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它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本土化概念，虽然费孝通并没有给予差序格局一个清晰的概念，但它仍是对我国社会关系具有强大概括力与解释力的为数极少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这样表述差序格局概念：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
“一圈圈水的波纹”是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一种譬喻式界定。杨善华（1999）认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十分契合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但是诸多学者包括费先生本人在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并没有继续对这一概念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探讨，而且自费先生之后虽然诸多学者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时常常会引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但由于分析角度的差异及学者个人对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在使用时常常出现内涵不清的现象。”[2]有意思的是，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却被翟学伟（2009）视作颇为可取，“差序格局的问题似乎出在它自身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因此后人在理解和解释上多少会见仁见智。但依我之见，这些批评本身也有被批评的余地,那就是其中所隐含着的逻辑实证科学的立场。而差序格局没落入这一立场，非但不应看成遗憾，反而算是一种侥幸。”[3]我们看到，无论是概念的模糊性还是概念的弹性，都导致以后学者研究、使用差序格局概念上的多元性，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与差序格局相关的研究。
对于差序格局这一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经典理想类型，国内学者对其特征通常作如下归纳：（1）公私不分。在以己为中心的波纹状社会关系中，站在任何一个圈子里，向内看是公，向外看是私。（2）群己不分。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群己的界线不清不楚，群不过是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4]。（3）特殊主义。遵循的原则有远近亲疏之别，因此一切普遍的标准不发生作用，视对象与己的关系加以确定。（4）自我主义。这是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5）伦理型交往。即社会交往中注重人情、重关系、重圈子等。
二、国内差序格局研究的几个维度
（一）资源配置的维度
有学者认为，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的关系和地缘的关系之所以能占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在于,社会中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资源正是按照这两个基础,特别是血缘的基础来进行分配的。”[5]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待差序格局，即是将差序格局视为“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格局”。通常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因此该维度认为应重视一个新的视角，即社会中稀缺资源的配置制度对人际关系形成的作用。这一维度提出社会关系中差序格局的形成还与稀缺资源的分配有关，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差序格局的新视角。人们视各种资源为利益，某物之所以被视为资源，往往在于其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为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而在各种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或利益中，经济利益或物质资源无疑最为根本，因此它们是社会关系形成与维系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认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取代了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的变化导致原有差序格局的变化，其中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个人关系的交织,构成了建国后社会关系的主要轮廓。
这样，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出发，该维度分析了新资源分配机制下的新社会关系。分析逻辑很清晰，即因为“差序格局”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而建国后稀缺资源配置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制度。于是，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交织构成了再分配体制下（新）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
这一维度的分析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关系很有帮助。资源实际上即是利益，利益分配方面的新规则的确必然导致与之相关的那部分社会关系也发生转变，犹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我们似乎应追问：除利益因素影响下的原子主义、庇护主义关系之外，儒家伦理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主张是否过时？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两者相关的社会关系之外，是否存在更深层、更稳定的社会关系协调原则？
（二）综合的维度
有学者认为，除儒家伦理之外，构成中国社会关系的应该包含其它两个同样重要的要素，即情感与利益。“利益是指各种现实、世俗、功利上的‘好处’，包括权力、地位、金钱、物质等种种有形无形、被生活中的人们称作是‘实惠’的东西”[6]。“情感是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复杂但又持续稳定的内在心理体验”，如爱情、亲情、友情、仇恨、嫌恶等。上述资源配置的维度主要强调经济体制转换后利益分配渠道的改变影响到社会关系的变迁，着眼于社会关系形成的组织、制度层面，综合的分析维度则将视角移至更为全面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可见，这一维度主要分析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书中也提出了相近的观点，认为只有“利、权、情”三种关系同时起作用时，彼此的合作才成为可能，并形成“内合作体系”[7]。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模式接近。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农村经济活动更趋活跃，逐渐形成一种“拟似家族”的社会关系，属于“外合作体系”。无论采取“伦理、情感、利益”的分析视角还是使用“利、权、情”的分析维度，都属于一种比较全面的综合性分析。综合的分析维度实际上触及到存在两个层面的差序格局这一问题，因为他们发现儒家伦理与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差序格局不是一回事：“不过，根据我们的理解，儒家伦理中的差序自是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而本文所说‘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则是研究者从实际观察中得来的一种社会事实。从社会建构的原则到社会结构的事实，之间的逻辑过程难道就这么直截简单?换而言之，难道仅仅只是伦理本身，就决定了关系的差序?”[8]
这种质疑实际上表明，儒家伦理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与社会的差序格局可能不是一回事，一个属于文化层面，另一个属于现实层面。义理的差序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否则，在解释的层次上犯了用“大传统”解释“小传统”的毛病。综合的分析维度认为大传统不能直接用来解释小传统，由此提出情感与利益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
（三）社会变迁的维度
国内更多的学者实际上在社会变迁维度上研究转型期差序格局的新内涵。杨善华（1999）认为，80、90年代我国农村社会中姻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与利益进入差序格局，从而使得差序格局的范围扩大。王思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中的亲属关系会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其紧密程度将会减弱。农村中亲族性社会关系呈现弱化趋势。郭于华提出“亲缘关系”概念，指出亲缘与宗族相比有着更大的覆盖面，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亲缘关系是相互间形成信任的基础，也是获得各种资源的主渠道。有些学者指出姻缘关系与拟亲缘关系进入差序格局。拟亲缘关系如拜把子、认干亲，是将非亲缘人际关系转化为亲缘人际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亲密化现象。也有学者在研究进城民工的社会网络之后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团体格局也逐渐进入了差序格局。
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谈及差序格局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但其中有些研究似乎倾向于将差序格局与利益获得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在社会中建立拟似血缘关系、拟亲缘关系的目的是什么？恐怕除了情感的自然表露之外，建立利益共同体（圈子或小团体）是重要动机之一。将姻亲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等做利益化的解释，反映了当今社会强烈的趋利化特征。
（四）纵向或等级的维度
阎云翔（2004）指出中国文化中包含等级观念，并认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应该是一个立体结构, 既具有横向的 “差”，也具有纵向的等级化的“序”。以往学者的研究只注意了横向的“差”，对同样重要的纵向、等级化的“序”关注不够，这应该属于“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阎云翔认为，费孝通先生心目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立体多维结构,纵向的等级差别至少与横向的远近亲疏同等重要。“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实现的。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并对中国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9]阎云翔强调差序格局中的“序”，认为“序”指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尊卑、等级。由此，他提出差序格局存在两个维度：横向的人际关系与纵向的社会结构。无疑，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关系、结构上都是立体的。我们细读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一文，的确发现他谈及了纵向、等级化的“序”，如“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势力的厚薄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等级的高低。
纵向或等级的分析维度认为，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得以可能的原因之一便是儒家伦理规范。“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来维系尊卑大小的差别,而这种不平衡不对称又经由一系列伦理规范而加以合法化……总之,从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诸方面,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再生产着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并由此形成了我们的传统社会结构——差序格局。”[10]
（五）动态的维度
也有学者强调差序格局概念动态的一面。“我们回过头再来研读差序格局,便可以发现该格局中始终潜伏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它的动态的视角……我认为一旦从差序格局中找到了一种动态性视角与动力理论,我们就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来重新理解差序格局所包含的非二元对立关系、扩张与伸缩、公与私的相对性、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融合以及差序界限的模糊性等问题。”[11]他们认为，首先差序格局概念与中国人际交往的事实相吻合,又同儒家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贯通；其次，差序格局的重点在于反映个体与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宏观与微观、大宇宙与小宇宙、大我与小我之间的一体性或同质性；最后，我们通过差序格局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道德既有内在的一贯性,又有等差性。差序“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但它们之间也都有“仁”的共相。动态的分析维度认为，儒家理想、伦理存在一个需要不断去实现的问题，传统社会实现的途径是察举制与科举制，在现代社会则是高考制与考公务员制。
三、研究维度可能存在的不足
上述不同的研究维度揭示了差序格局概念的不同层面，丰富了差序格局的内涵，对现代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阎云翔指出，国内学者的差序格局或社会关系研究过于迷信“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因为“传统—现代”的视角会倾向于认为由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不同，差序格局的内涵与表现方式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他认为人们容易犯“过于现代主义式的乐观”的毛病。他认为，经济发展自身不会改变差序格局，相反，经济发展还有可能有赖于差序格局。甚至认为，在这个方面,现代化国际化的大上海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中的边远乡村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国内很多类似研究的价值要打上折扣。翟学伟也指出了国内差序格局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些不足。他认为由差序格局概念引发而来的不少研究,大体属于学者们或者借用西方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资源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产生困境时做出的内部调整,或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所做的发挥,而没有依照差序格局本意发展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理论构成。
国内十几年来的差序格局研究，除了存在上述不足外，可能还混淆了“应然—实然”的关系。我国不少近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抱有抗拒心态。也许出于一种救亡压倒启蒙式的急迫心情，导致近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具有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很可能成为一种潜意识，诱使学者们陷入某种分析的误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散文化的写作风格及相关表述可能造成后来者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歧义。“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时，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进形式，把群己的界线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12]一些研究包含着值得商榷的观点，即儒家文化造成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流弊。儒家伦理无疑对传统及现代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它并非造成社会关系中各种流弊的主要原因，不能在儒家文化与社会关系流弊之间画上等号。
本文回顾并梳理了国内学者的差序格局研究，归纳了几个主要的维度，并指出有些研究可能存在的偏差，这种偏差可能使我们对儒家文化某些优秀部分产生误解。到底该如何看待儒家伦理与差序格局的关系，我们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义理之差序”与“私己之差序”的不同，这有待另文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