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审美本性是什么？
我认为，文艺的审美本性是从文艺的审美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决定作用，作用体现性质。能使文艺产生审美作用的客观原因，就是文艺具备审美性质（主观原因是欣赏者有审美需要、能力、心境等）。
文艺的审美作用，是文艺的主要作用、特有作用。如果文艺没有审美作用，它就不是文艺。但，文艺并非只有审美作用；文艺还有认识作用与教育作用。我个人不同意把文艺的审美、认识、教育作用三者等量齐观地并列；我认为，文艺固然还有认识、教育作用，但它们必须通过审美作用而发挥作用。它们所发挥的认识、教育作用，是审美的认识、教育作用。
文艺要发挥审美作用，要发挥审美的认识、教育作用，首先必须具备审美的性质。文艺的审美本性（本质属性），可以列举很多因素。但，就其主要之点而言，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作者通过形象体现出对美的爱和对丑的憎，以激起欣赏者的审美感情—爱美憎丑。
近些年来，文艺界、美学界有一个争论的热点，就是文艺的审美本性是否与思想政治倾向相容。
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就是文艺的审美特性与思想政治倾向是一回事。思想政治倾向进步，就有审美特性；否则就没有。
第二种是，文艺的审美特性与思想政治倾向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有了前者就不能有后者；反之亦然。
第三种是，文艺的审美特性只是个艺术要求，还须“另加”正确进步的思想政治倾向，才能产生出好的文艺作品。
我认为上述见解都有失偏颇。文艺的审美特性中包括着广义的思想政治倾向。人们很难找到与广义的思想政治倾向完全绝缘无关的“纯审美”。但是，思想政治倾向不能外在于审美，不能外加到作品中去。在文艺作品中必须要“转化”为描绘形象的感情倾向，“转化”为优美的艺术形象的形式体现。
这两个“转化”的前提是：文艺作者必须有正确进步的思想政治倾向（也可以是广义的人生理想、宇宙观与价值倾向），它必须“转化”为作者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血肉感情，这种感情体验又必须能善于通过艺术技巧“转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及其优美形式，能有吸引人的审美感染力，能激起人的审美共鸣，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我认为，这是文艺审美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
下面我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个人见解。
近些年来，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讲话》只是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没有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第二种，认为《讲话》不只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而且有系统的、完整的文艺美学体系，充分阐明了文艺的审美特性。第三种，认为《讲话》着重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间题，为什么人和如何服务得更好的间题，但也没有忽视文艺的审美特性。其理由是：《讲话》在字面上也多处提到文艺比生活更美，艺术不等于政治，除了要有正确的思想内容，还要有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除了政治标准还要有艺术标准。我基本赞同这种看法，但觉得它提供的理由不足。我认为《讲话》对文艺的审美特性，除了“字面上”多处提到文艺的审美要求外，在整篇讲话中还始终贯穿着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的认识。很多地方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审美特性”，但实际上却蕴含着符合文艺审美特性要求的观点。
《讲话》蕴含符合文艺审美特性的观点，主要体现在《讲话》主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倾向要“转化”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血肉感情，“转化”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的优美形式。
可以推想，如果没有这一认识，《讲话》就不会着重讲文艺工作者的感情要有一番变化，
必须长期深入生活，体验一切人，把生活材料典型化，使人感奋起来，等等。现在，我们可
以仔细来研究一下《讲话》是如何体现这种“转化”机制的。
我认为，《讲话》不仅从字面上明确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且还蕴含了一个思想，指出了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统一的正确途径：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表达的革命政治倾向，
“转化”为对生活的审美感情，这种审美感情要体现在有审美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中，表现在完美的艺术形式中，去激动欣赏者的审美感情。《讲话》很重视这种“转化”，而不是主张革命政治内容“加”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是主张把艺术形式作为革命政治内容的化装宣传，作为演绎革命政治概念的形象手段。《讲话》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认为只有按照文艺的审美特性去作，才能使文艺更好地发挥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特有的审美作用。
也有人由于没有真正深刻认识到这种“转化”的必要和重要，并没真正了解文艺的审美
特性是什么。所以认为《讲话》“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似乎只有淡化和脱离政治，只有表现自我，才能实现文艺的审美本性。其实，“自我”在阶级社会中总是有政治思想倾向的。淡化和脱离了这种政治，就表现了另一种政治思想倾向。如果直说这种思想感情，也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作品，并不符合文艺的审美特性要求。只是表现自我，并不等于实现文艺的审美本性。把表现自我等同于文艺的审美本性，是对文艺的审美本性的误解。
我们都同意文艺是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特殊性主要是审美特性。什么是“审美特性”呢？我的浅见，简要说来，它不是物质实用功利的，不是用概念逻辑理性去说明的，而是诉诸视听直接感觉，观照形象激起愉悦感情的特性。文艺让欣赏者观照形象激起愉悦感情的特性，就是以情动人的文艺的审美特性，这是以理服人的科学理论所不能代替的特性。文艺作家要使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产生这样的审美作用，就必须把进步的思想转化为自己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血肉感情，并善于用娴熟的技巧把这种感情通过优美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来。
文艺要具有审美特性，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把革命政治思想转化为对生活的血肉感情，并用自己熟悉的生活形象把它们体现在完美的艺术形式中。文艺工作者要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当然必须有正确立场和正确态度，要了解和熟悉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工作。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同自己新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悉，或者简直生疏得很，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不熟悉人民的语言，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显得枯燥乏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新时代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为了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如果认为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思想不需要转化为血肉感情，体现在形象中，那么就可以只强调宣传革命政治思想，就不必要提出去熟悉人，和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使自己思想
感情来一个变化，研究各阶级的心理和面貌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讲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与文艺的关系更是密切。他谈自己原来在“感情”上“觉得”（而不说“在理性思想上认为”）自己挑行李不像样子，不愿意穿工人农民的衣服，以为那是脏的。这是有深意的。因为人们在理性思想上未必会这么说，但内心感情里却可能会这么觉得。而内心真实感情在文艺创作中，又偏偏十分重要。因为，有些外来的正确的理性思想，如果还未转化成自己对生活真切的血肉感情，那就很难真切地体现在形象的描绘中，很难去打动欣赏者的心。
“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大家在理性上似乎解决了，大家口头上会说为人民大众，.但在有些人的情绪中、作品中、行动中，却和群众的需要和感情不全符合。有些人的兴趣，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感情喜好，并不与新时代群众一致，他们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间题没能完全正确解决。他们在口头上和理性认识上，与在实际行动和实际感情上，并不相同。
所以，不是在口头上、理性认识上，而是在灵魂深处的感情偏爱上要解决问题，这对于文艺工作说来，特别重要。这就是因为，在文艺创作中，感情偏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文艺作品有审美感染作用，就需要作者在形象描绘中倾注真实的充沛的感情。而感情是不能强令产生的，也很难矫饰伪装。在口头上，在理性认识上，可以照着刚学习到的观点宣讲（当然，要讲得生动有力，也必须要有真切的体会）；而在感情上，要真正爱憎强烈，却就不是可以照着刚学习到的观点，照着自己想表现的样子，就表现得出来的。感情必须在长期真切的体验生活的实践中才能真实产生。要转变灵魂深处真正的感情偏爱，也必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经过痛苦的磨炼。我们不单要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表现正确进步的政治思想，而且还要强调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去解决灵魂深处的感情偏爱问题，就因为文艺要按照自己的审美本性去实现它为革命服务的政治功能，首先需要作者把正确进步的政治思想转化为血肉感情，并把它们体现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中。
因为文艺的审美特性要求文艺作品能够有审美感染力，能以真切的感情去激动群众的感情，所以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写出群众所需要、所乐于接受的东西。
文艺的审美特性要求：文艺作品不能写“标语口号”，写“哲学讲义”，而必须将正确的政治思想转化为对生活的血肉感情，而感情是要在长期生活体验中形成的，感情又必须体现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中。要能写出生动形象，又必须熟悉生活。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如果文艺工作者写标语口号，写哲学讲义，虽然宣传正确进步的革命的政治思想，但是写出来的是公式概念化的作品。这种情况，过去有，现在也有。他们忘记了文艺的审美特性，片面理解文艺的政治功能，以为不按照文艺的审美特性就能实现文艺的政治功能。他们没有长期地到生活中去，体验一切，使正确的政治思想转化为自己对生活的血肉感情，并用生动的形象去体现它。这些人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就必须领会文艺的审美特性，按文艺的审美特点去为政治服务。
我们赞同《讲话》说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段话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文艺的审美特性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艺是对生活的反映、认识、判断，认为文艺是生活的代偿品，把生活记录和保留下来，不像生活那样转瞬即逝，但文艺比不上生活丰富多采。《讲话》也承认生活“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但同时又超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讲话》进一步指出：生活，“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而文艺则“把很多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讲话》这里实际上回答了“人类为什么要有文艺”的重大问题。文艺要把生活现象典型化，要通过作家对生活的长期的感情体验，“应当限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使人民感奋起来。这里表现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要求以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动人以情，使人感奋，给人以审美感染。
我们认为，关于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高于直观机械唯物论美学观的观点。它不是直观的机械反映论，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在谈文艺的源泉间题时就蕴含了重视“主体性”的思想。要文艺工作者灵魂深处的感情偏爱有一个变化，这观点也蕴含了重视“主体性”的思想。
近年来有些人强调文艺的“主体性”，其实质不是强调对应于客体性的主体性，而是强调对应于社会群体规范的自我个性生命自然欲求的存在与价值的张扬。其实，“社会规范”与“个性要求”中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合理的社会规范与个性全面自由展开，应该和可以求得矛盾的和谐统一，但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创造很多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不抽象地谈沦“个性要求”和“社会规范”，总是把它们放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总是具体分析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个性要求”和“社会规范”。
现在有的文艺论著中说：“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是简单化的说法。应该说：“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就不是生活本身，就有反映者主体性的作用，就并没有“遏制主体意识”（《光明日报》1985年11月7日第三版），也没有“把文学模型和生活原型看作是两个对等模型，或是两相重合”（《文摘报》1985年11月21日，第六版）。《讲话》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客观的现实生活和文艺家主观的思想感情是文艺源泉的两个组成部分”（《艺谭》 1985年第三期《文艺源泉构成因素新议》）。殊不知文艺家的思想感情也来自现实生活。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它们表现了过去作家的思想感情，那些思想感情也来自生活。“生活”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自然的物质存在，而是人类的动态的、变化的、社会的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思想感情来自社会实践，又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反映的能力。在反映中，不可能全部如实复制对象，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有主观因素的作用，总要在反映结果中刻上主观的烙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页）。材料来自生活，加工改造则正表明主体的能动作用。文艺作品是生活材料经过作家改造加工后的产物，是作家生产（创造）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的物态表现。“意识”，包括“认识”，但大于“认识”，还包括情感和意志，思想和趣味等心理因素。文艺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用艺术形象的形态去表现作家对生活的审美意识（主要是审美感情，还有审美观点、理想、趣味等，其中积淀着、渗透着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观念），其中也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它们都是人们生活实践的产物，都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作家对生活的审美反映也不是僵化的、抽象的、没有运动、没有矛盾的，而是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列宁：《哲学笔记》第108页）。反映，并不是照相机和镜子般的复映，而是能动的，有主体已有的“前理解”（海德格尔语）和“已有心理结构”（皮亚杰语）的作用。在《讲话》中，强调的是作家已有的世界观及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作用。这些主体性的作用，表现为：或者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出生活，或者歪曲地、肤浅地反映生活；也表现为主体选择怎样的反映方式，如何提炼、概括、改造生活材料，形成怎样的意识形态，去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服务干怎样的反映目的。
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到社会实践中去，形成正确进步的思想感情，以此去观察和体验一切人，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把生活现象典型化、创造出源干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动人以情，使群众感奋起来，这就是坚持了包容主体性在内的能动反映论，而不是机械直观的取消主体性的被动反映论。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我们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不要直接宣传政治思想而忽略文艺的真实性。文艺的真实性，不等于生活的真实性；文艺可以写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不同于生活原型的，能为进步政治服务、能体现作家进步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但是，又不能不顾生活的情理的真实性，而只顾宣传革命政治思想，随意臆造出违背生活真实性的文艺作品。这也是文艺的审美本性的要求。
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完全脱离政治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也是比较宽广的，这是指长远的、全局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例如也有一些文艺并不直接涉及政治性题材，例如山水诗、花鸟画、表现生活情趣的作品等。但是，这些作品也都要表现作家的感情，它们在存在着阶级政治斗争的社会里，或直接或间接，或自觉或不自觉，或隐或显，或强或弱，也总与一定的政治倾向有着关联。从根本上说，回避政治，也体现一种政治思想倾向。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间接反映了他不满社会现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政治思想倾向。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也间接反映了他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政治思想倾向。从这样的广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来说，任何文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我们赞成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论断：“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任何进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08页）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更明确地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这里强调革命的文艺要考虑国家人民的利益，要有益于进步的政治。这个政治，是广义的，有宽广丰富的内涵。例如“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有益于新人成长，多方面发展，不一定要在文艺作品中直接表现政治内容，更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为现代化服务，也是政治，有利于现代化的内容，就很丰富。要有益于进步的政治，必须“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中也包括要符合文艺的审美特性，即进步的政治思想必须转化为作者对生活的真切的情感体验，并体现在有审美感染力的生动的艺术形象中。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我们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有益于进步的政治，但其内涵却是宽广丰富的，并不是要求文艺为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的任务作宣传。江泽民同志对于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的作品也是要求“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而这是可以有丰富多样的内容的，并不是要宣传临时、具体、直接的政治任务。有益于进步政治的文艺作品是多样化的，包括“健康文明、积极向上、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益于进步政治的先进思想，都必须按照文艺的审美特性的要求，转化为作者对生活真切的情感体验，体现在有审美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之中。
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说的“政治并不等于艺术”、艺术要有助于政治、又要遵循文艺的特点的观点，在基本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是《讲话》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坚持与发展。
在文艺作品中，间接表现的广义的政治思想倾向，与直接表现出来的狭义的政治思想倾向，都不能不顾及文艺的审美特性，也不能硬将形象去作化装宣传，那样只能产生标语口号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并不能给人以审美感染。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美学观，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又要按照艺术的创作方法去创作，而不能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工作者要熟悉、体验生活，使感情产生变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对生活的真切的情感体验，并能体现在生动的形象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进步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的很多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作品应该“莎士比亚化”，思想倾向应该隐蔽，从情节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不要特别说出，不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不要“席勒式”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是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的鲜明有力的证明。
《讲话》声明，它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因此，它着重讲了当时革命政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没有着重从 审美学角度去详细展开对文艺审美特性的阐发，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也是正确的。因此，像文艺的审美特性这些具体问题，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我们不能要求《讲话》对这些都作出详尽的论述。
本文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正确进步的政治思想倾向要“转化”为对生活真切的感情体验，并体现在有审美感染力的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完美形式中，这是一种新的阐释和体会。
我的体会是：政治与审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以狭隘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要求限制和规定审美活动，是不对的；以政治囊括、等同、替代、取消审美，也是不对的；认为审美与政治完全无关，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完全绝缘的“纯审美”，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应该承认：人们的政治思想倾向会转化为审美感情，会渗透进审美感情。符不符合自己政治思想倾向，应该是审美判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对于不符合自己政治思想倾向的作品，从总体上很难给予美的判断，并从中获得美感。转化为作品形象中感情的政治思想倾向，也像理性认识，溶在感情的形象体现中，如盐溶于水，体匿性存，不见盐痕，却有盐味，虽然不明显可见，却在感情的形象体现中可以被人们感悟到。政治思想倾向转化为审美感情，能成为作品审美内涵的一部分，但不是作品审美内涵的全部。文艺作品要有巨大深刻的审美感染力量，除上述条件外，还有一些条件，例如：审美感情要进步、健康、真挚和强烈，与艺术形象要能密切融合，还要有善于诱导欣赏者感受的一系列技巧与形式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继续研究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我认为，美学界很多难题的解决，有待于对什么是“审美”的问题的探讨，文艺界很多难题的解决有待于对什么是“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关于思想政治倾向要“转化”为对生活的感情体验、并体现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的优美形式中，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美学原理。本文着重对这“转化”机制作了一些分析和研究，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