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园林、绘画（尤其是山水绘画），其中一个共通的主题就是“尺度”。关于“尺度”，最经典的表述是《浮生六记》里通过主人公说出来的八个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这其实是造园最基本的道理。

　　这个“见”字，一般会被理解为眼睛看。但实际上，“尺度”在中国的意识里除了视觉，还有衡量的意思。眼睛实际上像手一样，看到了就已经摸到了，体会到它的大小、软硬、粗糙、平滑、深浅等等，这个过程有意识的投射在里面。这称之为“见”。

　　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意识，就产生了典型的小大之间的考虑。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一个东西的大小，而是关于大小的故事或者说叙事。所以小中见大、大中见小，是“尺度”和“尺度”的故事。

　　关于尺度，很多人简单理解为数字，实际上中国人讨论的尺度是“尺度”之间的纠缠。大的和小的在一起，大的变成小的，小的变成大的，小里面有大，大里面有小，是一种辩证关系。有句话说，“写文章无非就是既要有大结构，又要有小细节”。同样的，最好的尺度就是“以小见大”。人是小的，从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开始，去测度所有东西。

　　比如，造一个园林。人造的小花园怎么仿自然呢？用一块3米高的石头仿泰山，怎么仿？中国人做园林，是一种类似于写诗的方法：通过某种手段，让人恍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有一千米多高，把这个意识和感觉传递给你。这是一个幻术，但你要“进来”，才能感受到。这是中国园林最好的地方。按道理，幻术是不可以拆穿的，中国的园林却是自己把自己的西洋景拆穿。

　　苏州拙政园里“鸳鸯馆”的旁边，有一座孤立的假山。这个假山的抽象体积大概是3米×3米×3米，有三条互不穿插的道路通到顶端，底下还有个洞。像是某种关于哲学、智力、诗歌的混合玩具，大家从一条道上去，再从另一条道下去，循环往复，其乐无穷。你不停地折腾，但每一次的经验不同，每一条道路有着细微的差别，转了几遍之后你会意识到，它几乎就是这世界的缩影。你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小玩具就和宇宙一样大了。这就是中国人关于小和大的讨论。

　　苏州园林有很多类似的启示，那些园子建造在人口很多、建筑密度很高的城市里，需要的空间并不奢侈。在苏州很多的老住宅里，偶尔一角，种一棵树，摆两块石头，用很简朴的手法，渗透到整个城市的各种建筑当中。你能看到，文化的实现，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大很奢侈的空间。

　　“以小见大”是以个人性情作为出发点的一种审美。而现在城市里的超级建筑，体现的是关于权利和财富的意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中国文化的循环或者说是倒退。中国人这类关于小和大的讨论是从魏晋开始的。在那之前，秦汉都以权力、财富为核心。那个时代，中国人建造了很多巨大的建筑，造一个阁，动不动就修60丈、100丈。你可以想象，京城里高层建筑林立，而且全是木作的高层建筑，有着巨大的尺度。有一句诗，“蜀山兀，阿房出”，你可以看到那种狂热的建造热情。那是权力和财富的高峰，但不是文化的高峰。

　　其实，不单是公共建筑，人们对个人住宅的空间要求也越来越奢侈。日本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度发展时期，新房子都要有两百平方米以上，达不到就不标准。经历过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大家的意识就变了，意识到人不可以这么过分、奢侈。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人会开始对自己有一种道德上的自律，对物欲有自律。

　　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房子？我经常用何陋轩作比喻。何陋轩本身很小，一两百平方米。冯先生作了一个可以做几千平方米屋顶的结构，最终却是一个小小的建筑。你可以看到老先生这种大小之间的收放自如。另外是倪瓒的《容膝斋图》（右上图），体现了一种相对的大小——实际上，人占据的空间可以很小很小。我曾经自己设计过一个太湖房，落地面积就是6米×6米，三层，一百平方米，这就是足够一家人的结构，又带点中国文化的影子和文人格调。

　　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文化并非天然就在那儿，文化是极脆弱的，需要一代一代人反复努力，培养、呵护再传承。文人风骨不绝，造园一事应尚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