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长街54号是否故居 拍卖是否违背任公意愿 “梁氏后人”统称是否模糊了两家后代真实关系———

　　现年88岁高龄的梁思礼先生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也是如今唯一健在的梁启超第二代子女。最近，一桩与梁启超有关的拍卖活动让他心里很是烦乱。

　　最终，他选择通过本报发出声明澄清两点：第一，此次由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组织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拍卖及衍生活动，与梁启超直系后人无关；第二，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梁氏档案拍卖，又是如何“伤及”梁启超直系后人？

　　拍卖方北京匡时表示，“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共计950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这批珍贵的档案一直保存在北京南长街54号，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此院居住，所有档案藏品均由梁启勋整理珍藏，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极具文物价值、学术价值。

　　梁启超后人则认为，对方夸大了南长街54号和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并且，这样的拍卖有违梁启超遗愿，梁启超后人对此表示遗憾。

　　■最大宗梁启超档案拍卖

　　9月17日，北京匡时召开“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

　　“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其中287通信札，涵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康有为信札23通等，通信方涉及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人，内容涵括梁启超手书退出进步党通告、声援五四运动电报、讲学社简章、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细节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梁启勋《曼殊室随笔》等十件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现世。

　　此外，拍品中也包括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原件，梁启超自用书桌、拐杖、地毯等相关家具器物等等。此次拍卖总底价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如此大规模的梁启超档案拍卖，马上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梁启超后人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裹挟其中。

　　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女士接到了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打来的电话，对方只是想问问这次拍卖是怎么回事，梁启超后人是否知情。

　　这样的询问逐渐多了起来，梁启超后人不得不重视起来，吴荔明女士说：“原本以为这次拍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人来问，有些虽然没有明说，但听得出潜台词——你们不是把梁启超的遗物都捐献国家了吗，怎么还有这么一批拿去卖钱？”

　　了解到更多的拍卖消息后，梁启超后人认为，他们有必要进行一些澄清。于是，在经过多次会面、讨论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份《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

　　作为梁启超(任公)的直系后代，由于最近不断有各界人士向我们质疑此事，我们特此声明如下：

　　对于此次拍卖活动的策划及其衍生活动我们毫不知情，从媒体报道中才略知一二。梁任公生前曾对家人交待，他离世后，他的遗作都应捐献给国家，不能出卖。作为梁任公的后代，我们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

　　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梁任公自日本回国后便住在天津，曾定居于天津意租界西马路25号(现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6号)，即“饮冰室”所在处，那里才是梁启超的故居。梁任公在北京没有长期住所。他在清华任教时曾住过清华北院教员住宅第二号。他的家庭与梁启勋的家庭也不曾住在一起。

　　声明由梁思礼(梁启超之子)及梁启超第三代直系后人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和吴荔明(梁思庄之女)签名，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6日。

　　■南长街54号成为焦点

　　由于梁启超直系后人的态度，这次规模浩大的、以梁启超为主题的拍卖变得富有争议，除了梁启超“遗作捐献国家”的遗愿之外，梁启超、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的关系成为了争议焦点。

　　南长街54号在此次拍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匡时方面介绍，梁启超及其弟弟梁启勋曾经长期在南长街54号居住，1912年梁启超流亡回国后，开始了在北京的政治活动，梁氏兄弟一起买下位于南长街的四亩地，并营建三进的54号院，在这里打开了人物关系网络，完成了影响中国近百年的大事件。

　　“这处占地四亩的宅院由兄弟二人精心营造，里外三进，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康有为与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宾客。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段时间他频繁来京，‘南长街54号’也格外热闹起来。”

　　“1919年旅欧回来后……梁启超组织社团、着力教育，在更大意义上承担了导师、慈父的角色，梁氏兄弟在‘南长街54号’的聚会更多了。清华讲学期间，他若是进城，便径直住在‘南长街54号’，专心治学并与家人共享天伦成为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主旋律。”

　　■梁启超后人：

　　54号不是梁启超的房子

　　然而，对于南长街54号，梁启超直系后人有不同看法。

　　梁柏有女士和吴荔明女士代表梁启超直系后人表示，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房子，也不是合买的。

　　“梁启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我们叫她‘婆’，料理全家的日常生活，也是经济主管。梁启超不管家务，如果出了钱买房，婆应该知道，她是很精明的一个人，但她对所有的人没有提到过梁启超在南长街买过房子。”

　　“在解放初期，王桂荃因为子女们都在北京，把天津的饮冰室卖了，在西单手帕胡同买了一所房子。梁启超家比较清贫，没什么钱，如果梁启超在南长街有房子的话，王桂荃要到北京来，会住到南长街，何必卖了天津的房子再买手帕胡同的房子呢？”

　　梁柏有女士表示：“梁启超曾在南长街住过，也写过东西，但不等于是他的故居。梁启超在北京有三个临时住处，北海团城、清华大学教员宿舍和南长街54号。梁启超的故居是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他最辉煌的时期住在那里。北京没有梁启超故居，现东城区的梁启超故居也不是他的房子，而是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在梁启超去世以后、在30年代买的房子。”

　　她们认为，拍卖公司夸大了南长街54号的地位。“那些信札、手稿能看出是梁启超的，但有些南长街54号里的器物可能就不好分辨，难道梁启超踩过的地毯，就能说是梁启超的地毯吗？”

　　“我们不是对这次拍卖眼红，也不愿意媒体炒作。当初我们也想顺其自然，算了不管，但对方在宣传中总是笼统地称‘梁氏后人’，于是便有人来质疑我们，询问怎么回事，我们只好站出来声明我们的态度。”

　　梁思礼先生也回忆说：“我儿时住在清华园，父亲也带我去过南长街54号，但要说两个家庭都住在那里，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梁启勋后人：

　　54号是梁启超“行营”

　　孙军是梁启勋的外孙，1957年出生，今年55岁，从小生活在南长街54号。在他的印象中，这座院落很大，房子很高。

　　由于这次拍卖的关系，北京匡时需要拍摄一部关于南长街54号的纪录片，孙军因此十分详细地回忆了从母亲梁思明女士等长辈那里听到的、关于这个院子和梁启超之间的事情。

　　“(这个院子是)1917年盖成的，钱大概是他们兄弟俩一块出的，梁启勋多一点，梁启超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俩差不太多。”

　　梁启勋后人称这个院子为梁启超的“行营”，“他只要到北京来办事或者是到清华来讲学的周末都在这儿住”。“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里曾经非常热闹，非常风光，梁启超一来的时候客人非常多，不得了。马车、汽车从我们家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全在那儿等着。我妈说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孙军认为，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不是临时住处，是相对固定的，因为家里很多东西就是他的东西。他们家在天津，他北京除了这儿没有固定的住处，清华周一到周五，在清华讲学每周六下午到这儿住。”

　　“他1929年去世，这段时间，尤其是晚年，后来住的更多，最后从这儿进了协和医院，两次住院都从这儿走的。”

　　孙军还记得母亲曾说过梁启超的一个习惯：“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就要打两圈麻将，他打麻将谁都不能说话，因为他打麻将的时候在构思要写的东西，他写东西都是晚上写。他也总是输，他不考虑输赢的事。”

　　对于此次拍卖的梁启超在南长街54号使用的家具，孙军表示：“书桌跟饮冰室一样，基本都是一种木头，原来的地毯、沙发，所有的家具跟饮冰室是同时定了两套，一模一样的，特别是沙发，很多家具，橡木家具、柚木家具，是同时做的，很难分清楚他们俩谁是谁的东西。”

　　■南长街54号身世难查

　　关于南长街54号营造经过、产权属性的文字记载很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庭的文化史》一书写道：“1914年11月，梁家买下北京城内南长街的一栋房子，成为启勋的住宅。”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并且与梁启勋后人回忆不符，但即使这种不确切的记载，数量也很少。

　　《梁启超传》作者、文化批评家解玺璋认为，南长街54号可以肯定是梁启勋的房子，对于梁启超来说，那里是他在北京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但还不能说是梁启超的故居。

　　比较详细的营造资料来自于一份梁启勋的自述：“自1911年至1914年我是卖文为业的。1914年下半年在财政部当一个小职。1918年将七年积蓄在南长街买得一块空地……用碎砖下材，筑得瓦房和灰棚等大小四十间。”这份自述并没有提到梁启超，不过，该材料来自于网络，其真实性尚未得到确认。

　　还有一种说法称，梁启勋建房资金不足，梁启超解囊相助，之后梁启勋有意归还，被梁启超拒绝，称“反正我也会去住”。这种说法符合兄弟之间的处事常理，不过，这仍是基于记忆的转述，没有直接证据。

　　对于梁启超之所以没有在北京买房的原因，相关记载倒是比较详细。《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收录梁启超1912年给梁思顺的信中写道：“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打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也。”

　　1912年11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也以最高礼遇接待梁启超。随后的日子，梁启超频繁入京，参与新政府的活动。此时正值俄国扶助外蒙独立并签订《俄蒙条约》，明确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国内一片哗然。政府无所作为，各方力量邀请梁启超入京出谋划策，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冯国璋则一日两至。”

　　可以看到，梁启超本人很想定居北京，但无奈北京应酬事务过多，且政局不稳，而强烈建议梁启超不在北京定居的，正是梁启勋。因此，梁启超在北京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所，南长街54号是临时住所之一，在梁启超的一些书信中，也常可见“南长街”的内容。

　　■两兄弟后人关系疏远

　　梁启超1929年去世，生前与梁启勋关系十分密切。后者仅比梁启超小三岁，一直生活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一生没有梁启超那么轰轰烈烈，不过词学方面在现代学林占有一席之地。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梁启勋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在梁启超结束流亡回国之后，梁启勋随行左右，帮助梁启超打理公私事务。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感叹：“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20年代，梁启超因病住院，生活上更离不开梁启勋的照顾。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也是梁启勋在“南长街54号”帮助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

　　不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并没有在其后人当中得到延续，事实上，梁启超后人同梁启勋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来往，这也是此次梁启勋后人拍卖梁氏档案遗存，而梁启超后人事前毫不知情的原因。

　　关系破裂主要是因为，梁启勋在抗战期间曾出任伪职。

　　梁柏有女士回忆道：“抗战期间，梁思成带领弟弟妹妹，跟梁启勋断绝关系，当时我们正在上中学……”

　　梁启勋的外孙孙军也曾谈到这段历史，不过，在孙军的描述中，梁启勋“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日本的联合准备银行工作期间，搞了很多日本金融商业方面的情报，通过次子梁思睿送往抗战陪都重庆。

　　这段历史导致了两家人的隔绝，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后人对拍卖方在宣传措辞中常用笼统的“梁氏后人”感到不满，希望对方能在措辞上更加严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其子女遵其遗嘱，将他在天津“饮冰室”书斋的全部藏书2831种、41470余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1997年4月，少量梁启超文物又被其子女捐献给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梁思礼回忆，梁启超曾给后人说过，他的东西要捐献给国家。因此，梁启超后人从来没想过梁启超的东西会被拍卖。

　　“现在别人要卖，我们感到遗憾。”梁思礼先生说，“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的态度，希望把历史交待清楚。至于拍卖本身，和我们没有关系，也不想挑起什么争端。我们这次把态度说清楚了，今后不想再说。”

　　1966年，也就是梁启勋辞世之后的第二年，“南长街54号”没能逃过“文革”抄家的厄运，许多珍贵文物、信札、照片、股票焚毁、遗失。1982年，梁启勋后人搬离。

　　如今，不到百年的“南长街54号”难逃被拆迁的命运，昔日官贾盈门的大宅，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门和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