的知识系统的内容，是需要在既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属性、机制、约束条件下，才能够讨论的问题，而不能够在纯粹的、抽象的概念逻辑演绎下去发挥和设想。否则，对于可在实验室约束条件和现实模拟条件的领域，方法论的应用尚可，如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臆想可被实验修正。但是，进行动态和不同范畴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研究时，原理、理论和“某些原因的知识”，就会出现理论和现实的背离问题，如社会领域范畴多如牛毛的理论流派，全都存在难以进行社会实践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

其次，方法论与知识系统的混淆，导致在研究与实践上发现问题时，难以厘清是介入视角及方法论问题，还是研究对象相关的知识结构及关系问题。在古希腊，成熟的研究范式是微观视角，与之相对应，知识系统的框架是学科和领域模式的结构，在此框架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的关系，是一个亘古存在的问题。

局部和整体的整合，以及微观和宏观的衔接，是一个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知识系统内部结构问题。没有整体之上的视角，以及没有宏观框架下的微观系统，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永远分离的。所以，用隶属于局部知识的内容或理念，试图去诠释整体和宏观层面的问题，而又忽视了其方法论的缺陷，是古希腊一系知识系统框架的无奈。

再次，介入视角及其方法论与知识系统混淆，导致不同知识系统对比、借鉴、交流，甚至冲突时，难以寻找衡量的尺度、衔接的机制和化解冲突的理性手段。

以地中海周边及邻近地区为例，该地区诞生了互有差异的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的知识系统，并衍生了对应的文明体系，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犹太、古腓尼基和古希腊。这些互有鲜明特点的知识系统及其承载的文明，其交融和冲突延续至今，数千年的可考文献，汗牛充栋。

时至今日，如果延续数月，甚至数日，没有地中海周边地区民族或地缘冲突的新闻，好像世界就缺少了色彩。

那么，相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原发的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的知识系统，相互融合了数千年，和平相处与战争、屠杀，为什么都找不到相关问题的结？同时，为什么在地中海周边地区难以寻找到一个不同民族和文明共识的社会伦理及社会价值尺度？数千年来，这一问题似乎无解。

对于相关问题，如果不去探索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的差异，以及相应知识系统框架及内容，并深入到知识系统承载的文明构造及差异，探寻各知识系统内部结构中可以相互借鉴和交融的部分，厘清知识系统内部结构中特点鲜明和独立性较强，甚至极强的部分，尤其是涉及社会伦理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容，前述似乎无解的问题，真的可能无解。

更为重要的是，相关问题的探索延伸至地中海周边之外，类似于地中海周边的问题也存在。尤其是与欧洲全球殖民贸易和工业革命相伴的全球征服，使原承传于地中海周边的历史问题，扩展全球，并以中国和印度为典型案例。

新千年后，以波斯湾周边地区为主体的战略资源——能源争夺，以及宗教性质的全球战略反恐，演化为具有前述性质和诱导全球战略导向的敏感问题。十余年来，也是一个仍无解的问题。

因此，将研究问题的介入视角及方法论与对应的知识系统分开，并深入到知识系统内部结构，解析其沿革史中地缘空间气候物候因素，厘清研究问题的介入视角及方法论与对应知识系统形成的地缘空间要素，及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社会伦理关系，前述无解的问题，或许能够探索出一个确定的解。

在前述的背景下，哲学回归其初始的研究问题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层面，厘清其与知识系统之间关系，不但是历史诠释的问题，而且还是极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五、方法论发展取向

前述研究表明，不同的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的知识系统间，在知识结构内部存在着高度相容、部分相容和特点鲜明等组成部分。

相比较而言，高度相容类似于机械的通用部件，几乎可以相互通用，如人与自然关系积累形成的农业和矿产利用的知识，相互学习和借用，自古至今绵延不绝。

经济资源生产、流转、分割和配置循环，以及货币金融关系，纯粹从现象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介入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体框架和结构，可以发现，实现形式、载体和机制，虽然仅就自身就代有不同，但各系统的内在鲜明特点仍具有历史承传性，表明该部分内容研究和相互借鉴、利用，需要在厘清前述框架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脉络下进行，否则，主观主导的移植性尝试，结果和原移植样本会存在较大差异，如美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简单移植，时至今日，能言成功者寥寥，而能够断定其失败者不乏其例。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学术史上，由于前述相关的区分、厘清、解析不到位，致使相关研究成果的历史和现实解释能力，要么不具有完整性，要么不具有预测性，或者仅仅具有假定条件下概念逻辑演绎价值，而不具有社会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根基，同时也是各方法论和对应知识系统框架中最特点鲜明的部分。考察知识系统及其对应文明沿革史，可以发现，影响至今的古华夏、古犹太、古印度和古希腊虽历经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的洗礼，社会伦理关系的整体框架和脉络，都十分鲜明的承传至今，甚至部分时段受到外部或内部压力曾有的修正，也会在其后的延续中被修复。

社会人论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必须介入其研究视角及方法论，深入到其知识系统内部结构、形态、机制中去，并同时关注到其演化发展的约束条件和要素，而不能仅仅从格言式的比较、阐发或编辑层面，去做相关的研究。否则，虽以千年计的相关研究，代价旷世，但相关问题的解释和解析，仍处在困惑中。

当前世界，在现代交通通讯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球成为村，不同的研究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的知识系统，及其承载的文明，从来没有像现代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交流和碰撞。与此同时，前述的历史承传的问题，随之变得更为突出，研究问题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比较、交流或冲突，已演化为其承载的文明之间的比较、交流和冲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亨廷顿研究阐发[6]，新千年后经大国利用成为了诱导全球战略导向问题，影响着全球整体的稳定和格局，影响着世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相关问题如何梳理、比较、判断，寻找出诠释和化解纠结的办法和途径，由于面对的对象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单一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框架，及其对应的文明问题。因此，面对当前复杂局面，不但原承传至今的、限定于单一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知识系统框架的分析演绎难以找到需要的钥匙，而且其跨越单一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知识系统框架下的理念、格言和观点的编辑与组合，也难以切入问题的症结，学术史发展历程和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在前述分析的框架和逻辑演绎中，可以发现，如果将介入视角及方法论与对应知识系统分离开来，解析其结构、机制、功能、约束条件，衔接其历史发展逻辑和过程，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原研究范式的不足。

这样，就需要哲学回归哲学方法论层面，回归前苏格拉底时代。

六、全球知识系统整体框架应该如何整合

在可考的历史中，知识系统都是在其介入视角及方法论的约束下，并通过其承载的文明承传演化和发展的，知识系统间的交流和融合限定在前述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经济领域，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是，在当前世界成为村，经济资源分割和配置全球化、货币金融关系和投资全球化、地缘政治传导全球化的格局下，原有的单一介入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知识系统框架，在涉及多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框架的问题时，方法论和知识结构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并且，相关问题的诠释和策略针对性也越来越困难。

因此，探索和整合承传久远的多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知识系统框架的方法，不但是分析和诠释当前世界复杂关系和联系的途径，而且也是寻求较柔和的处理当前世界复杂问题工具及手段的有效途径。

就操作而言，其整合方法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选择一种可扩展的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框架，扩展至其他的类型，在厘清其他类型知识系统内部结构和机制的同时，解析其知识系统可以衔接的部分和需要保存其鲜明特征部分，避免出现相应的整合引发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冲突，以及传导形成的文明层面的冲突和动荡，规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机制。其二，创造一种全新的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并整合多种承传久远的视角及方法论和知识系统框架。从现实和历史逻辑分析，比较两种可能，选择前者。

在当前世界承传久远、影响最大的古华夏、古希腊、古犹太和古印度四大主体知识系统和文明中，古犹太和古印度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及知识系统框架的部分，具有封闭性，这是其宗教神性使然。古希腊知识系统介入视角和知识系统框架具有开放性，但是其微观视角下知识框架的整合，自其雏形确立后就一直没有实现。

因此，可选择的途径只剩下了整体观视角及方法论和对应的知识系统框架。在知识系统沿革及其承载文明的发展史中，其知识系统框架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和自然约束（四种固定要素：天、地、山、泽，四种变动要素：风、火、雷、水），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化知识系统的整体视角。在这一视角框架下，一方面人与知识系统是一种互动的机制，另一方面在知识系统内在结构、机制和约束条件演化中，人在其中或在场，并且同时决定了知识系统框架的整体性和开放性。

在此情况下，重要的问题在于其可行性，以及如何实现的技术问题。

对于古犹太体系（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知识系统而言，在其知识系统创立之初，干旱、贫瘠和绿洲农业与游牧的地缘气候、物候，形成的稀缺的资源产出，促使古犹太先民在知识系统介入视角上，不得不选择神行设定的知识系统介入视角，从而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将知识系统赋予神性。

就此而言，只要将古犹太地缘的气候、物候及知识系统介入视角的目的和约束条件，引入整体视角的知识系统，在前述知识系统结构类型划分及内在机制下，寻找其方法论整合的途径。

对于古印度的知识系统而言，厘清古印度知识系统介入视角的初始路径和约束条件——异族征服和种姓制度[7]，纳入整体视角知识系统，并解析古印度知识系统构造机制、内在结构、约束条件和演化路径，探寻其方法论整合的途径。

对于古希腊知识系统而言，弥补其知识系统介入视角的抽象和形而上的方法论缺陷，同时，在整体的视角及方法论框架下，探寻其学科和领域范畴的知识系统结构间的接点，探寻其方法论整合的途径。

从知识系统介入的视角、框架和构造机制考察，以上解析在方法论范畴和逻辑关系上，是可行的，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古华夏一系的知识系统缺失部分的修复，及其相关方法论整合的具体问题。 

作者：刘涛  中银国际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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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哲学”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 “智慧”是指宇宙自然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

[2]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理想和悲剧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恢复了对理性的信仰；二是突出了对认知主体的人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归纳寻求（概念）普遍的定义；二是把认识论与伦理学融为一体，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命题和“善的目的论”。

[3] 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具象的自然现象或问题研究，才重新回归，并派生出其后丰富多彩的自然学科领域。

[4] 苏格拉底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政府奉行的诸神规则有差异，导致政府最终判决苏格拉底死刑。

[5] 此后，即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欧美世界的社会价值系统的主体，仍是宗教，而不是科学。一定意义上，科学被严格限定在自然界的领域，社会科学的研究现定于学术和社会治理技术、技巧研究的范畴，不干涉宗教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作用。

[6] 、参阅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新华出版社，2002年1月版。

[7] 雅利安游牧民族入侵印度大陆，征服原住民，为保证雅利安民族胜利者的优越地位和权力，创立基于种姓制度的知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