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为曹魏新设之机构，汉世虽有中书（中尚书、中书谒者）名目，然为宦者职事。《宋书·百官志》云：“汉武帝游（《晋志》下有“宴”字）后庭，始使宦者典尚书事（《晋志》作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元帝时，仆射石显秉势用事，权倾内外（《晋志》无元帝以下三句）。成帝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罢谒者（《晋志》作仆射）；汉东京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宫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王（《晋志》作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晋志》无此四字）。文帝，改为中书令，又置监。（《晋志》曰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是则晋宋二官志，均以前汉中书谒者为中书之任，而中谒者与中宫谒者则否（关于此问题之考论，参阅拙稿《略论两汉枢机职事与三台制度之发展》，新亚学报四卷二期）。然即使前汉中书谒者与魏晋以来中书之职事相同，监省之名称实为曹魏以来始有。《通典》以中书省之组织始于魏晋，而中书职事则源于西汉，为比较稳健之说法（见《通典》卷二十一）。据《魏志·刘放传》：刘放……魏国既建与太原孙资俱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放、资转为左右丞，数月放徙为令。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则刘放乃由秘书令转任中书监，《晋书·职官志》与《通典》均误为左丞。然此犹属小误。

笔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官制，发现曹魏时代中书、尚书二省之实际权势，与《通典》所记述，颇有差异之处，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故特提出讨论。《通典》卷二十一宰相条云：“魏……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任……其后或有相国、或有丞相，省置无恒，而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自魏晋以来，相国丞相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注：魏文帝以刘放、孙资为中书监令，并掌机密……）又同卷中书省条下云：“魏……文帝……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及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其权重矣。”又卷二十二尚书条下云：“魏置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按：《通典》宰相篇中单列门下、中书，而不列尚书，乃受唐中叶宰相观念所影响（唐中叶以后，以中书门下为宰相，尚书但受成事，故杜佑谓六部应与卿寺合并）。中书职在典尚书事，其势过重，自将影响尚书省之职权。《通典》的记述，实予后人一种强列暗示作用，使人认为魏晋时代，国家政权完全操在中书省手中，尚书省不过形同傀儡而已，故《困学纪闻》遂云：“曹魏时代中书、尚书二省权势的比较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按：《魏志·刘放传》所记：“刘放……黄初初……遂掌机密……明帝即位，尤见宠任……景初二年……帝寝疾……独召（曹）爽与放、资俱受诏命……太尉（司马宣王）亦至登床受语，然后帝崩。齐王即位，以放、资决定大谋，增邑……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禄大夫，资右光禄大夫，金印紫绶仪同三司，六年，放转骠骑，资卫将军，领监令如故。七年，复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逊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注：《资别传》曰：是时孙权、诸葛亮号称剧贼，无岁不有军征，而帝总摄群下，内图御寇之计，外规庙胜之画，资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让事于帝曰：“动大众，举大事，宜与群下共之。”……既朝臣会议，资奏当其是非，择其善者推成之，终不显己之德也……）刘放和孙资二人权势之显赫，正与《通典》所述相合。《魏志·齐王芳纪》：“正始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逊位原因，据《刘放传》注引《资别传》所记者：“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托，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耶？”遂固称疾，九年二月，乃赐诏”云云。至于司徒卫臻逊位之原因，据本传，亦由于：“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旨，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可见此三人均在曹爽辅政时，被迫逊位。根据这几条事实，可以知道刘放和孙资二人之权势，乃始于文帝时，而盛于明帝时。及至曹爽辅政，已逐渐失势，终而至于逊位引退。

自此以后，任中书监令者尽属无权无勇之文士，其在位均须仰权臣之鼻息。《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曰：“（李）丰字安国……黄初中……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誉日隆……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者，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耶……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曹爽专政，丰依达二公间，无有适莫……及宣王奏诛爽，住车阙下，举丰相闻。丰怖邃气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终后，中书令缺，大将军咨问朝臣，谁可补者。或指向丰，丰虽知此非显选，而自以连婚国家，思附至尊，因优不辞，遂奏用之。丰为中书二岁，帝比每独诏与语，不知所说。景王知其议己，请丰。丰不以实告，乃杀之，其事秘。”这说明李丰为一懦弱无用之名士，其在位虽然俯仰由人，可是终亦不免因疑而见杀于权臣。《魏志·夏侯玄传》称：“……玄以爽抑绌，内不得志。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丰既内握权柄，子尚公主，又与缉俱冯翊人，故缉信之……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门，有陛兵，诛大将军，以玄代之……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此段记录与上引史文略有不同，惟所谓“内握权柄”，不过指李丰与君主关系之密切而已，此时君主本身亦已大权旁落，李丰又有何权柄可言？若果李丰握有权柄，更何须借陛兵之谋诛司马师耶？与李丰同时任中书监之韦诞，以文采及书法行世。《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迂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善书有名……”又李丰被诛后，继任中书令之孟康，亦为知名文士，曾注《汉书音义》，据《魏志·杜恕传》注引《魏略》曰：“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于郭后有外属……遂转为散骑侍郎……康既无才敏，因在冗官，博读书传，后遂有所弹驳，其文义雅而切要。众人乃更加意……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征入为中书令，后转监。”韦与孟在中书任内之事迹已不可考，《魏志》亦不为之立传，可见在当时，其地位不受重视。嘉平正元间任中书令者为虞松，《魏志·钟会传》注引《世语》曰：司马景王命中书令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经时。松思竭不可改，心存之，形于颜色。（钟）会察其有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视，为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王曰：“不当尔耶，谁所定也？”松曰：“钟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松字叙茂，陈留人……弱冠有才，从司马宣王征辽东，宣王命作檄，及破贼，作露布……”中书监令于权臣淫威下之可怜相，历历如在目前。此时监令的地位，最多不过等于权臣记室，更无若何权势可述。《御览》二二零引《晋阳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书监。魏禅晋，使整与中书令刘良共为诏，世祖践祚，权即用之。从“权即用之”四字，可见此职之无足轻重。

反之，其时尚书职权则未陵堕过甚：曹爽、司马师、司马昭等以录尚书事专擅朝政（分见《魏志》及《晋书》本纪），固不待论。司马懿历尚书及仆射，遂植下禅晋之潜势力（见《晋书》本纪）。《魏志陈矫传》：迁尚书令，明帝……车驾常卒至尚书门，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徐宣传》：明帝……以宣为左仆射……车驾幸许昌，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吾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又《裴潜传》：入为尚书令，奏正分职，精简名实，出事使断官府者百五余条。是即在明帝时，尚书职权亦未尽为中书所夺。明帝以后，中书失势，政柄之争夺，全在尚书省。《魏志·曹爽传》：“爽……明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职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齐王即位……丁谧书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已，得制其轻重也……南阳何晏、邓扬、李胜、沛国丁谥、东平毕轨咸有声名……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及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宣委之于人，乃以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诸事希复由宣王……晏等专政。”又同传注引《魏略》曰：“（何晏）……正始初曲合于爽，亦以才能故……迁侍中尚书……主选举，其宿与有旧者多被拔擢。”又曰：“邓……正始……迁侍中尚书……何晏选举不得人，颇由之不公忠。”又曰：“丁谧……曹爽宿与相亲……数为帝称其可大用，会帝崩，爽辅政，乃拔谧为散骑常侍，遂转尚书……爽亦敬之，言无不从。故于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三狗谓何邓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甚也。”是齐王芳时，曹爽专政，亲信尽据尚书，威权无二也。

时非爽党与者，多被摒斥于尚书机构之外。《魏志·卢毓传》：“卢毓……为吏部尚书……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久以毓为光禄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治之，复为吏部尚书……转为仆射……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出征，毓纲纪后事。”司马懿以毓典治曹爽党狱于前，司马师复使之留守纲纪于后，其为司马氏党可知。故卢氏于曹爽得势时被排斥于尚书机构之外，而于司马氏得势后复入尚书省任职。《傅嘏传》：“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嘏谓爽弟羲曰……云云，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欲大改定官制……”又《王观传》：“司马宣王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 乃徙为太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赐爵关内侯。复为尚书……转为右仆射。”二人均历司马懿从事中郎，于收爽之役，并分在要津，事定后，复同入尚书省任职，岂偶然哉。傅嘏尤见亲任，权势甚赫。本传云：“正元二年春，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下注引《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付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据同注引孙盛之评，虽不以《世语》所述为然，惟时人有此传说，亦足见其时傅嘏之威望固甚赫赫也。又《北堂书钞》引傅子云：“傅嘏，字兰石，为尚书，事小大无不综也。”亦为一证。

上述政柄之争，多在尚书。中书，反为冗散。《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曰：“贾充……（魏世）除尚书郎，典定法令，兼度支、考课、办章、制度，事皆通行也。”（按：今本《晋书·贾充传》，法作科，制作节，通用作施用，余同。）又《晋书·魏瓘传》：“卫瓘……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在位十年，以任职称。”是则其时尚书郎所职，事繁，法密，亦不若中书郎之优游十年，而得任职之誉也。观此，可知魏世中书之权势，仅于黄初至景初中二十年（220—239）较为可观，余均不足道也。

尚书省则不然，其权势与魏室相终始，无大变动。《魏志蒋济传》：（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济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往者大臣秉事，内外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无不只肃……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云，辄云中书……臣窃亮陛下……不使圣朝有专吏之名也。此所谓大臣，实指诸尚书省长官，所谓“左右”、“便辟”、“小吏”，则指中书各官。蒋济于孙资、刘放用事之秋，犹明斥其为左右小吏，时人之意态可知。是魏世中书省官虽用士人，然于汉代之宦官，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比而已。后世因《通典》之记述，遂以中书为宰衡常任，谓“国政出之”，不亦过矣乎？读史所及，因略辨析如上。其余有关“魏晋以来尚书枢机之职未失”，“晋世尚书、中书官员位望之比较”，“西晋尚书、中书权势兴替之经过”，及“东晋中书职事之破坏及尚书权势独盛”等问题之考辨，均足与本文论点互相印证，另详拙作《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一文（载新亚学报三卷二期）。今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