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青衿功名终其生，身后拥有“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洋务先驱、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等无数辉煌头衔的王韬，是身历晚清大变局的局中人，又是跳出局外、睁眼看世界的先知者。在颟顸老大的中华帝国中，在依然陶醉酣睡于孔孟之学的朝野文化精英群体中，他是一个不蹈常规、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人物。然而王韬研究至于今日，似乎已至瓶颈：看似丰富的各门类研究之间缺乏融通，从而影响研究的深入，成果虽多，似难免隔靴搔痒之憾。何故？文献不足是致命点。不足有二：其一，著作大多未经整理点校；其二，早年与晚年文献尤其匮乏。目前王韬著作文本大都未经整理出版、以原始状态分散于海内外各藏书机构、获见不易，因此，编纂《王韬全集》为学界所期待。

　　新近由陈玉兰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韬诗集》，堪称全集编纂的第一步，王韬曾说自己的诗“境遇阅历悉在于是”、“足以见我性情”。晚年详列一生著作三十六种，其实此应是经其删汰、自许可传世者，其他零星著作尚有二十余种未计入，而他生前付梓者仅十二种，迄今为止经过点校整理者也不过十七种。弢园诗词的整理，此属首次。

　　为了最大限度地窥见王韬诗中的“境遇阅历”，还原弢园诗歌的“本来面目”，整理者秉承前辈学者傅斯年所提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精神，穷搜冥讨，从台湾“中研院”和上海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搜集到了王韬诗词的四种稿本，以王韬生前手自编刊的六卷本《蘅华馆诗录》为主体并据以为底本，对四种稿本进行比勘：《畹香仙馆遣愁编诗集》是王韬早年的诗作，是“代表了王韬生命轨迹和思想历程的逻辑起点”；《弢园诗词》乃晚年之作，“就诗而言与《蘅华馆诗录》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和延续性，当为王韬晚年手自删定本，可补增订重刊本之缺”；《弢园集外诗存》载录的是青楼勾曲的赠妓忆旧与忏悔绮游，反映了王韬晚年生活的另一面；《弢园未刻诗稿》因已刊入六卷本，故仅供参校。四种稿本，于六卷《蘅华馆诗录》之外，构成《王韬诗集》的《外编》，弢园老民早年、晚年诗作的缺失由此得以补足，此为整理者的第一大贡献。

　　《王韬诗集》整理的第二个贡献：勾稽弢园老民七十年“阅历境遇”，还原其人其诗的“本来面目”。分四点简述之：

　　1、存目的设置，即校点原则之第一条。

　　《弢园未刻诗稿》全部与《弢园诗词》部分作品，因已纳入《诗录》卷六，故不再重复录出，但为保持两种稿本的原始样态，遂在《外编》中悉依稿本旧序列出诗题，如此，既不妨碍王韬手自删订《诗录》的完整性，又保持删订之初稿本的原生态，王韬删订过程中作品的去取和标准，也可从中揣摩一二。

　　2、存原貌，即校点原则之第二至四条。

　　稿本的存世充分展示了王韬“二节、三改、四仍原本”的过程与痕迹，整理者不以己意擅作改动调整，而是保留稿本原有的编排次序，亦通过校记的说明，保留从诗题、诗小序、夹行注至字句锤炼改动等的动态变化，从中可见作者完整的文学创作过程。

　　3、校记，可视为存“本来面目”的文字说明。

　　校记之撰，最能见出整理者对文献蒐辑与熟稔的功夫、校勘辑佚之眼力、沉潜耐久的细心。以自《申报》辑佚论，校记中每标出某诗词发表于《申报》某年月日，既可为诗歌系年的参照，对考稽诗之本事亦不无帮助，如：《蒙苕溪花月吟庐主人赠诗敬酬一律》，校记即注明“辑自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

　　4、辑佚。

　　王韬诗词的辑佚，依托于全集的编纂，“辑佚的来源主要有日记、笔记、游记、尺牍、小说等。尤其是日记，它通常是王韬日常创作的第二载体，并且往往对创作源起等有诸多的关联性说明，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与勘定”，故搜罗颇称美富。“所有辑佚作品，汇为《蘅华馆诗补遗》及《眉珠庵词补遗》，大略依时排列”。由辑佚成果看，日记与游记确乎构成第一来源，其次则是《申报》，得诗五首，而作为辑佚重要来源的文字出处，同时也是校勘的首选依据。

　　古人尝慨言，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点校诗集，亦是如此。《王韬诗集》的整理，贡献者之巨已如前述，然不足之处难免。

　　一是辑佚未及而遗漏者。

　　如《申报》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初三日（1886年5月6日星期四）有：

　　高昌寒食生《新月》一词，为吴新卿、陆月舫两眉史作也。月舫久居歇浦，名噪勾栏。新卿甫自当湖来，见者倾倒，寄鸥主人尤亟赏之。前日小于写韵楼，酒半，眉史捧觞为寿，并乞小诗，口占二十八字调之。

    丁字帘栊亚字栏，高楼双语听间关。行人赢得仰头看，眉子修来月子弯。淞北玉魫生待定稿。

　　二是校记有可以补充完善处。既为全集整理之第一步，则当尽量运用已有的各类文献，譬如辑佚来自日记游记者，是否考虑发挥日记游记之功能，以之为诗词诠解之佐证，并于校记中列出，既有助于知人论世，也减去研究者翻检之劳。如辑自《东游日记》的《行至红花埠口占二十八字》：“仲则销沈题壁句，樊川孤负看花心。佳人老去才人死，那有心绪付短吟。”不妨出一校记，摘录日记中相关段落如次：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十一月）十七日。三点钟即行，星月皎洁，寒气逼人。行六十里，至红花埠午尖，幼亦太守、翰飞茂才俱有题壁诗，必欲余吟一绝句，乃口占二十八字云……

　　又如前所举辑自《申报》的《蒙苕溪花月吟庐主人赠诗敬酬一律》，此诗之前有《读王紫诠先生题高昌寒食生诗敬赠即求教正》：“杀贼中原志未酬，飘然天外策骅骝。吴山越水寻诗梦，蓬岛瀛洲证远游。寿世文章开一代，及身事业已千秋。阿蒙吴下号寒句，惭愧骚坛谬见收。（先生曾以拙著采入《海陬冶游录》中）苕花月吟庐主后学沈云拜稿。”若在校记中一并录出，不但可旁注“苕溪花月吟庐主人”即沈云，知晓弢园老民的交游，更有助于认知此诗的写作缘起。

　　当然，受点校体例所限，《王韬诗集》的校记似乎也不宜太过展开，在以后的《王韬全集》编纂中，如果能将这类相关资料附录于后，无疑将会大大便利研究者利用。

　　重视王韬未刊诗稿本并加以整理，整合他的如日记、笔记、游记、尺牍之类的其它著作文献，对他的散佚诗歌进行辑佚，并将其诗词和与诗词构成一定互文关系的纪实性小说、散文加以对比参照性解读，这样才能明晰王韬创作的环境背景，理清其各类创作的逻辑关联，以生态还原式的考察，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从而使王韬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也只有这样，才能合成王韬作为一位人格结构复杂、情感体验多元、人生阅历丰富的文人形象的完整性，从而为全面考察王韬并加以合理的历史定位奠定基础。

　　对王韬研究的全面与深入，有赖于王韬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发掘。还原弢园老民的“本来面目”，前提必然是还原他的著作的“本来面目”。作为《王韬全集》的编纂者和王韬其人其文的研究者，我们有理由寄予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