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代性呈现多重图景，但风险与信任却是现代性的本质面相。风险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复杂性，但信任却通过简化复杂性而保持社会生活的持久性与结构平衡。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景象是相互冲突还是融合共生？信任危机如何导致风险的再生产？本文认为风险与信任相互编织而同构了现代性图景的双重维度，信任危机实质是现代性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超越文化与制度二元进路而在风险社会里实现信任重建。   

一 风险社会：“现代文明的火山口”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由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后经吉登斯、拉什等人进一步阐释与扩展，现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诊断理论。理解风险社会内涵的前提是厘清“风险”概念及其特征。“risk”的希腊词源为riza，具有“根”（确定性）和“悬崖”（不稳定性）的双重含义。[①]在意大利语中演变为risco或rischio，一方面指个体所将经受的客观实在的危险(danger)，另一方面指所进行的冒险活动（venture）,而冒险意味着机遇与危险并存。现代英语词risk出现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发端早期，表示航海、探险等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危险，特别是指探险者进入他以前所未知的水域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形。随着保险、投资、借贷等业务兴起，风险被用来描述未来时段内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和可能遭受的损失，拓展到政治、经济与生态等多元领域中而成为普遍性的认知视域与社会事实。风险有如下特征：不确定性，指因风险的流变性与复杂性主体难以对客观事件的后果做出较精确预测。属人性，即只有对人造成危害的危险才能称之为风险，对不同主体而言风险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危险后果。二重性，指风险既可能导致重大的威胁与损失，也是对未来时空的拓殖。扩散性，即风险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扩散开来，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风险扩散具有“蝴蝶效应”的特征，金融危机、核战争与生态危机等问题已将人类带入命运的共同体之中，我们实质上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之中。

风险社会的图景是现代性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制度的自反性造成了风险社会的来临。在前现代与早期现代性，风险与威胁主要来自饥饿病痛、生老病死等。在这样一个短缺经济的时代，人们的日常心理是“我饿了”，形成了以物质与权利分配为导向的财富分配逻辑。但现代性图景所展示的不仅是启蒙运动所吁求的理性、民主与进步，而且也逐步生成了风险社会的景象。诸如环境污染、能源枯竭、国际冲突、金融危机与精神异化等风险问题不断凸显并逐渐生成为现时代的生存境遇，人们的心理范式已转变为“我害怕”。特别是世界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并不能保障其免受风险的威胁，核能危机、生态污染和技术异化的风险使得任何人几乎都回到了平等状态，“风险分配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渐取代“财富和权利分配的逻辑”。[②]生活在现代性之中即“生活在现代文明的火山口”[③]，意味着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风险所渗透或统摄，作为现代性负效应的风险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头顶而随时可能带来毁灭性灾难。但风险社会的来临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或者承认它，它总是人之生存的历史际遇与时代命运。不仅个体的存在方式已深刻转变为风险生存，对社会整体而言，风险已在给时代命名，深刻地嵌入到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之中，平稳的线性发展受到了来自各种风险的冲击，不确定性、偶然性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反思(reflection)与自反(self-refutation)是风险社会的结构特征反思，二者的相互编织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风险社会的反思性涵义有二：一是指风险社会的主题化和焦点化离不开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即当启蒙走上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困境之际，唯有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才能认识到现代性的负效应和风险社会的来临。二是指风险社会并不能抛弃知识理性或反理性，“反思”彰显了理性的力量，即通过理性运用知识、规则与秩序进行精确的筹划而给予社会生活确定性的承诺，知识理性的发达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总体而言成正比例增长。但反思与批判不是在任何历史境遇中都能导向风险社会的来临，只有当理性的反思与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ity）运动结合之际才是风险社会的真正到来。自反是指现代性在基本完成了工业现代化的目的之际出现了诸多意外灾变与风险后果，它们是对工业现代性的自我抗拒、自我反驳与自我批判，表征了现代性副效应与负面后果，而其本身却是现代性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自反性是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和内在机理，其潜在的副作用模式终会以风险社会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诊断与疗救现代性困境必须回返到理性自身，重审现代性的来时之路，但它也必须依赖反思的力量在理性范围内重新规范理性。

反思与批判风险社会的目的不是要逃避它，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认同与接受风险社会的到来这一时代命运。但悲观主义的宿命论消解了人之行动的勇气与生存的希望；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也证明了技术理性至上的单边行动策略不仅不能实现风险治理与社会安全，反而在徒增交易成本之际也使人类陷入更复杂的风险境地。合理认识与应对风险必须探寻新的规范机制，而信任恰恰具备这一功能。

二  信任社会：“简化社会复杂性”

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当信任变成社会理论与政治讨论的中心范畴时，也恰恰表明我们正丢失信任，因为当信任的话题被人们随意谈论时，信任的概念或许已经模糊不清。因此厘清内涵丰富而层次多样的“信任(Trust)”范畴尤其必要：首先，在心理学上信任表达了对未来积极期望的心理状态。信任委托者（trustor）将自身对不确定的忧虑与期待转移给信任受托者（trustee），即通过寄予他人或系统以信心而回避与规制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虽然未来是不确定性与不可控制，但显现信任正是主动地参与到对未来的博弈中，表现得未来的风险是相对确定的和可控的。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是一种利益博弈与生活策略，信任的最一般定义甚至可概括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④]相反，不信任是与信任相反的赌博。它以怀疑的方式表达着主体悬而未决的心理状态。其次，信任是是一种自然态度形式和存在方式。它通过规则、角色与惯例综合作用而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础。[⑤]其中，规则是信任的基础，它将社会复杂性还原到契约层次，进而使现代风险社会最为重要的稳定机制——制度信任得以可能。角色的功能在于使人们根据任务与专业而非个性来进行角色协商与沟通，角色期望是新手对专家的信任基础。惯例以传统、习俗与象征的方式为风险社会中人之生存提供了“本体性安全”，对熟知环境的泰然自若使惯例亦成为信任之基石。第三，“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⑥]。信任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交易的经济成本，简化交易程序和提高经济效率，亦能成为缓和政治冲突的润滑剂，发挥提高政治治理水平的润滑剂功能。没有信任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会陷入风险恐惧的形而上学。风险社会里“行动的可能性随着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⑦]，个体行动的勇气、生活的常态化与社会结构的稳定都离不开信任机制。第四，信任表达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任何持久的社会关系的都离不开信任，“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在远比通常了解得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仰之上。”[⑧]无论传统社会以血缘和亲缘为特征的私人信任，还是现代社会以符号和系统为标志的普遍信任，信任都是维护社会认同与结构稳定的纽带，信任匮乏或不信任泛滥只会导致社会愈加陷入风险丛生的境地。

信任社会表征了总体上信任度较高的社会状态，它是社会理性化进程所必然产生的现代性图景。传统社会并不匮乏信任，但它是以惯例、习俗和血亲为纽带编织而成的情感性的私人信任，信任的对象仅限于熟知的群体与神化的精神偶像。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与风险社会的来临，私人信任不足以担负起社会团结与规范的功能，普遍信任的建立重构出新的社会信任机制。克劳斯·奥弗归纳了普遍信任的三个特征：匿名性，即信任委托者不能任意选择信任受托者，被抽象化的受托者以隐匿和不具名的方式参与信任活动，它甚至可能仅仅只是符号或标志，如被我们极度信任的货币。非经验性，即信任委托者跳出了私人关系的亲密性，抽离了既往经验与传统而直接寄予受托者以信心与期待，双方依据规制与制度来确定责任与义务。不在场性，即与面对面的、在场的私人信任不同，普遍信任通常以不在场的、缺席的方式参与信任交往。

现代性的展开实质是社会生活的不断理性化，而伴随着理性分延与疏异的是工具理性的越位与价值理性的失位，结果是社会生活从惯常的、熟知的情境中“脱域（disembedding）”，转变到不在场的、抽象化的情境。脱域社会的持存必须用抽象的理性体系进行“再嵌入（re-embedding）”，再嵌入的核心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象征标志以货币、符号和语言为载体，无论我们是否认识或了解它，它都是个体生存与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在简化交易成本之际也使主体在在场或缺席的状态下都能进行信任委托。专家系统既指用人类专家思维来解决风险问题的计算程式，也包括科学专家、知识分子、官僚阶层与公共机构等社会集合体，还指各种社会运行所必须的社会机制与制度系统。社会风险的复杂性与个体理智的有限性使得我们必须信任专家，对专家与专家系统的信任是在时空延伸情境下能力拓展的必需。因此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二者既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又是应对风险社会的信任支柱。“所有的脱域机制（包括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都必须依赖于信任，因此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互联系。”[⑨]

       现代性的理性化逻辑不是要排斥与否定信任，相反信任弥补与延展了理性的功能。信任也绝非盲目和非理性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风险与安全博弈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对个体而言，信任寄予了行动的勇气，使其冒着不确定性的风险积极地参与到生活实践中。正如卢曼所指出的，行动的可能性随着信任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同时，信任不仅对它的给予者，而且对它的接受者都有积极的后果，由此形成一种社会良性循环：“信任促进信任。当信任和实现信任的惯例变成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双方都遵守的标准规则时，它产生了信任的文化。”[⑩]对共同体而言，信任的功能至关重要：信任激发社会性并导向能动地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合作，有利于构建丰富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渠道，扩展互动范围以及重建正被消解的亲密关系。信任认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鼓励对陌生人的接受与承认，宽容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差异，信任也能消解团体内的敌意立场与冲突氛围而导向相互承认的政治文化。信任的定向意识能将个体与共同体（家庭、行会、民族与国家）有机联结，构造互利互助、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共同体精神。当信任文化出现时，交易成本被显著降低而社会合作与团结的机会则显著提高。[11]从私人信任转向普遍信任，不仅是信任功能之运用领域的扩展，也是从经验理性向知识理性、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拓展，反映了现代性的理性化形式的分化与嬗变。 

三 信任危机：风险的再生产

虽然信任的目的是重建确定性以规避风险，但信任始终与风险相互编织:（1）从主体性而言，风险与信任都属于行动论而非命定论范畴。风险因主体的选择、决定与行动而生，只有对主体利益构成威胁或伤害的危险才能称之为风险，与主体无关的威胁则称之为危险。危险具有客观实在性，不因主体偏好而转移。信任亦有选择性，委托者对受托者的认知与评估影响着信任的方式与程度。信誉度较高者更易被寄予信任，尽管他可能出现能力不及甚或背叛信任的风险。(2)从对象上而言，信任与风险都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可用概率性表达的可能性范畴，其风险都可能造成不受欢迎的损失与危害。“显现信任的目的正是针对风险问题的解决办法。”[12](3)从表达上而言，寄予信任是对他人或系统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的博弈，看似悬置风险而后采取行动，实则是生产风险的冒险行为。(4)从构成上而言，信任属于因变量函数，受信任场景之构成与信任功能之运用等自变量函数所影响，自变量函数的流变性与复杂性极易造成信任失灵与滋生意外风险后果。科莱曼就指出：“涉及信任的情景组成那些包含风险的情景的一个子集。在此情景中个体所承受的风险取决于其他行动者的表现。”[13]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信任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团结纽带与稳定机制，缺乏信任的现代性图景终要破碎，那为何信任又如此脆弱？首先，信任是道德概念。[14]信任的基础正在于每一个人都是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行为者，而一旦道德基础解体和道德信念缺失，信任危机也就成为时代危机。强调信任的道德性也即主张信任是道德的而不信任则是不道德的，信任委托者通过可信性表达对他人与系统的善意与认同，承担起对受托者的道德品质的预期。但问题是，如果受托者是他人，委托者对他的道德品质仅凭经验、回忆甚或猜测，信任背叛的发生将导致不信任与信任排斥盛行。如果受托者是专家系统或公共机构，委托者更无从考量其道德品性。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异化路径导致专家道德面临堕落的风险，与利益集团勾兑的专家假以公众之名而滥用信任以谋私利，专家的声誉为权力所驱使，责任被利益所绑架，陷入韦伯所悲叹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道德荒原。其次，普遍信任机制的自反性。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具有抽象化与单向度的特性，它们发挥了简化复杂性、社会团结与秩序构建的功能，但“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在构建确定性之际也再生产风险：抽象性的信任机制消解了多样化的信任环境，主体的经验、情感与价值都被抽离而唯有符号与系统才具可信性，但符号与系统的紊乱与失控将滋生次生性风险，特别是专家系统的信任背叛将导致全社会的信任崩溃。单向度的信任机制奉行工具理性的单边行动策略，忽略与公众的信息沟通与信任互动。面对风险突发事件专家系统凸显话语霸权而无视公众的利益诉求，普遍信任的公共基础被日益侵蚀，公信力的衰退必然导致信任机制的失效与风险的再造。

信任危机成为现代性问题，并非前现代社会匮乏成熟的信任机制和不会发生信任失效或信任背叛，而是指现代社会图景中社会信任度发生了快速下降。细究起来，信任危机表现为社会生活的风险化，根源于现代性的资本化，实质是现代性悖论的特殊形态。现代性图景扩张的重要结果是人被置入个体化悖论的信任困境中：一方面愈是现代化就愈加个体化，能动主体的凸显不仅使个体摆脱对封建君权与宗教神权的依附，而且亲密的家庭关系和隐私的人际交往亦不断分化与流散，私人信任与人格信任形式的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机制。另一方面愈是个体化也愈加社会化，个体在走出传统关系制约之际却不断陷入现代社会抽象体系的束缚之中，货币、符号与专家系统构成个体行动的前提与背景。个体的自治领域不断萎缩而日益依赖普遍信任机制，甚至连身体这一属于自我的最后地盘也被迫交付给专家系统治理。但在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资本向度的双重驱动下普遍信任机制的可信性却日益衰落，专家系统被私人利益（个体私利与团体私利）所绑架与胁迫而不断做出自私地滥用或背叛信任的行为。信任危机的凸显是现代性自反性运动的负面后果与制度效应，只要理性的分裂与误用还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基本路径，信任与风险就始终是现代性并存的双重景象。  

四 信任重建：制度优先还是文化优先？

风险社会的信任重建存在着两种进路之争：制度优先还是文化优先。理解二者分歧的前提是区分风险问题上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

在实在论立场看来，实体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内心感知或者经验判断，相反，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却建立在实体的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因而风险不因主体是否意识到或认识了它，无论是否进入我们的认知视界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风险亦具有自身属性与本质特征，知识理性并不能准确认知与预测风险。实在论风险观深刻地影响了以贝克、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学家。他们认为风险的客观实在性使得风险社会的来临已成为当下真实的时代境遇，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监控与战争工业化为向度的四重制度性维度构造了现代社会秩序，但制度的乏力与自反亦造成风险重重，信任危机正是现代性制度的危机。制度立场上理解信任危机又有两种模式：一是政治制度论，即认为民主制度远比独裁制度更适合与培育社会信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的信任才是一种理性的博弈。在极权体制下过度信任他人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而当政府一手遮天时，人们只能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他们才能信任陌生人。”[15]但该理论既不能说明同一制度环境下不同阶层或群体的信任差异问题，也不能解释政治制度相异的国家社会信任度相反的历史事实。二是福利制度论，即通过完善福利保障体系以提高公众社会安全感与认同度，进而构建普遍信任制度。在健全的法制环境与完善的福利体系下社会信任背叛的代价极高，基于理性选择的考量多数公众会采取信任政府并积极与之合作。但问题在于，对于成熟的现代社会而言，社会信任不是可以再分配的公共产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团结机制，国家渐渐走向“守夜人”的服务型角色。作为专家系统的政府干预不仅会徒增交易成本，而且其自身的政治更迭与可能丑闻会危及到整体的社会可信度。

从建构论立场来看，主体及其认知与实践是实体存在基础，实体是不同社会角色、利益集团与科学共同体互动与协商的结果。激进的建构主义甚至认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制度与实践构造而成。道德拉斯、拉什等从建构主义出发认为风险概念是假设性、比喻性的，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主体对社会事实进行反思性实践的结果。在当代社会风险既没增多也没加剧，只不过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了，现在应该是告别风险社会走向风险文化的时代。信任文化是风险文化的核心，风险认知与治理的关键是信任重建。但信任本身既非可被计算与分配的公共品，制度重建的困境已然显现；信任也不只是心理预期，信任背叛已证明心理预期的不可靠性。包括福山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信任社会的基础在于信任文化，信任文化是被所有成员共享的能代表其社会本质的丰富资源，是社会成员群体互动与集体经验积累而成，包含了规范与价值在内的文化系统。信任文化不仅仅只注重规定信任而忽视信任的背叛，否则就是天真的信任文化，具有高度的功能失调的后果。信任与不信任都是信任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旦信任或不信任植根于文化和规范系统之中，它们就获得了它们自身的功能和功能失调。信任文化常常激励合作与参与。不信任文化是典型的功能失调：它阻止合作并破坏参与。”16什托姆普卡专门探讨了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认为文化进路的信任重建的首要任务是形成规范性的文化范围，这主要有五个关键要素：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社会组织的透明度、行动环境的熟悉性、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但这五种环境要素还需要与主体积极乐观的人格特征和健康的社会情绪相结合才能使信任文化从可能变为现实。

无论文化还是制度进路的信任重建均有自身的限度，并不能完整呈现信任的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风险社会的信任危机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理性的危机导致信任风险的问题化与主题化。理性危机自启蒙以降就与现代性如影随形，表现为工具理性的越位与价值理性的失位，结果是科学世界与观念世界给现代社会量体裁衣而遗忘了其意义之源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的危机与殖民化导致货币、符号、权力与专家系统宰制了现代社会，亲密关系、情感价值与生存意义等均被有意遗漏，抽象化、工具性与单向度的信任机制不断妄断与独大。但专家系统的信任背叛导致信任危机，唯有重建理性才能实现信任再造。理性重建的核心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沟通与互动，而方法则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引入交往理性，在保证交往行为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的前提下实现理性的合理化，进而实现人的生活世界和社会的合理化。因此，现代性的展开与其说是通过理性化来建构确定性的过程，不如说是风险社会与信任社会相互编织的过程。风险与信任是社会生活合理化的本质特征，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双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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