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韵讲义》（以下简称《讲义》）最近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了，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讲义》是汉语音韵、方言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很受老师和学生欢迎的教材。

　　《讲义》一书的两位作者:丁声树（1909—1989）、李荣（1920—2002）两位先生，都是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贡献卓著的大家。

　　丁声树先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由沈兼士教授推荐，旋即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编辑员、副研究员，并曾和董同龢、吴宗济、杨时逢一起，跟随当时的语言组主任、留美归国的赵元任（1892—1982）做过多次方言调查，足迹遍布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1949年以后，丁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丁先生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训诂学、语法学、词典学、音韵学、方言学等领域均有超凡建树。李方桂先生对丁先生作了如下评价：“他聪明过人，理解能力很强，刻苦钻研现代汉语、语言学等学科的全部知识……他在西方语言学和中国语文学方面是训练最好的人。”（见《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丁先生早年所撰《释否定词‘弗’‘不’》（1934）、《诗经‘式’字说》（1936）、《诗卷耳芣苢‘采采’说》（1938）、《论诗经中的‘何’‘曷’‘胡’》（1942）、《‘早晚’与‘何当’》（1948）等论文，篇篇精彩、字字珠玑。《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61）、《现代汉语词典》（1961年试印本）也都是在丁先生的主持下编成的。方言调查与研究方面，丁先生曾领导过河北张家口、昌黎两处的方言调查，其中《昌黎方言志》的初版、新版分别由科学出版社（1960）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印行。《河南省遂平方言记略》《方言调查词汇手册》（均见于《方言》1989年2期）则在先生逝世后才刊出。音韵研究方面，除了《讲义》（1957）、《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两部专书（其中《讲义》的内容最早在《方言》1981年4期正式刊出），先生还写过《‘碚’字音读答问》（1943）、《说‘匼’字音》（1943）、《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等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文章。

　　李荣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学部攻读研究生，导师是罗常培、唐兰、袁家骅三位教授。先生的毕业论文《切韵音系中的几个问题》（1946年2月通过答辩）后来写成专书《切韵音系》（1952初版，1956年重印）。该书是继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法文版）之后又一部对汉语中古音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作者十分荣幸，本文付印前，承丁梧梓先生赐阅，指正多处。”（笔者按，梧梓是丁声树先生的字）当时丁、李两位都在语言研究所供职，时相过从，切磋学术自然是很方便的事。李先生在关于丁声树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还说：“1961年，丁先生正式调入词典室主持工作；1979年10月9日住院，一直卧病到1989年3月1日逝世。1961年我也临时调到词典室，帮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到1963年冬天为止。从语法小组到方言组，到词典室，我一直跟着丁先生工作。”（见《方言》1989年2期）《讲义》的撰作，无疑是两位在学术上的又一次亲密合作。

　　为了促进汉语规范化，包括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等，全国性的方言调查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之一。因此，1956年起，教育部、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多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声树、李荣、周殿富、徐世荣等都是研究班的教员。在方言地区“推普”，需要掌握调查研究方言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比如听辨国际音标、熟悉汉语中古音等。《讲义》便是第一至第三期研究班“汉语音韵”课的讲义。

　　下面主要从结构、文字、观点三个方面，介绍和评述《讲义》的特色和价值。

　　一、架构合理、体例完备。该书共包括九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壹到伍章，讨论声母问题，第二部分为第陆到玖章，则讨论韵母，最后一部分是“附录”（《广韵》反切上字表）。其中第肆、捌两章专门讲述古今（“古”指中古音，“今”指北京音）汉语的介音，严格来说，这部分内容跟声母、韵母两方面都有关系。相对而言，声调的问题最简单，无需多费笔墨，所以《讲义》第贰章便结合声母的清浊性质，交代了古今声调的基本特点。大致说来，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的调类简单，如北京话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广州话则有九个声调，除了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阴入调还需再分上阴入、下阴入（《讲义》4页，以下所标页码皆指该书）。

　　《讲义》的内容按声、韵两大块来编排，先列出声、韵母总表，提纲挈领、一目了然。总述之后，再分专题。声母部分，分别说明了声母清浊与声调（4—5页）、声母清浊与送气与否（5—7页）的关系。声母分清浊，声调分阴阳，清对阴、浊对阳，相伴相生，密不可分。除了鼻音、流音、半元音（语音学上叫做“响音”），汉语的声母分送气和不送气两类。中古音时期，声母的清浊与送气不送气的关系，可用全清（清不送气声母）、次清（清送气声母）、全浊（浊不送气声母）、次浊（响音声母）四类来描述。

　　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音韵学也不例外，有大量术语、概念、逻辑关系、操作程序、变化规律等需要熟练掌握，因此在课程讲授的同时，得辅之以大量的课堂、课后练习，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讲义》在内容上除了有着科学的架构，体例上也颇值得赞赏。该书不但以大量的表格清晰地展示了需要学员掌握的知识点，而且针对不同的内容，为该书共设计了133个习题，分布在各章之内。这些习题无疑有利于巩固基础知识，并引导学员进一步思考，获得新知。

　　二、立论持中、文字严谨。作为教材，除了要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和系统，同时也要顾及知识点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讲义》的编者是音韵学研究的大家，有足够的学养，将学界禁得起考验的学术观点、论证思路呈现在学员面前。比如说到作为最重要的古今声调演变规律之一的“浊上归去”时，该书指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演变规律，官话区的方言几乎全是这样的。只有少数方言，古全浊上声今读‘阳上’调。还有一些分阴阳去的方言，古全浊上声字往往归到‘阳去’里去了”（4页）。

　　《讲义》一方面擅长讲规律，另一方面也能把例外情形交代得一清二楚。例如第19页论及古今音开合口的对应时说：“今音[nl]两母的开口呼，古代大半是一二等开口。比如‘南耐能来楼狼’是一等开口，‘拿奶冷’是二等开口。但是有一部分是从古代合口来的，如‘雷内嫩侬’是一等合口，‘类泪’是三等合口。”根据北京音，可以掌握古今对应规律，但语音演变会出现例外，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北京音的例外，在其他方言则可能是“例内”。比如“雷”在济南、太原、成都、扬州、双峰、南昌、梅县、阳江、广州、厦门、潮州等汉语方言都是读合口的（见《汉语方音字汇》），与古音相合。

　　作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的教材，《讲义》在引述前人的研究方面，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可能存在争议的论题，以免枝蔓太多，让人误解。《讲义》提到，按照清代学者陈澧的研究，传统“三十六字母”的“照穿床审禅”按中古音应分作“庄初崇生”（照二）、“章昌船书”（照三）两类（2页），除此以外，全书没有再提到其他学者的名字。论述上的严谨还表现在其他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对学界（包括作者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取舍有当。第二，为了方便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学员都能掌握该书的内容，《讲义》只以北京音作为中古音的比较对象，几乎没有引用其他方言的材料，但在适当的地方举北京话以外的语料作为证据，也是《讲义》表述严谨、持论得当的表现。

　　三、面向应用、影响深远。音韵学一向被认为艰涩难懂，不少学生一开始感兴趣，但入门不易，真正能够完全掌握进而熟练运用就更困难了。《讲义》的编写，不仅是为了通过北京音，学习音韵学的基础知识，而且还要为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培养业务骨干。事实证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语音研究班，培养了一大批汉语方言研究的专家，同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方言调查。其成果包括全国各地的方言调查报告、各方言区学习普通话手册、《方言与普通话集刊》（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959）等，如《浙江方音集》（1959年油印本）、《闽东、北方言调查资料汇编（内部交流）》（1959）、《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山东方言语音概况》（1960）、《河北方言概况》（1961）、《安徽方言概况》（1962年铅印本）、《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1962—1963）等。

　　《讲义》作为建国后最早的音韵学的入门教材，对方言、音韵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该书发明的不少术语，大大方便了方言调查人员的记忆和使用，如对声母作“系”“组”“母”的分级命名（2页）；提出了“照二”“照三”“喻三”“喻四”等名目，可以从中了解到南朝《切韵》、唐宋韵图两个时代在声母分类上的特点（2页）；等等。与《讲义》同时期编写的还有《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7月第一版），两书互相配合，为调查汉语方言音系所用。要正确使用《字表》，前提是掌握《广韵》的声、韵、调系统，亦即通过对某个方言语音的记录，从中可以得知中古音与现代音的对应、方言音系在古今演变上的特点。总之，若没有《讲义》的内容作为知识准备，方言调查便无从着手，音韵研究则更是缺少重要的阶梯。

　　《讲义》早在1957年就已编成，距今倏忽已近60年。一个甲子的光阴，丝毫没有让这部“小书”失其应有的光彩，它既“薄”且“厚”，俨然成为经典。上海教育出版社今年重印该书，相信可以引导更多的年轻学子通过这本书，了解到如何学习这门兼具传统和创新的学问，登“方言”之堂，入“音韵”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