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尧作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重要的人物，其真实性、所代表的时代、活动地域和相关史实、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是上古史研究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新出土文献的出土，近二十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新的进展，同时也对上古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唐尧 史实 传说 研究方法和理论
Abstract: TangYao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gends-era of Ancient China, its authenticity, its age, activities or geography related to the facts of history, and its influence,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ritical content of ancient history study. Being the Taosi sites of Shanxi found and new unearthed books unearthed,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n the issue. Many new questions will be put forwar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angYao historical facts legend research method and theory
研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始终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最近20年，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这个大课题下，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山西临汾地区陶寺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及新出土资料《唐虞之道》、《容成氏》等的解读，再加上各地对于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开发，传说中的圣帝唐尧及其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学术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近年来出版了诸如《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叶林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三皇五帝史断代》（董立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虞夏时期的中原》（董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尧舜传说研究》（陈咏超，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薛新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五帝时代研究》（许顺湛，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与之直接相关的著作（另有《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韩建业、杨新改著，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为论文集），课题直接与尧相关的研究论文则达百篇左右。
下面则以专题分类，分别介绍近20年来在唐尧问题方面研究所取得的一些进展。
一、尧的真实性
尧是人还是神？自从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尧的人格问题就成为学术争论的热点之一。在近20年的研究成果当中，赵北耀有专文讨论尧舜禹的人格问题[1]，而专门研究唐尧文化的研究者，很多都肯定尧帝存在的真实性，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有关尧的具体史实，讨论尧对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种种贡献。另外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尧（包括五帝）是代表部族的名号。如王克林认为“是一个经历有时的氏族或部落的概念”[2]，许顺湛也说：“五帝……是一个部族，或者是一个部族的祖先神，或者是一个部族的领袖名号。”[3](p29)
与此同时，仍然有学者坚持“尧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的观点。例如吴广平提出“尧帝即窑神亦即男性生殖神。”[4]黄正术则认为，“五帝本是先民原始宗教中的神，是文化现象。”[5]
二、尧活动的时代
在认可尧帝真实性的研究者中，关于尧活动的时代，大多数学者同意其处于龙山文化阶段。如郭大顺同意苏秉琦的结论，“关于五帝时代时间框架的考古与历史整合的结果为：五帝时代可以分为前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后期。大约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有相互对应关系。”[6]而李先登、杨英认为尧舜禹时期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晚期，其时间约为距今4500年前至距今4100年前[①]。
另有研究者推算出相当具体的时间，蒋南华提出“帝尧放勋，生于公元前2317年甲申，卒于公元前2200年辛巳。”[7]许顺湛则借鉴了纬书的方法，推算包括挚、尧在内的帝喾十世应为400年，约为公元前2550-前2150年[3](p26)。
齐涛在《尧舜禹时代新论》提出不同看法，在考察古地质史和气象史之后，作者认为尧舜禹所处时代的历史坐标，应该是1.2万年前至八千年左右的“大洪水”。[8]此外，魏哲铭、李敏的《论尧舜禹的婚姻与父权制的确立》分析尧舜禹三代的婚姻传说，认为当时社会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和确立[9]。
三、尧活动的地域
关于尧活动地域的研究，可以细分为活动区域、尧都、出生地、发祥地、葬地等多个问题，古籍所载及的相关地名计有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处。
薛晓蓉综合了各地传说，认为“尧生活的基本地区，应该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10] 孙伟、闫茂新则提出“尧的生卒地，所居都邑以及治辖范围和后裔封地都不出山东，其为东夷人”的观点[11]。不过，鉴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临汾西南陶寺遗址不断发现的考古遗迹和遗物，“对大型墓葬的墓主人的推断，从年代、墓葬规模和规格、随葬品的性质以及和古史传说、文献记载的对照等方面，认定陶寺文化是唐尧集团的文化遗存。这种观点已经被学术界广泛认同。”[12]
关于尧都地望，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在今临汾市西之古平阳城。辛德勇、张永山从历史地理沿革的角度，分别分析了自先秦至唐宋的史书记载和传说，以论证“尧都平阳”的正确；李健民据今临汾市西南10公里处的尧庙乡下靳村墓地的考古发掘，认为陶寺早期墓地和下靳村墓地，在地望和年代方面均可与尧都平阳加以联系，从而为史家尧都平阳说提供了有力的考古佐证。[②]
也有学者对尧都平阳说提出质疑，如潘继安、王志俊即认为陶寺遗址的早期及中期应为黄帝及帝喾之都。[13]另还有“尧都太原说”[③]、“尧都古陶丘说”[14]等。
关于尧的出生地，主要涉及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尧母所在“三阿之南”地名的考辨。分别有“江苏高邮说”[④]、“江苏宝应说”[⑤]、“山东说”[15]、“山西绛县说”[16]等不同观点。至于尧的发祥地，也有“山西临汾”说与“山西长子”的不同说法[17]。而葬地，同样也存在分歧。[⑥]
四、尧的名号
关于尧的名号，学者们集中讨论的是尧与陶唐氏的关系。《夏书》云：“唯彼陶唐。”“陶唐”一词一般都认为指“唐尧”。由于“唐”、“庚”二字形近、声同，王迅推测 “唐”是一种与“庚”相似的陶制鼓类乐器。 [18]
另外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唐与尧并非同一。据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陈述，关于古唐国地望，学者们认为在今临汾至襄汾、翼城、曲沃一带。唐晓峰、张永山借助甲骨卜辞的寻绎，认为唐原本只是尧族所辖的地域。如张永山言，“由于某种原因，继尧而起的首领舜或禹之流把尧的嫡宗封于唐，所以才有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并把原冠于尧前的‘唐’字也移于此，故称唐，世代沿袭不变。”[19]
另有张锟《“唐地”考辨》主张豫北地区作为后岗二期文化的中心区，才是最初的“唐”地所在，晚商时期晋南之唐也是由豫北迁去。[20]常金仓指出，“帝尧陶唐氏”连称始自《世本》,却为《史记·五帝本纪》所不取。《吕氏春秋·古乐》则根本否认陶唐氏与尧有何关系。“所以，‘帝尧陶唐氏’尽管被后世炒作到不容置疑的地步，却没有任何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同一事情。”[21]
五、尧的史迹
这部分研究近二十年来主要在几大方面进行：一是继续考辨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尧的各种史迹；二是探讨尧对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贡献和作用；三是归纳尧文化的内涵。
（一）禅让及其他史迹
“禅让”是尧（舜）史迹中争论最大也最受关注的内容，古籍记载歧异，史学家们亦众说纷纭。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信其有，顾颉刚、杨宽信其无。此后，又有学者提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认为禅让与篡夺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或认为尧舜及禹分别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等等。20世纪末，新出土楚简《唐虞之道》和《容成氏》都记载了“禅让”的内容，在学术界掀起了对此问题新一轮的争论。一方面，刘宝才《〈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求学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彭邦本《楚简〈唐虞之道〉初探》（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蒋重跃《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罗新慧《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等文，着重从文本分析、观念发展史的角度研究“禅让”传说。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尧舜“禅让”的真实性、性质、历史背景以及所反映的历史内涵也继续进行着广泛讨论。
仓林忠《关于黄帝、尧舜禹时期帝位继承制度的思辨》一文中认为，“在我国古中原地区帝王世袭制至迟在黄帝时代就已取代了民主选举部落联盟首领的禅让制度”。后世尧舜禹禅让之说，没有任何历史根据。[22]张学海也认为“尧舜禹分属唐虞夏三国的贤能君主，分处山西襄汾、山东西部和伊洛地区，既非一国之君，何来禅让？！”[23]
王晓毅、丁金龙则通过分析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指出“从目前发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条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六条证据分别被作者解释为平城墙、废宫殿、杀壮丁、淫妇女、毁宗庙和扰祖陵，作者由此分析说：“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作者并认为，尧舜所分别代表的陶唐和有虞两个方国，其所直接掌控的地域并不重合，其内部最高首领之位的继承完全是按世袭制来进行；且当时“各方国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方国联盟”，“一旦外部环境有所变化或内部力量对比失衡，就会打破原来的联盟形式。各部落普遍倾向于建立一种能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之条件的秩序。这无疑使各部落间的秩序目标处于矛盾对立之中，并且惟有凭借武力建立一种统治关系才有可能实现。”[24]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坚持“尧舜禅让不容否认”的观点：如张忠培提出“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25]；钱耀鹏接连发表多篇论文，分析尧舜禅让故事的时代契机、社会背景，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尧舜禅让则是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和更高一级政权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事件。”[26]这些故事“体现着社会集团规模扩大及更高一级政权机构的形成过程。”[⑦]王奇伟认为，当时方国内部已经确定了王位世袭制度，而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则采取禅让的制度[27]。学界持相似看法的研究者还有不少[⑧]。许兆昌则认为，尧舜禹政治集团是建立在方国联盟基础上的一种“国际次体系”[28]。
对于禅让的真实情况，王和认为有几点是确定无疑的：“首先，就当时相对发达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来说，具有一定规模、由来源于不同族姓的强大部族共同组成的、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己出现，而且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己经相对稳定。”其次，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中原地区部落联合体首领的世袭制至少从陶唐氏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便己经开始。”[29]
此外学者从文献中整理出来的其它史迹，大体集中在治历、治水、举舜、定刑法等，一些研究者还把这些史迹，提高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崇高地位。如吕绍纲提出，包括“国家及相关制度（诸如“天下大国家的准国家形态”、“朔政制度”、“度量衡制度”、“刑罚制度”、“祭祀制度”）以及诸如“中的思想”、“民本思想”、“五伦观念”等，都可以在尧舜那里寻到源头[30]。又如周长山总结尧的业绩，可分为：“第一，在中国历史上初次制定了历法。……第二，首开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先河。……第三，以民主的方法选定接班人。……第四，统一的国家体制的雏形初步形成。” 起始和奠定了舜、禹等圣王治世方略的基本思路。[⑨]
（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对于唐尧时代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但即使在同类观点当中，不同学者具体定义唐尧所处社会性质所用的概念，诸如国家、早期国家、酋邦等，涵义都差别较大：
（一）认为唐尧时代已正式进入国家或早期国家阶段。
持此见解的学者主要结合陶寺文化遗存(含陶寺文化遗址群)进行了论述。认为陶寺文化的年代、地望与古史传说的陶唐吻合，故断言它即是唐尧(或包括虞舜及夏禹）部族的文化遗存；并通过分析陶寺文化对唐尧(或包括虞舜及夏禹)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帝尧的历史地位作了说明。
高炜、张岱海指出，陶寺遗址应是进入文明时代华夏族群中某一方国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或直言为方国都邑；而且，陶寺文化分布区内已形成一个“具宗族、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国家实体”，而“陶寺文化多层次聚落所体现的正是当时的国家构架。”[31]王克林说陶寺文化的社会形态可称为是“以陶唐氏唐尧部落为首所组成的中国早期国家载体”。李元庆认为，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表明，当时阶级和国家已经形成。[32]王奇伟则认为其时已经“具备与其后世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27]乔凤岐同意尧舜禹时代已经具备较完备的国家特征[33]。
葛志毅也认为尧时已进入国家阶段，但是仍带有很大过渡性质：他赞同梁启超所提出的“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之说，认为称尧舜为酋邦也许更为合适。但同时又说“尧舜时起已大体维系一个具有土地四至和由‘万邦’合成的国家政权组织。”[34]
胡建将唐尧所领导的社会组织称之为“古国”，认为“以尧舜领导的古国从多中心的部落中脱颖而出，嬗变步入金字塔形部落结构，形成古国文明的杰出典范。无论在聚落形态、社会形态方面，还是文明化程度上，都具有‘王都’的特征。”“陶寺遗址的城址和祭祀建筑、家族世袭制的王权墓地和祭祀集团、严格的礼器和严密的等级埋葬制度，都己具备古国文明中心的主要因素。”[35]
(二)认为唐尧时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或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
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中，又存在“部族联合体”、“部落联盟”说、“酋邦”说等分歧。如李衡眉提出“关于尧舜的传说，反映的正是氏族制度行将瓦解，国家即将产生的情况，其时正处于龙山文化阶段。”[36] 吕文郁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是部族联合体。其管理和领导机构“在某些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准国家或半国家，实质上就是中国的早期国家。”[37]李先登、杨英把尧时社会组织称之为“酋邦”：“五帝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大联盟，其性质相当于现代学者多称的酋邦，最后由酋邦发展为夏王朝。”[38]沈长云认为，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从尧舜禹族邦(酋邦)联盟过渡到夏的家天下的故事，反映了“从酋邦到国家”这一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吴耀利说，中国最早的国家是以没有任何暴力干涉的自然和必然的方式起源于尧舜时代。[39]王克林认为“它（陶寺遗址——摘者按）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部落联盟古国的性质。”[2]王晖分析传世文献及新出土楚简《容成氏》，指出 “尧是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代的最后一位殿军，而舜却是部落联盟时代向早期国家过渡的一位古帝，而夏禹则是早期国家最早一位君王。”[⑩]
（三）尧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渊源
从上文的归纳来看，近二十年来，尧与其时代的研究受到古史学界学者的格外垂青。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尧文化”的概念。如石青柏说尧文化是包括尧舜禹在内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张玉勤、赵玉钟也认为: 尧文化“是以唐尧为代表的包括虞舜、夏禹在内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即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19]看来如何准确把握和科学地界说尧文化，还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至于尧文化的精华核心内容，学者普遍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如在2000年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此进行了归纳：其一，中道文化或中庸之道。其二，“和合文化”。其三，原始民主或民本主义。其四，重德精神。[11]
六、有关尧的文献资料讨论
在很多学者依据陶寺的考古发现来研究尧时期的社会文化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论文仍是依靠传世文献主要是《尚书》和《史记》的记载，来探讨尧时史迹和文化的内容。其中，一些学者从史料流传的角度，论证有关记载应属于信史。
如李衡眉在《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中指出，先秦诸子追述上古的目的不同，但对上古社会描述却大体一致。“从这一视角来看，他们对上古社会生活方式的描述应当是有根据的。”“说诸子三皇五帝说的起因是出于重构古代文明的需要则可，说是向壁虚造则诬。”[36]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中认为：从《逸周书》到《五帝本纪》，这些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记载为后人提供了关于五帝时代珍贵的、基本可信的文献资料，而且是分析和研究考古资料的依据和出发点，是重写五帝时代历史的基本依据。[38]
关于孔孟所传尧舜古史的可信度问题，葛志毅说，与春秋战国多以发明思想义理为主的诸子相比，孔子儒家偏重传述古史，且学风以崇尚征实为特征，因而最具历史学派的风范。……而且从司马迁推崇有加的态度中，也可说明孔子儒家所传经典记载的信史价值。[34]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意见，如温玉春认为，《尚书》之后所有古籍中关于尧舜禹的资料都是从《尚书》发展而来的，没有独立的史料价值；而《尚书·尧典》为春秋末战国初人所伪造，“也几乎没有任何史料价值”。[40]
另有研究者对于是否“信史”兴趣不大，而将相关尧舜禹的资料统统当作传说甚至神话，从神话学或历史观念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在这一方面，学者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如美国学者艾兰著《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把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作为一种观念运动所产生出来的历史，从结构人类学的角度试图揭示出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深层结构[41]；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分析了种种有关传说流传的过程和地域[42]；李玲玲的硕士论文《先秦诸子书中的尧舜禹传说研究》，从诸子文本中尧舜禹传说的不同形态，揭示出其变化与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的密切关系 [43] 。
另外，李存山认为由此反映了经对史的塑造关系；[44]周长山则认为尧、舜事迹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儒、墨两家合力推扬，确立了尧、舜的正面典范形象。战国时人已认定尧、舜乃三代之前的一个确实的历史阶段。战国秦汉之际，随着大一统之势的形成，人们开始自觉地整理纷乱的上古史，《五帝本纪》就是综合整理的结果[45]。
而杨永俊则认为“尧舜禹让天下故事，是传说抑或是历史真实，这其实并不重要。所有这些让国故事都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学说的兴起有关。……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诸子百家……都很少追究禅让经过，大多是借论述尧舜禹禅让来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记载可能主要取材于《尚书·尧典》与《尚书·虞书》，再增加些他通过民间调查材料与自己的合理想象。……后世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情况基本上很难跳出司马迁的记载。”[46]
另一方面，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作为记载有唐尧史迹的出土资料，不少论文围绕它的文献学问题、思想内涵展开讨论（详见仝卫敏《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研究述评》，《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
其中廖名春以《唐》篇与传统文献相对读，认为《唐》篇“又一次证实了《尚书·尧典》、《论语·尧曰》、《孟子·万章》说的可信，为坐实尧舜禅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47]
王博提出，就《唐虞之道》来说，它与《尚书·尧典》的关系密切，可以看作是对《尧典》的解释和发挥。[48]
至于《唐》篇的学派归属，李学勤疑为纵横家[49]，廖名春认为是孔子佚文[50]，姜广辉推定为子思所作[51]，周凤五怀疑其出自孟子或其后学之手[52]，李景林认定应属思孟一系[53]，丁四新则提出属于孟子之前的儒家[54]。
七、研究尧文化的理论和方法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感到在尧文化研究（也包括五帝时代或言传说时代研究）的过程中，理论和方法的思考至关重要。这涉及如何看待神话传说、到如何看待传世文献、考古资料与古史文献如何结合等等最为基础而关键的问题。
由前述可见，在必须对传说资料进行研究这一点上，学者们是有共识的。[12]但如何认定其性质，研究方法怎样，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一类学者将其作为纯粹的传说、进行观念史的研究，而更多的学者将其作为信史、或者努力证实其为信史。例如朱绍侯就提出：“对所谓‘传说时代’，就是靠传说而保存下来的上古历史，它同样也是信史。……靠我们研究人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甄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恢复古史的本来面貌，或对某些神话传说给予科学的解释。”[55]
证史派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考古资料。将古史传说与地下发掘实物联系起来，多学科的结合研究，“依靠时间、空间与考古学文化三者互相对证的方法”[2]来进行探索，虽然也是共识，但由于文献资料的歧异、各研究者的理解不同，实际上也面临不小的困难。比如如何认定晋南陶寺遗址的性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存在“陶唐氏遗存说”[56]、“尧舜遗存说”[57]、“虞舜遗存说”[58]、“夏族遗存说”[59]等多种观点。近20年来，虽然认为与唐尧有关的观点占了绝大多数[13]（其中部分研究者认为，陶寺遗址晚期延续到夏时代[14]），但还是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是“传说中共工氏的文化遗存”[60]。
李元庆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沿流而溯源’或者叫‘由后以例前’的逆向研究，就是由帝尧以后的古唐国历史逆向上溯至帝尧时代，由此对于尧文化获得全面的整体性的把握”。[19]而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一书在史前考古与五帝时代的整合方面”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在“从史前考古的成果看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从史前考古的成果看五帝时代的时代特点”两个方面。换言之，就是仅仅在框架和时代特点两个最大最粗线条的内容上相互进行讨论，而不深入至细节问题。[6]
综合近二十多年来唐尧研究的成果，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新资料的发现和旧有资料的重新解读，给予了这个课题以新的内容和推动力，也由此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从中暴露出来的理论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学界在研究方法的原则上拥有共识：必须“整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运用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资料“两重证据”；但原则如何贯彻，具体运用时孰重孰轻，以谁为主？朱绍侯先生所说的“两层皮”问题始终纠缠和困扰着研究者。此外，是否审查史料的性格（包括真实性、来源、与时代关系等），传说和神话是否可以作为信史对待，都造成了研究者最终的观点分歧。这事实上也反映出了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某种的理论困境。近年来考古学界摆脱“史籍导向”和“编史学”的呼声日益高涨[15]，历史学者如何应对？是重新界定自己的学科边际，确立更明晰的研究对象，还是对于多学科资料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提出更可实际操作的研究理论？这些可能不仅仅是唐尧研究未来突破的方向，也是中国上古史研究面临的实际问题之一。
（此文原刊《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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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五帝时代》，《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胡建《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也同意“尧舜时代是晚于炎黄聚落的时代，也是龙山晚期向夏王朝过渡的重要阶段。”
[②] 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相同观点的论文还如李世俭、靳生禾《尧都平阳刍议》（《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王社教、朱士光《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也认为，尽管“尧都平阳”传说目前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却间接表明它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
[③] 王尚义《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光明日报》2003年9月16日第2版“九州周刊”。该文激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如咸增强（《尧都不会是太原——对〈太原建都已有四千四百七十年〉一文的不同看法》，《运城学院学报》2004第1期）、周征松（《尧都平阳在临汾不容否定》，《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尧都平阳在临汾不在太原——对王尚义〈太原建都已有4470年〉一文的商榷》，《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卫斯（《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均发文与之商榷，认为“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与“尧都平阳”更无涉。
[④] 孙铎《帝尧出生地考》，《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论证尧的出生地定位在“高邮菱塘至神居山一带”；另有扬州大学教授陈清硕、扬州市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印志华，在2001年3月19日《扬州日报》和《江苏炎黄文化研究》2002年第3期上先后发表《尧出生于高邮》、《尧文明与扬州》的文章；2002年11月5日，高邮市政协副主席、市地震局局长张愈在《高邮日报》上发表题为《帝尧出生地在高邮神居山一带》的文章，从地质、地貌演变上进行考证。泗阳县社会学家谈嘉德于1998年在《中国地名》刊物第4期上发表《尧出生地刍议》的文章，另有《尧出生在“三阿”辨》。丁季华、薛小荣发表《尧文化圈漂移点击——兼论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为之申论，张玉勤、张晓荣《也论尧文化——兼与高邮发祥说商榷》（《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8期）、王健《所谓“尧出生高邮”新说质疑》（《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则对此说进行了批驳。
[⑤] 梁鼎成《尧的出生地三阿考》认为尧的出生地“三阿”为今江苏宝应县射阳湖镇及周边地区（《中国地名》2002年第3期）。
[⑥] 一般学者认为尧葬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刘俊男却认为尧帝葬于湖南攸县高枧乡高垅村尧山。见《尧舜二帝葬攸县考》，《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⑦] 《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之后钱耀鹏在《尧舜禅让故事的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中他又一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
[⑧] 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徐祖祥《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中国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演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王树民《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朱小丰《论禅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3期；马兴《从尧、舜禅让的实质看传子制的确立》，《天府新论》2007年第1期；杨永俊《论尧舜禹禅让的政治原则与历史形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⑨] 《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类似观点又见于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葛志毅《试论尧舜时代与国家》，《管子学刊》2000年第4期；刘玉娥《论尧舜治国方略及其历史贡献》，《洛阳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马兴《尧舜时代制度文明略论》，《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
[⑩]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此外，同样持“文明前夜”观点的还有王树民（《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张玉勤、赵玉忠、李孟存、孙淼等（参见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11]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讨论该论题的还有：赵玉钟、张玉勤《论尧文化》，《山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宋英民、张文宝《尧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年12月；周长山《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2] 如王树民所说，“文字记载的传说，由于真伪混杂，梳理困难，反被弃置不顾，从历史工作者来说，这是有失职之嫌的。”“在某些传说中，其有可疑者皆不取，或稍加辨正，于确有一定来历者，虽片言只语，亦应据之作进一步的分析。”“周秦诸子书，性质比较复杂，在仔细分析考定后，其中实有不少可供参考者。”（《五帝时期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
[13]见上文；又见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下）》，《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亦说：“ 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舜)文化，公元前25一前24世纪。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包括先夏时期)，公元前23一前19世纪。”
[15] 如陈淳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思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中反省了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考古学学科存在的“史籍导向”，如“比如史籍和传说常常左右着探索的视野和目标，使得中国学者没有设法去寻找那些和文献完全不同的、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提供的材料，并超脱传统文献的线索而去收集那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新证据，比如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人口、疾病和战争等。史籍导向的研究也削弱了学术的进取心，当考古发现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一旦确立便认为研究目标己经达到，不再进一步提出问题。”“编史学导向的国家起源研究具有双重的危险，它不仅左右考古学家的视野来使考古材料与传统观念保持一致，而且操纵着考古学的实践应当去寻找哪些材料。”他主张历史学和考古学“相关的信息应当通过持续的反馈结合起来，审慎运用文献资料，避免两类材料草率合并或对号入座，注意防止将考古研究简单地按编史学的框架来进行设计。”
参考文献：
[1] 赵北耀．尧舜禹人格略考［Ｊ］．运城学院学报，2003，（4）．
[2] 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上、下）［Ｊ］．文物世界，2001，（1）（2）．
[3]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 吴广平．尧舜二帝的原型破译［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4）．
[5] 黄正术．论“五帝时代”［Ｊ］．安徽大学学报，2003（2）．
[6] 郭大顺．《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续论［Ｊ］．中原文物，2006（3）．
[7] 蒋南华．尧舜禹及其生活年代［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2（1）．
[8] 齐涛．尧舜禹时代新论［Ｊ］．山东社会科学，1991（1）．
[9] 魏哲铭、李敏．论尧舜禹的婚姻与父权制的确立［Ｊ］．西北大学学报，2004（2）．
[10] 薛晓蓉．试论尧舜禹传说与农耕文化的关系［Ｊ］．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1）．
[11] 孙伟、闫茂新．古帝王尧、舜、禹东夷考［Ｊ］．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3）．
[12] 侯毅．从陶寺城址的考古新发现看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Ｊ］．中原文物，2004（5）．又见郭大顺．《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续论［Ｊ］．中原文物，2006（3）．江林昌、马世之、何驽说，参见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Ｊ］．中原文物，2006（１）．
[13] 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Ｊ］．中原文物，2006（１）．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嚳之都考［Ｊ］．考古与文物，2007年（1）．
[14] 彭立荣．论尧、舜故都等有关圣迹的确切地址及现代开发［Ｊ］．东岳论丛，2002（6）．
[15] 孙伟、闫茂新．古帝王尧、舜、禹东夷考［Ｊ］．临沂师范学报，2001（3）；侯应军．海岱龙山文化与尧舜之乡考辨［Ｊ］．齐鲁学刊，2006（1）．
[16] 张志善、赵新民．尧王故里尧寓村［Ｊ］．华人时刊，2003(10)；刘永昌．尧王故里在绛县［Ｊ］．文史月刊，2006（2）．
[17] 续庆慧、邱萍．神话中的尧发祥于山西临汾考析［Ｊ］．法制与经济，2006（7）；李蹊．尧发祥于长子陶乡考［Ｊ］．晋阳学刊，2005（6）．
[18] 王迅．陶唐·土鼓·陶寺遗存［Ｎ］．中国文物报，1990－2－22（3）．
[19] 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Ｊ］．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3）．
[20] 张锟．“唐地”考辨．中原文物，2003（1）．
[21] 常金仓．五帝名号考辨［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5）．
[22] 仓林忠．关于黄帝、尧舜禹时期帝位继承制度的思辨．天中学刊，1996（3）．
[23] 张学海．五帝时代社会性质浅析——兼论部落向国家的过渡［Ａ］．陕西省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Ｃ］,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24] 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Ｊ］．山西师大学报，2004（3）．
[25] 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Ｊ］．考古与文物，1997（1）．
[26] 钱耀鹏．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Ｊ］．中州学刊，2000（5）．
[27] 王奇伟．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Ｊ］．安徽史学，2008（6）．
[28] 许兆昌．前现代国际体系与尧舜禹时代［Ｊ］．史学集刊，2008（8）．
[29] 王和．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Ｊ］．史学理论研究，2001（2）．
[30] 吕绍纲．中国文化史宜从尧舜讲起［Ｊ］．社会科学战线，1998（3）．
[31] 高炜、张岱海．陶寺——尧舜时期的文化中心．转引自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Ｊ］．山西师大学报，2000（4）．
[32] 参见李元庆．海峡两岸尧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Ｊ］．山西师大学报，2000（4）．
[33] 乔凤岐．尧舜禹时代的国家结构与管理制度略论［Ｊ］．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2）．
[34] 葛志毅．试论尧舜时代与国家［Ｊ］．管子学刊，2000（4）．
[35] 胡建．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Ｊ］．文物世界，2005（5）．
[36] 李衡眉．三皇五帝传说及其在中国史前史中的定位［Ｊ］．中国社会科学，1997（2）．
[37] 吕文郁．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Ｊ］．社会科学战线，1999（5）．
[38] 李先登、杨英．论五帝时代［Ｊ］．天津师大学报，1999（6）．
[39] 参见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Ｊ］．中原文物，2006（１）．
[40] 温玉春．古籍所载尧舜年代资料辨析［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3）．
[41] [美]艾兰．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Ｍ］．孙心菲、周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2] 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Ｍ］．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3]李玲玲．先秦诸子书中的尧舜禹传说研究［Ｄ］．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44] 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Ｊ］．中国社会科学．2003（3）．
[45] 周长山.尧、尧文化与现代文明［Ｊ］．河北大学学报，2004（1）．
[46] 杨永俊．论尧舜禹禅让的政治原则与历史形态［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4）．
[47] 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Ｊ］．孔子研究，1998（3）；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唐虞之道》篇与《尚书》［Ｊ］．中国史研究1999（3）期．
[48] 王博．关于《唐虞之道》的几个问题［Ｊ］．中国哲学史，1999（2）．
[49] 李学勤．先秦儒家的重大发现》［Ａ］．姜广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50] 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家［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Ｃ］．
[51] 姜广辉．郭店竹简与《子思子》［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Ｃ］．
[52] 周凤五．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新释［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册，1999．
[53] 李景林．关于《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问题［Ｊ］．社会科学战线，2000（3）．
[54]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
[55] 朱绍侯．研究五帝历史必须改变思路——《五帝时代研究》读后感［Ｊ］．中原文物，2005（5）．
[56] 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Ａ］．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集［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7]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Ｊ］．史前研究，1985（4）；张童心、贾志强．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唐尧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心［Ｊ］．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6）．
[58] 许宏等．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Ｊ］．考古，1991（6）．
[59] 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Ｊ］．考古，1983（6）；高炜、张岱海、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Ａ］．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讨论［Ａ］．田昌五．《华夏文明》第一集．张德光．再论陶寺城址发现的意义［Ｊ］．文物世界，2003（3）．
[60] 张锟、姜宁．论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族属》［Ｊ］．文物世界，2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