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岩气节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后录”，较之诗词歌赋的文学表露，传统士人无疑更重视操行名节的现实砥砺。朱明一朝，理学势尊，一代士人受学启蒙，日常训练，精神投诸，皆在于此，濡染既深，及第后，得暇为诗，志意吐露，亦每在于斯。“儒家盛业当名世，老屋残书尚满厨。壮岁光阴浑易过，古人名节要齐驱”（陶安《寄示从子旻》），具体的实际政治能力姑且不论，砥砺名节下的报国卫道，却是明代士人慕从风行的寻常心路。明人素重名节，忠奸之辨更为大节所在。作为民族心理的忠奸之辨所体现的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注，在明代特殊的文学生态中呈现为另一种特殊的文学张力——对文坛盟主的影响。

　　明祖开国，旷然复古，宋濂师古崇道，醇深演迤，居文臣之首，其后杨士奇以阁臣身份领袖文坛，雍容典雅。嗣后，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宋濂虽品秩不高，却为朱元璋之近侍，杨士奇、李东阳更是身居高位。明初政治颇为清明，忠奸不显，特殊的政治身份对于领驭文坛自然有着相当促进之力。然而，宣德之后，朝政不安，正德时又有刘瑾横行，朝臣与权宦的争斗亦随之而烈。李东阳屡称“世路风波无定所，天涯时节忽惊心”，朝政时局关注下的政治心态尽在“风波”之感，“吾生苦多难，忧患为樊笼。柔肠结成寸，意气惨不融”，忧国之心中却也流露出柔弱禀性，这位“白头夜中长忧国”的阁臣却在与刘瑾的政治抗衡中表现出了“不当”的软弱，虽然独留内阁的李东阳委蛇避祸，委曲匡持，阳为调剂，阴护正人。然而，如此的行为却同样有着“不当”的软弱性，气节之士多非之。门生请削籍，刺诗以劝归，所体现的正是本性柔弱的李东阳在党争、名节中的尴尬处境，尽管就实际政治意义而言，李东阳的行为自有其合理意义，但在明代士人的名节意识下，其在忠奸之辨中表现的软弱却被放大许多，持身廉正的李东阳自然不会被指为奸佞，但与政治身份相关的文坛盟主却不免移让，而接主文柄的则是户部郎中李梦阳。

　　李梦阳先因格势要而入狱，后因指斥国戚而再次入狱，草疏弹劾刘瑾，入狱几死，其后，因忤上官再次入狱被贬，后又因为朱宸濠作《阳春书院记》被指为逆党，被逮。屡屡入狱的李梦阳无疑是明代党争聚讼的牺牲品，但同时也在砥砺名节的士人心态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在党争、名节交织下的明代仕途中，官员们入狱被贬虽为常事，但相当情况下的身陷囹圄却是颇为荣耀的事情，在忠奸之辨的传统心理中，入狱成为“忠节”的典范象征，士人入狱，往往能博得清议支持，赢得令名。尤其是与权宦刘瑾抗争过程中的坚决表现，与李东阳“因循隐忍”的“软弱”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就政治策略乃至实际作用而言，李东阳的阴庇正士未必逊色于李梦阳的刚直抗争，然而，传统社会的文化和结构更要求“以德性的实践来解决政治问题”，在明代政治聚讼中所凸显的名节砥砺、忠奸之辨正是这一传统的表现。李东阳的“软弱”为气节之士诟病，同与其列的李梦阳同样深表不满，“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

　　《明史·文苑传》称：“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俨然为文坛之主，但“操觚谈艺之士”的“翕然宗之”却不是单凭倡言复古的口号提出可以造就的，文坛盟主乃至其“名震海内”的深刻原因实在于有明一代砥砺名节、明辨忠奸的士人心态。李梦阳的本身才力，以及复古口号在当时文学发展中的合理意义亦是不能忽视的影响号召，但忠奸名节作为明诗生态中一种极具张力的传统心理，同样不应忽略。其实，非止李梦阳一人，在以其为核心的文学复古派中，实多同道，均曾与刘瑾等权宦势要有过程度不同的抗争，或入狱，或被贬。不难看出，在声势浩大的复古阵营中，忠义名节或是诗文之外的共同行为标志。正德二年，刘瑾矫诏榜“奸党”，勒令致仕，而唱和者即“各飘然萍梗散”，可见唱和者与刘瑾的对立关系，权阉的“奸党”恰是士人心中的忠良——原是忠奸之辨在党争中的最一般表现，唱和者以“朝正”为名，正是同样的思路。据此，不难看出，名节心态下的忠奸之辨虽不是诸子结社唱和的原因，却是唱和者们的基本心态与共同关注。当权阉专擅时，阁臣李东阳以委曲隐忍而失士心，郎中李梦阳则以重刚婞直而得清誉，此消彼长，“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李梦阳虽以诗文名重天下，然藏于其后个人名节却是明诗生态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现象亦发生在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中，只不过所针对的“奸臣”，变成了严嵩。后七子行事亦持重名节，明辨忠奸，傲视权贵，无亏士行。虽无李梦阳屡屡入狱的士林“荣耀”，但李攀龙疏狂简傲，不畏权上，持身清峻，“太肮脏于俗态”，亦在明代的党争聚讼与名节砥砺中博得高名。更应留意的是，李攀龙的诗作多为人诟病，“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钱谦益称其“高自夸许”，朱彝尊指为“妄人”，四库馆臣则称“世贞与攀龙齐名，而才实过之”。然而，好之者却终推其为一代宗匠，王世贞虽指出其诗作的“临摹帖”之弊，却始终推许，甘居其下，李攀龙年龄居长，早倡复古，固为原因，然而，明代士人特有的名节心态却不能忽略。如同李梦阳、李攀龙的主盟文坛，同样有着个人名节的影响因素。

　　非但李梦阳、李攀龙如此，如袁宏道，“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又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而钟惺“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虽非显赫事迹，但就个人名节而言，均无瑕疵。可见，在党争聚讼与名节砥砺交织所观照下的明诗生态中，影响久远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通常要有忠奸名声的基本保证，如严嵩，位高权重，从者如云，其诗才颇佳，然而，非但不成流派，即便诗名，亦多因其人而湮灭。其间微尚，固可知矣。

　　传统诗文的褒贬进退，每每有着文章之外的关注，重道轻文，自古已然，论诗及人，本是常态，对于引领一代的文坛盟主更是如此。作为民族心理的文学延续，善恶美刺的文学传统已成为因历史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文学表现中的道德意识贯穿并融化于从动机到完成的整个创作过程，文学的评价标准始终不是单一的文字审美，蕴于其后的道德褒贬、对世道人心的教化张力，唯其如此，并不独立的中国传统文学才有着特殊的独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