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认为词便是词人的有病呻吟。那些千古名作里流泻出来的伤感、无奈甚至悲苦，因为真挚而深情，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情怀，因此有了永恒的意义。

　　徐晋如的新书《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以下简称《长相思》）刚刚完稿之时，就有朋友觉得与台湾女作家琦君的词人选集《词人之舟》风格肖似。巧的是，琦君是夏承焘先生的学生，而徐晋如曾从夏翁高足周笃文先生受业，是夏先生的再传弟子，琦君可算是他的师伯。将《词人之舟》与《长相思》对照着读，无疑是极有意思的。两位作者所选取的词人，相重合的便有八位，感受与领悟两本书的同与异，便成为阅读中极富意味的一段历程。

　　可以说，《词人之舟》与《长相思》都不属于时下所谓的“学术著作”，而是两卷充满情味的读词感悟，是与生命成长、人格完成密切相关的“学问”。两位作者选取自己喜爱的词人与词，娓娓说来，带领读者一起体悟古人细腻幽微的词心。既是说词，亦是说词人，说词人的人生故事与际遇性情。正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中国诗论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创作诗词，工夫在诗外，欣赏理解诗词，工夫同样在诗外。琦君与徐晋如都立足于透过词人的经历、个性与心境，去用“心”感受他们的作品。又因为作者是在恳切地讲述自己的“心”得，在阅读《词人之舟》及《长相思》时，读者不会感到丝毫压力，就如春夜与故人共品清茗，促膝交心，时时会意一笑。

　　要说好词与词人，仅仅会讲故事、有诚意，自然又是远远不够的。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千秋一寸心》的自序中说：“读诗说诗，要懂字音字义，要懂格律音节，要懂文化典故，要懂历史环境，更要懂中华民族的诗性、诗心、诗境、诗音。”一言以蔽之，讲中国诗，非得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不可。琦君与徐晋如二位作者不仅具备扎实的古典修养，有自己的词学观，本身亦都是精于创作的词人，讲起词来便游刃有余，极见功力。琦君解词，从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无不体察入微。她赏析秦观的《浣溪沙》，认为起首“漠漠”二字即予人以不可捉摸的朦胧之感，紧接着“晓阴”“淡烟”“飞花”“丝雨”，是一连串愈来愈朦胧、也愈来愈凄迷的意象。又指出“写的明明是料峭的春寒，而全词没有一个春字，有的偏偏是第二句中一个‘秋’字。这就是作者婉曲的笔触，也是他凄苦的词心。”如此细腻入神的体悟，堪称水磨工夫。她解读晏几道的《鹧鸪天》，对整首词的意脉分析得丝丝入扣，详细解析了作者苦心经营的时间跳跃之美，指出这首写别后重逢的词，“在时间的推前拉回上，用的是非常错综灵活的技巧”。这都是真正的词人之眼才能看见的佳处。同样的慧心慧眼在徐晋如的《长相思》一书中也随处可见：“古典诗词的美，妙处往往难言，有时需要读者调动眼耳鼻舌身全部的感觉器官，才能深入体悟。像唐诗‘蜻蜓飞上玉搔头’，其幽微隐约之旨，必得用嗅觉感知。‘小钗横带一枝芳’也是这样。”“试看‘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开笔即已苍茫正大，绿波无垠，枯荷狼藉，而愁心正如这无垠的绿波，漫无涯际。人与韶光一同憔悴，已是伤心不忍言，就像是书法中的提笔，再加以‘不堪看’三字，譬如书法中的顿笔，一提一顿，自然真气流行。”这种深谙词道的内行解读，不仅能将初入门者引上诗词鉴赏的正途，让他们领悟到词这一文体独特的艺术美感，也能使具备一定鉴赏和创作基础的诗词爱好者更加明了词之本质，得到更多创作上的启迪。

　　尽管内容与风格不乏相似之处，《词人之舟》与《长相思》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二书的侧重点便并不一致。《词人之舟》重在说词，《长相思》重在说词人。琦君讲词人的生平际遇，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写作背景、动机及情感，重点仍在对具体作品的赏析，而徐晋如在《长相思》一书中试图展示的，是唐宋词人们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自二书的序中已能看出这种分别。琦君书前《词的简介》一文相当于一篇总序，介绍了词的形成、名词、体裁以及词与诗的区别，在讲述词不同于诗的特性时，琦君认为词比诗婉曲多姿、含蓄蕴藉，这主要是从词本身的美感特质角度来阐述的。在《长相思》的自序里，徐晋如指出因为词不像诗一样，有言志载道的要求，因此词中体现出的作者性情，往往比诗更能摇荡人心。而唐宋名家的词，“动人的不是他们性情的完善，却正是性情中这样那样的缺憾，那些带有病征的性情，才是真正打动我们的地方”。这里所点明的，既是词的本质，亦是词人的生命本质。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先生说：“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徐晋如正是认为词便是词人的有病呻吟。那些千古名作里流泻出来的伤感、无奈甚至悲苦，因为真挚而深情，体现出深刻的悲剧情怀，因此有了永恒的意义。

　　正因为有以上区别，《长相思》无疑比《词人之舟》更富有哲学深度。如果说，琦君在剖析词的艺术特性及美感上走到了很高的高度，那么徐晋如则在感知探索词人的生命本质与灵魂层面展现出深刻的思考。在论述苏东坡时，琦君通过对苏词的赏析，认为苏东坡在文学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真”，同时，在他豁达洒脱的外表下，仍然有着对兄弟、妻子、朋友的无限深情。而徐晋如对苏东坡的评价恐怕是要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他肯定东坡是人格完美无缺、真正中庸的君子，却认为他并不合适做诗人、词人，因为他把人生看得太透，太乐天知命，从而缺少悲剧情怀。缪钺先生曾说中国诗人可分为两种，一种入而能出，一种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和屈原分别是两种诗人的代表，而屈原这一类诗人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诗人。毫无疑问，徐晋如是将“往而不返”视为真文学的特质的。按此标准，他得出结论，苏词真正动人的地方，不在豪迈高旷处，而在沉郁低回处，而他同时又看到，本性“刚而塞”、九死不悔的东坡，生命底色本也是沉郁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数时候，他用庄情释理，把这一底色掩住了”，因此，“东坡词境之佳胜，在于他执著地选择了放弃解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旦放弃解脱，能动摇人心的真文学便由此生发。徐晋如论苏东坡一章的标题正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有意思的是，琦君论苏东坡，章节名为《也无风雨也无晴》，尽管琦君承认东坡骨子里是个“最富于感情的人”，却仍然认为东坡的人生观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两相对比，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对文学本质的阐述，还是对词人灵魂的理解，徐晋如无疑都比琦君走得更深更远。这种差别，恐怕也可以视作《词人之舟》与《长相思》二书的差异。

　　琦君在《词人之舟》的书前引用了恩师夏承焘先生的话：“你不一定要做词人，却必须培养一颗温柔敦厚、婉转细腻的词心。对人间世相，定能别有会心，另见境界。”如何滋养出一颗别有境界的词心？窃以为，不妨读读《词人之舟》与《长相思》。在这两本书里，不仅能读到唐宋词名篇的精妙诠释，且能走进那一颗颗缠绵悱恻的词心，并被深深打动。若能将二书对照着读，则当更能有所悟有所得，真正“别有会心、另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