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而毛泽东的哲学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总结毛泽东在哲学上的这些得与失，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而毛泽东的哲学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哲学著作多是批判性、论战性的文章以及哲学笔记和提纲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主要发挥了“批判武器”和理论分析的功能，它们要么受批判对象论域的限制，要么为所论证的学科和论点服务，所述命题、范畴多停留在概念层次，向人们提供的仍然是经典性的原则和理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赋予了毛泽东新的历史使命，这决定他不但要拿起“批判的武器”，而且还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从事“武器的批判”，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具体国情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哲学独有的思维特征和个性化色彩，其中的得与失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一、用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确立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所谓“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就是基于实践的主体认识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世界观的主体性转化。毛泽东认为，实践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不与实际结合，就不可能造成对社会现状的有效变革。他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直没有解决好“知、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皆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怎样实践、知和行如何在实践中统一？以及实践的若干环节如何联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这一任务是由毛泽东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完成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时的意旨所归。“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命题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但它似乎完全排斥了在一定条件下从理论出发弄清事实、指导实际的必要性。早在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这两篇文章中就反复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一再把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同上，第777页）毛泽东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实事求是”来说明这种关系。他把“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基于辩证唯物论思想原则上的方法论加以运用，但这种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造的，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实用理性精神中所固有的，毛泽东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的结合起来，也就是把传统儒家的“实用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性”结合起来，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实践观。
毛泽东认为，他运用实践范畴较圆满地解决了西方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中国哲学史中长期存在的“实学”与“玄学”之争的难题。如，他在讲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原理时提出了任何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都起源于直接经验的见解：“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同上，第264-265页）“唯理论”的错误就在于否定经验的实在性，在于“颠倒了事实”。但是，人的认识如果只停留在经验阶段，认为一切理性知识都是靠不住的，那就重蹈了“经验论”的覆辙。“认识开始于经验”是认识的一个基本点，经验“必须跃进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逻辑归宿，毛泽东认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法。在“玄学”盛行、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下，以“实学”拒斥“玄学”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并不是一切“玄学”都应该拒斥，正确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真理，对于事业在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尽管毛泽东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实践论》的整个致思趋向是以“实”拒“虚”的，这是为当时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党内斗争服务的。然而，如果我们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大脉络中来看，毛泽东以“实”拒“虚”的认识论明显继承了明清以来中国哲学中的“实学”传统。毛泽东自青少年学生时代就深受“实学”思潮的熏染，这与他所受业的湘学背景有关。湘学源于宋代的朱熹、张轼等人，实际的开创者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王夫之曾痛思“明统之坠”，哀其“世教早衰”，深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疾虚而返实”，即拒斥玄虚之学，而返归经世致用的先儒之实学。所谓“实学”，概括说来就是“实事求是”四字。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徐特立曾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于学校的大门口，作为校训和座右铭，这在当时师生的印象中可谓刻骨铭心；杨昌济则告诫学生：“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杨昌济：《告学生》，《国民》第八卷第一号）毛泽东是当时船山学社的骨干成员，对王夫之思想素有深究，直到延安时期《船山遗书》还常置案头。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明确表示推崇顾炎武、颜元、李塨这些明清实学大师的学说，他在听杨昌济的课时曾写下万言的《讲堂录》，其中说为学之道不可“闭门求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泽东早年文稿》，第587页）。这分明受到了顾炎武“博学于文”和“学从民间”的影响。顾、王、颜、李学派本来就是联呵一气的清初实学流派的四大劲旅，毛泽东推崇王夫之自然会推崇顾、王、颜、李，有人回忆说：“毛慕颜习斋之为学，主实行。”（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记》，《明报》，1969年第5期）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言士要转移两义，曰厚，曰实”，“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与颜元对“实”的理解一脉相通。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为了说明实践的重要性，用了一个著名譬喻，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孰不知，毛泽东的这种譬喻和论证方法，完全承袭了颜元。颜元曾说，冬天如果不知道皮帽子暖和不暖和，“必手取而加诸首，乃知如此取暖”；不知食物之苦辛，“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颜元：《四书正误》卷一）。这种先行后知、行重于知的思想，是明清实学的突出特征，立基于此之上，成为毛泽东接受、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他从传统哲学通向现代哲学的弹跳点。经过毛泽东的运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也被注入了适合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解读。
二、个别与一般——“道”与“器”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哲学贡献除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之外，就是他所阐发的辩证的方法论了。抗战时期继《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又撰写了《矛盾论》，尽管《矛盾论》吸收了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内容，但从总体上看，仍以毛泽东的个人的创见为主，这主要就体现在方法论上。
毛泽东独具心裁的方法论思想也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矛盾论》开篇就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该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而在《矛盾论》的结论中又说，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这篇文章所说的“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那么，毛泽东用以反对教条主义而正面阐明的“要点”是什么呢？人们通常认为这是指对立统一规律，因为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然而，毛泽东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时却强调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许多人所承认，关于这一点用不着说多少的话了，但是，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教条主义者在哲学上的错误正在于他们只知普遍性而不知特殊性、只要普遍性而不要特殊性。可见，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毛泽东所讲的辩证法的“要点”，正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要点”，“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具体的实际，就要反对用普遍性来框套特殊性的教条主义行径。所以，《矛盾论》的重点就突出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着力论证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因为特殊性是事物本质的规定性，是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本质特征。任何一个运动发展的事物皆是若干矛盾特殊性规定的若干不同矛盾联结的动态层次结构体系，所谓普遍矛盾，所谓对立统一，离开了特殊性便无从谈起。毛泽东指出，这种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若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此，个性高于共性。于是，毛泽东得出一个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的结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同上，第294-295页）
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统一规律成为辩证法的“精髓”。虽然共性与个性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它毕竟与对立统一规律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和命题。因为，“对立统一”可以是同一事物的正负两面的对立和统一，也可以是两个截然不同事物的对立和统一。而共性和个性往往指同一矛盾的两种不同属性，即普遍属性和特殊属性。其实，毛泽东这一关于“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思想有其中国哲学的直接来源，或者说，就其思想缘起来说，中国哲学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因为共性和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正是明清实学家所重视的义理之学，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也是自宋代以来中国哲学本体论中的“精髓”。《易经》上曾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种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争辩，相当于希腊哲学中“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易经》中的这一“道”、“器”之辩，在明清实学家那里又进入了一个高潮，他们往往抓住“道器”、“理事”、“理气”、“本末”等对立范畴孰先孰后的问题猛攻宋明正统理学家们“道在器外”、“理在事先”和“存理灭欲”等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道不离器”、“气先理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形成了一个以罗钦顺、王廷相、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道器”、“理事”观传统，这一传统深深影响了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
例如，湘学主帅王夫之主张“天下惟器”，只有“尽器”才能“求道”。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他举例说，没有弓矢就没有射箭的道，没有车马就没有驾车的道，没有礼乐之器就没有礼乐之道，欲求道必先求器，欲尽求其道必先尽求其器。道是一般，器即是个别。此正如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王夫之的“道器”观既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宇宙观，又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颜元则把矛头直接对准宋代新儒学诸大师，指责他们违背了孔孟教训，说；“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颜元：《存性编》卷二）孔子教人习事，事明则理明；程朱只教人明理，“明理”的标准也只是会背诵一大堆儒家的经典教条，到头来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理也不明事更不明，徒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之人。故而，颜元强调说：“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不知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且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矣。”（颜元：《存性编》卷一）明清实学家们这种“尽器求道”的思想不仅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同时揭示了一条既唯物又辩证的“个别—一般”的方法论思想路线。
这种“个别—一般”的方法论思想路线就是“即事穷理”——即从个别的事物寻求一般真理的思想路线。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在事中”——在实行具体的事件、案件中寻求一般性的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在致“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写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5、474页）预示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名文章，就是毛泽东进行实地调查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调查的对象只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但通过对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的分析、研究，往往就能得出具有一般性的结论。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能进行概括和总结，认识事物一般的共同本质，但人们的认识又不能止于一般，一般必须要指导实践，要回到各种尚未深入研究的具体事物中认识新的特殊本质；人们的认识也不能止于特殊，还必须再总结出一般的认识，这个一般认识就高出于前个一般认识。认识止于一般就会流于表面化、形式化，从而犯教条主义错误；认识止于特殊就会流于片面化、孤立化，从而犯经验主义错误。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再从一般上升到具体，然后再由具体上升到一般，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方法论路线。所以，毛泽东把这种共性（一般）与个性（个别）的关系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形成了毛泽东的方法网络。例如，在干部工作方法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从个别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从多方面、多层次论证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以及“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2页）在调查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解剖麻雀”即“抓典型”的方法，就是抓住特殊规律推出普遍规律，即是由具体到一般的方法；在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方法上，毛泽东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如果不制定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无法贯彻执行，“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同上，第1211页）在军事原则制定上，毛泽东更是灵活地运用了一般与个别哲理的巧妙运用，所谓“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毛泽东解释说：“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直到歼灭一切敌人。”毛泽东的整个战略思想皆以一般和个别、整体和局部为中轴，在军事思想上表现为由消灭一个个具体的敌人到消灭整体的、全部的一般的敌人；在中国革命的策略上，表现为由“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同上，第1143页），直到解放全中国。
总之，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原理成为毛泽东整个方法的哲学基础，它源于中国哲学传统，但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巧妙地融为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引列宁话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般与个别”实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智慧之源泉、方法之集成。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化约趋向
建国后，毛泽东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哲学，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些规律、命题以及与科学哲学相关的一些问题，留下了许多关于哲学的谈话、笔记、批注之类的思想遗产。
值得注意的，毛泽东建国后的哲学思考表现了明显的对中西哲学史和哲学家评价的简单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简约化趋向。如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哲学谈话中，把老子、孔子与蒋介石、康德、黑格尔相提并论，把他们及其著作作为“反面的东西”看待。为什么呢？他说：“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他要向人们树立哲学上的反面教员，而这些反面教员就是他所提到那些中外人物。“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充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当然，毛泽东这种对历史人物泾渭分明的划线排队法，无疑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论述的影响，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维特点。
也就在这次哲学谈话中，毛泽东把哲学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问题，即所谓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他说：“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在毛泽东个人魅力的影响下，我国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实一讲哲学就是这“两个对子”，只强调“两个对子”中的每一个对子都是“相互斗争的”，不提他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否则，就成了“折衷主义”和“阶级调和论”。这种简约化的做法至少造成三种弊端：首先，把哲学基本问题变成两个对子，使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列，极易导致二元论、唯心主义辩证法、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流行。其次，把一个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化约为两根筋，这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再次，只强调“两个对子”的对立和斗争，不提“两个对子”的同一或统一性，甚至否定和反对同一或统一性，形成了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酿成此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进一步的化约就是仅用一、二个成语或口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全部思想内容。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借用朱熹、王夫之的哲学命题宣布：“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直接用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的“一分为二”命题概括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固然形象地抓住了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不仅削弱和简化了辩证的分析法，也忽略和排斥了辩证的综合法，致使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把“一分为二”形式化、简单化和公式化的趋向。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51页）斗争性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仅仅归结为“斗争哲学”显然过于化约和片面，在实践中也会引起不良后果。1964年毛泽东亲自发起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和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批判运动，一时哲学上的“合”、“同”、“统一”、“和谐”皆成了政治上的“阶级调和”和折衷主义的代名词，这严重冲击了哲学界的正常讨论，直接影响到学术争鸣的健康发展。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加以化约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如在50~60年代的多次谈话中他只承认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而不承认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其他诸范畴，把三个规律并立说成是违背“一元论”的“三元论”。他说：“基本的东西就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对立物的矛盾转化，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建国以来没有发表的毛泽东哲学言论摘要》，第3页）“我的意见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统一。”（同上，第4页）这里，毛泽东提出的是综合命题，从综合的角度来说三大规律即可以概括为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但是，恩格斯提出的是分析命题，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最深刻的本质，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辩证法诸范畴则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各方面的联系和逻辑结构。如果只讲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不讲其他两大规律和诸多范畴，人们的认识就难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就不能丰富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再从一般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
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约为“斗争哲学”的理论倾向与毛泽东在“文化—意识形态”及政治思想领域日益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毛泽东也表现出明显的化约特征，以致把“阶级斗争”引入意识形态领域。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写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成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如果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毛泽东这段话中存在着不止一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把意识形态完全等同了上层建筑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处于上层建筑之上，上层建筑的一些实体和制度性结构并不等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原著中，这本来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结构，经济基础是社会机体的物质层面，上层建筑是社会组织的制度层面和政治层面，而意识形态则属于社会的精神文化层面，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它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是“高耸入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但意识形态并不直接立基于经济基础之上，它与经济基础还隔着一个社会制度层面，因而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及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等等。毛泽东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合并而统称为上层建筑，将它直接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使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政治体制层面的变化等同，消弭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这就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风卷云涌的主要理论误区。
如果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那种重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较为繁琐形式相比较，中国哲学本身就具有一种简约化的特征，从孔夫子到宋明理学大师，都喜欢用一些成语、格言、譬喻来形象地说明深刻的哲学理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无疑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两个层次不加区别的合并为一个层次的思想是毛泽东简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之一，也是建国后他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化约为“斗争哲学”，把辩证法化约为“一分为二”，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化约为一个规律，把历史唯物论中的意识形态范畴化约于上层建筑……这种化约遵循着一种二分的思想路式，由此扩充到政治领域、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就必然强化斗争而摒弃和谐，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就必然强调“破”、“批判”和“革命”。如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中引用了一段最能反映出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话：“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否定观并不是同一序列的范畴，“破”与革命更不能等同，“破”字当头，“立”并不必然地就在其中，在“破字当头”、“造反有理”口号之下刮起来的极“左”狂飙中，历史人物、历史遗产都在劫难逃。
综上所述而知，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变为一种思想基因潜伏在他的意识深处，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机材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出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种思想文化体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国度，它如果离开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是不可能落地生根、开化结果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相融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他无疑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建国后由于党内外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了出现了失误，这种失误甚至至今仍然造成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斗争哲学”的误区。认真总结毛泽东在哲学上的这种得与失，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原载《学术界》201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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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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