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四个字家喻户晓。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家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比较多，而法家的相关论述似乎很少。其实，法家思想中也有以人为本的内容。

　　《管子·霸言》篇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表明，“王”“霸”“霸王”等概念，在春秋时期就提出来了。战国时期，“霸王”作为褒义词使用得很普遍。孔、墨对“霸”基本上是肯定的。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在孔子眼里，“王”与“霸”没有明显的对立，但“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比“王”稍逊一等。其后，“王”与“霸”分化为不同的政治路线。商鞅游说秦孝公，就明确分出帝道、王道与霸道，王道行礼，霸道行法。孟子把“王”与“霸”视为对立的政治路线，认为“霸”是对“王”的破坏与否定；“以力假仁者霸”，即行霸道者将讲仁义作为招牌和旗帜，实质上是用武力说话。在董仲舒以后，“王”与“霸”对立成为儒家的主流观念。

　　法家则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王”与“霸”相通，霸王之道的目的是“争人”。《管子·正世》中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这里虽区分了“王”与“霸”，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等次关系。“争人”需要以利为纽带，让百姓获得切实利益；反之，不考虑民利，一味盘剥，只会引起百姓的逆反。说到利，最重要的是赋役问题。法家明确提出“度量”概念，并用“度量”关系去分析和说明政治的治乱。韩非子提出“论其税赋以均贫富”。《正世》篇和韩非子都把“度”“度量”称为“齐”。所谓“齐”，就是既不能“急”，也不能“缓”，要适中。这与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意思基本相同。

　　爱民、利民、惠民、富民，这是儒家和法家都认可的主张。法家主张凡事要依法行事、一断于法，把法作为察言、观行、考功、任事的准绳；并从不同方面说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关于事物的一般、普遍的规定，因此又将法称为事之“常”。同时，法家有很多关于君主高于法的论述。《管子·君臣上》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所以从根本上说，法家所谓法治其实是人治；法家所认定的是等级法，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

　　法家论述以人为本，根本目的是“用民”。《管子·法法》中说：“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商君书·算地》说得更直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也就是说，治国者讲爱民、利民等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用民。法家是“力”的讴歌者，当时是拼“力”的时代。一个国家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即使有贤明君主，也不能不屈服于强国。力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藏于民间。君主用赏罚的目的就在于利用民力。其实孔子倡言道德，也是为了使民，正如他所说的：“惠则足以使人。”在使人这点上，儒法有相通之处。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可以批判吸收法家爱民、利民的思想，但一定要摒弃其中包含的使民、用民的功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