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郑玄对《尚书·金滕》的注解在有关史实上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汉代其它相关文献的记载有重大差异，导致经过郑玄解读和阐释的周公形象与其它文献中记录的周公形象大相径庭。郑玄《金滕》注刻意突出了周公谦恭礼让的品格，淡化了周公当仁不让、摄政平乱的刚毅果敢。本文认为郑玄的这种解读与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有关，寄寓了郑玄对当时政治问题所发表的微言大义。
关键词 郑玄 尚书 金滕 汉代经学 经典阐释
作者：徐克谦，男，1956年生，江苏江都人，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南京 210097
《尚书·金縢》篇是《尚书》中有关周公以及周初史实的重要文献之一。《书序》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①] 但从文章的叙述角度和口气以及内容本身来看，《金縢》这篇文章不可能是周公自己写的。现存其他先秦文献中也没有引述过《金縢》[②]。到了汉代文献中，《金縢》才被多处引述，所涉及的史实在汉人的注释中也有了较多的讨论。由于现存史料的局限，今人很难对《金滕》所涉及的周初历史事件的绝对真实进行还原，因而也很难从绝对历史真实性的标准来对汉代文献和汉人注释中涉及《金滕》史实的分歧进行评判。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后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与阐释者本人所处的时代和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历史文本解读和阐释上的差异，也为研究阐释者所处的时代提供了视角。在汉人涉及《金滕》篇的阐释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对《金滕》篇的阐释与汉代其他有关文献材料对《金縢》所涉及事件的解读之间有重大差异。本文试图结合郑玄所处时代政治背景，将郑玄《金滕》注作为经学阐释学的一个例子进行分析。
一、郑玄注《金滕》横造臆说？
郑玄的《古文尚书注》并没有完整保留下来，只是散见于后人的注疏中。《金滕》篇的郑玄注，主要散见于孔颖达《尚书正义》中的《金滕》篇和《毛诗正义》中《鸱鸮》《东山》等篇的“正义”中。值得注意的是，郑玄注对《金滕》所涉及的史实及其意义的解读，跟汉代其他文献比较，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一） 关于周公的“弗辟”与“居东”。
《金滕》篇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尚书·金滕》）
关于这一史实，《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道：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史记·鲁周公世家》）
据《史记》则周公所谓“弗辟（避）”就是“弗辟而摄行政”，即不避嫌疑，代成王行天子之政。所谓“居东”，就是“东伐”，“宁淮夷东土”。司马迁还记载周公当时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见当时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周公不避管、蔡流言，毅然代替成王摄行天子之政，完全是理直气壮，当仁不让的。《荀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汉书》、《论衡》等书中的材料，都支持《鲁周公世家》的说法：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荀子•儒效》）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淮南子•氾论训》，《韩诗外传》卷七说略同。）
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韩诗外传》卷三）
（周公）假天子之尊位七年。（《韩诗外传》卷八）
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汉书•翟方进传》）
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专行不报”；“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摄，以成周道。”（《汉书·王莽传》）
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 （《论衡•书虚》）
根据这些材料，周公当时明显就是把成王放在一旁，自己做了天子，并且很坦然。这在当时紧急的政治局势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孔安国《传》和伏生《大传》基本上也支持这一说法。如《孔传》曰：“辟，法也。告昭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③]《孔传》把“辟”解释为“法”，意为对三叔绳之以法，训诂虽与《史记》有差异，但在强调周公当仁不让、果断平叛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伏生《尚书大传》也说：“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以成王命杀禄父。” [④]
但是在郑玄的有关经注中，我们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孔颖达《尚书正义》引述郑玄的注，把“辟”和“居东”解释为“避居东都” [⑤]，意谓周公在得知管蔡流言后，就谦恭避让，退居东都以回避。《毛诗·豳风·七月》的《正义》也引述郑玄的注，说当时周公的想法是“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谦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以告我先王。言愧无辞也。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⑥]可见郑玄注所阐释的周公完全是另一副形象，他面对“欲位之谤”，想到的是谦恭之德，于是主动退避到“东国”去“待罪”，以等待天子明察觉悟，而不是去“东伐”、“东征”[⑦]。
（二） 关于“罪人斯得”
《金滕》说：
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尚书·金滕》）
这里所谓“罪人”到底是指谁？郑玄的解释也与其他材料不一致。一般认为这个“罪人”就是指的管、蔡等散布流言和叛逆的人，“罪人斯得”就是诛管、蔡之罪。孔《疏》曰：“遂东征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于此皆得，谓获三叔及诸叛逆者。”[⑧] 而郑玄竟然认为这里的“罪人”是指周公的“属党”。《金滕》篇《正义》引郑玄曰：“成王多杀公之属党，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⑨]《毛诗·豳风·鸱鸮》篇《正义》引郑玄《金滕》注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盖为成王所得。”[⑩]“《金縢》注云：‘谓之罪人，史书成王意也。’”[11] 而《鸱鸮》篇《正义》多处引述郑玄解释《鸱鸮》的观点也与其《金滕》注完全一致：
郑以为，武王崩后三年，周公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于东都。周公之属党与知将摄政者，见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为成王所得。……于时成王未知周公有摄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属党，故公乃为诗，言诸臣先祖有功，不宜诛绝之意，以怡悦王心，名之曰《鸱鸮》焉。四章皆言不宜诛杀属臣之意。
郑以为，成王将诛周公之属臣，周公为之诗……实请属臣之身。
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取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12]
总之，郑玄的意思是说：“罪人”指的是周公手下参与策划其摄政的人，周公避居东都时，他们也“奔亡”了，而两年后又都被成王抓获了，周公作《鸱鸮》就是要为其属党求情。郑玄的这些说法在现存其他史料中得不到任何支持，难怪王肃批评他完全是“横造此言”[13]，也就是凭空捏造。孔颖达虽然反复引述郑玄注，但也并不相信郑的说法，其《鸱鸮》篇《疏》曰：“毛虽不注此序，不解《尚书》，而首章传云‘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则此诗为诛管、蔡而作之。此诗为诛管、蔡，则罪人斯得，谓得管、蔡也。”[14]
（三） 关于“天大雷电以风”的时间以及“新逆”
《金滕》在记叙周公作《鸱鸮》后，接下来就是老天“大雷电以风”，“动威以彰周公之德”，然后成王与大夫开启金滕，看到周公留下的册书，受到感动，最后成王“新逆”周公。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到底是在周公生前还是在周公死后，《金滕》原文比较模糊。但根据汉代多数相关文献，这件事是发生于周公死后，而所谓“新逆”，是指成王亲自迎回周公灵柩，或重新安葬周公：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成王执书以泣，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史记·鲁周公世家》）
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汉书·梅福传》）
颜师古注引《尚书大传》云：“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恐，王与大夫开《金滕》之书，执书以泣……乃不葬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15]《论衡》、《后汉书》、《后汉纪》中有关材料也支持这一说法：
当此之时，周公死。儒者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葬］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论衡·自然》）
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后汉书·周举传》）
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礼，天乃大风，偃木折树。成王发书感悟，备礼改葬，天乃立反风，其木树尽起。”（《后汉纪·孝灵皇帝纪》）
这些材料都清楚表明这次大雷雨灾异是发生于周公死后，而所谓“新逆”是指成王迎回周公灵柩按天子之礼改葬。
但是郑玄的注解却又与此又大相径庭。《诗·东山》郑《笺》曰：
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16]
郑玄把这件事的时间提到周公生前，而且提到周公东征之前。而所谓“新逆”，郑玄《金滕》注解释为成王“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17] 更不存在什么成王以天子礼改葬周公的事。
郑玄的注为何与其他文献记载差异如此之大？论者往往从《尚书》今、古文之争的角度解释这种差异，但郑玄作为兼通今古文、网罗众家之说的大家，在不同说法之间删裁弃取，其实还是一种立足于当下语境的阐释[18]。笔者在此提出另一思路，即郑玄对《金滕》篇所涉及的有关事件的解读，跟他所处的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孟子曾说读书要“知人论世”，其实不仅读经典本身需要“知人论世”，读经典的注释也需要“知人论世”。古代儒家经典的注释者也是立足其当下语境对元典进行阐释的，因此这种阐释其实跟注释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
二、身处东汉末年政治乱局中的郑玄
据《孝经序疏》引郑玄《自叙》，郑玄自己说，他注《古文尚书》和《毛诗》都是在解除党锢之后[19]。其时正当东汉灵帝末年，正是东汉王朝进入最后的大乱局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期。此前郑玄因为受党锢事件牵连，得以不与政事，杜门不出，潜心经学十余年，终于成为最有成就的经学大师。党锢解除后，他名声大振，被时人称为“经神”，为“儒生所仰，群士楷式”（《后汉书·郑太传》）。同时他也成为各路人马和军事强人想要拉拢和争取的人物，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身处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的漩涡中心。
首先是大将军何进要征辟郑玄，而州郡迫于何进的威势，也逼迫郑玄出来做官。郑玄不得已只好去。虽然受到何进的礼遇，但郑玄不肯受朝服，而以幅巾见，并且只住了一个晚上就逃走了。然后是将军袁隗上表推荐他为侍中，他以父丧在身推辞了[20]。董卓废少帝刘辨立献帝刘协后，以公车征召郑玄及申屠蟠、荀爽、韩融、陈纪等，郑玄没有响应[21]。董卓迁都长安后，朝廷公卿举荐郑玄为赵相，但郑玄以道路因战乱被阻隔为由未赴任。而当时其他一些地方政要，也对郑玄给予极高的礼遇，如北海相孔融在郑玄的故乡高密县特立一“郑公乡”，并且建造过一座“通德门”以表彰他的德行。徐州牧陶谦也在郑玄逃避黄巾之乱来到徐州时，给郑以热情接待，待之以师友之礼[22]。而在陶谦死后，刘备以平原相领徐州牧，也与郑玄过从甚密[23]。甚至连当时造反起义的黄巾军，对郑玄也是礼遇有加。据郑玄本传记载，当郑玄在建安元年从徐州返回高密的途中，遇到的一队黄巾军数万人，他们竟然“见玄皆拜”，并且“相约不敢入县境。”（《后汉书·郑玄传》）高密县只因为有了郑玄，在东汉末年战乱中竟得以免遭造反派的劫掠。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于许，郑玄虽未在曹操手下任职，但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曹操控制下的朝廷一些礼仪制度方面的问题，如关于帝后之父伏完朝拜礼仪问题，要不要恢复肉刑以代死刑的问题等，都曾征求郑玄的意见[24]。而当曹操与袁绍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的时候，双方都不忘拉拢郑玄。袁绍在冀州带兵，大会宾客，特意派人把郑玄请去做座上宾，并且推举郑玄为“茂才”，上表举荐他为“左中郎将”（《后汉书·郑玄传》）。而在曹操控制下的汉献帝，也以公车征召郑玄为大司农[25]。甚至在曹、袁对决的官渡之战开战前夕，袁绍还叫自己的儿子强行将郑玄请到军中。郑玄以老病之躯被逼来到袁绍军所在的元城，不久便死去了[26]。即便这样，曹操还因为郑玄去了袁绍处而不是依附自己而耿耿于怀，在他创作的乐府小调里不无几分醋意地讥讽说：“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27]，意谓郑玄是被袁绍请去吃酒吃死了的。
郑玄自年轻时代起就志在学术，不乐为吏，其父数怒之而不能禁。他在《戒子益恩书》中表明，他的志向只在于“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郑玄传》）尽管如此，这位“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的经学大师，在汉末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却仍然成了各路豪强竞相推崇和拉拢的炙手可热的红人。论者常以东汉后期为儒家经学地位和影响走向衰落的时期，但实际上经学所代表的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头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依然是十分强大的。著名的“憙平石经”就是在汉灵帝时期刻成的。甚至董卓在打算废掉刘辨立刘协为帝时，也是打算仿效《尚书》伊尹放太甲的故事[28]，说明即使这些豪强，也要借用儒家经典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合法性的依据。郑玄作为东汉经学大师在东汉末年之所以会变得那么吃香，原因就在于他所代表的“经学”传统，仍然是当时各种政治活动寻求合法性支持的权威性资源。尽管郑玄本人“屡征不就”，并不想依附任何政治豪强，但他却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他对经典的注解和阐释，也不可能不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做出某种呼应。郑玄的《古文尚书注》和《毛诗注》正是完成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把郑玄对《金滕》篇相关事件的注释放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来分析，就不难看出郑玄经学阐释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
三、郑玄经学阐释的微言大义
中国古代经学的本质，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通经致用，为现实社会政治确立一个“道”。即使在郑玄这样不肯做官，屡征不就，近乎隐士的经学家身上，这一点也没有改变。郑玄虽然不做官，但对政治问题却是极其关心，并且也以他作为儒家学者经学大师的身份对当时的政治发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董卓死后，郑玄曾与陶谦等联名上奏记给车骑将军河南尹朱儁，敦促他出来领头讨伐作乱的董卓部将李傕、郭汜[29]。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曾经回忆道，“先帝”刘备曾经说：“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据此可知，郑玄在徐州时与刘备关系密切，相当于刘备的师友，刘备经常向他请教“治乱之道”。郑玄还向刘备推荐了孙乾，并被刘备辟为从事[30]。又如前所述，曹操迁都于许后，曾派人就有关礼仪和法律问题向郑玄咨询。这都说明经学家郑玄并非完全置身政治事务之外，相反，他其实是当时政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陈灃《东塾读书记》指出：“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又说：“灃谓郑君启告昭烈治乱之道，其语昔乎不传，然诸经郑注言治乱之道亦备矣，启告昭烈之语，必有在其内者矣。”[31] 可见，郑玄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看法，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他的诸经注释中必然有所反映，而且他也应该知道他对经典的阐释对于当时乃至后代的政治可能发生的影响。尽管受经典笺注的形式所限，他不可能直接表达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评论，但借助于对经典的注解阐发针对现实的言外之意却是完全可能的。
从本文第一节的比较中我们看到，郑玄《金滕》注所展示的周公形象跟其他相关文献记载颇有差异。据《史记》等文献，周公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政局不稳的关键时刻，不顾管、蔡等人散布的流言，当仁不让，当机立断，登天子之位，行天子之政，果断平叛，可以说是个敢作敢为强人。在他生前，成王似乎对他心有嫌隙，但却也无如之何。直到他死后，老天发威彰显其德，成王读到金滕之书，受了感动，才消除嫌隙，给予周公与其实际地位相称的礼遇。但是在郑玄的注解中，周公的形象却不是这样。周公在管、蔡流言出现后，表现出来的是一幅谦恭退让的态度，回避矛盾，退居东都，而此时成王还抓获了周公的“属党”，俨然有如破获了一起未遂政变。只是在老天发威，成王看到金滕之书后，才理解周公的一片忠心和苦心，亲自把他迎接回来，并授权他去平叛。在郑玄的解读中，周公是在与成王完全消除了嫌隙，并且在明确得到成王的授意的前提下才去东征的。
郑玄注对《金滕》篇的阐释之所以与众不同，恐怕并非只是源于今、古文学派的学术之争，也并非郑玄掌握了他人所未见的史料。当时十分推崇郑玄的孔融曾说：“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32] 如果孔融所言不虚，则郑玄《金滕》注中的异说，也可能正是“臆说”，并非另有所据。而他之所以造此“臆说”，并非意在恢复历史真实，而是要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表达微言大义。而这恰恰是所谓“经学”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
东汉末年乱局中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就是幼弱的儿童皇帝与有能力或有势力的政治、军事强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幼弱的皇帝往往是在某个强人的庇护下继位的，因而这个强人很自然地就代替天子执政；另一方面这种强人专政的情况又扰乱了正常的朝纲，引发皇帝及其身边的宦官集团与强人所代表的外戚、大族或官僚集团之间的恶斗。东汉王朝就是在这种恶斗中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一步步走向衰亡。东汉自章帝而下，皇帝登基时都是十几岁或几岁的儿童，甚至是婴儿。于是朝廷大权一开始往往都是掌握在某个强人手中，这个强人就有点类似当年摄政的周公。而这个强人也往往面临着种种内外敌对势力，国家政局极不稳定。这种情景与当年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的局面颇有相似之处。前汉时霍光、王莽就曾自比“周公”或被人奉承为“周公”。而东汉自桓、灵以下，想仿效周公的人更是层出不穷，梁冀、窦武、何进、董卓、袁绍、曹操等等，都可以说是一些潜在的“周公”，当然是那种敢作敢为、当仁不让的“周公”。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把儿童皇帝或是撇在一边，或是玩于鼓掌，或是擅行废立，重拳打击敌对势力。而为了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合法性，他们也仿效周公的礼贤下士，笼络士人，或试图从《尚书》等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而“周公故事”也成为一个跟当时政治密切相关的话题。有人吹捧强人有“周公之功”[33]，有人借周公对成王的训诫提醒皇帝提防身边的宦官[34]。而强人也往往有意识地以周公自居，如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曰：“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滕》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35] 其《短歌行》亦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志[36]。
面对这种君臣易位，纲常紊乱的乱局，作为经学大师的郑玄，很自然地从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出发，通过对经典的注释来掌握对周公进行解读的话语权。从郑玄《金滕》注对周公的解读，我们看到他是在有意识地向时人传达出如下几点微言大义：
第一：强调君为臣纲的原则不可移易。尽管当年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但是成王是君，周公是臣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含糊。所以他刻意消除所谓周公“屏成王”、“履天子籍”的说法，还把“罪人斯得”解释为成王破获周公的“党属”。至于所谓周公死后，成王以天子礼改葬周公的事情，在郑玄的阐释中更是不可以存在。这些似乎都是在向当时那些想做“周公”的强人发出警示：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再幼弱，臣再强大，君臣大义还是决不可搞乱。
第二：强调为臣者包括摄政大臣应该具有谦恭礼让的品德。郑玄的注，着意突出周公忠厚、谦恭、礼让的一面，淡化其当机立断、敢作敢为的强人形象。东汉末年小皇帝登基时大多幼小闇弱，没有执政能力，由有力者代行政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担任这个角色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郑玄《金滕》注也从传统儒家价值观出发表达了他的意见。在他注解下的周公，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军事强人，而是一个谦恭、知退让、以德感人的人。这是儒家理想中的周公，郑玄希望辅佐天子的是这样的人。他不希望再出现像王莽那样由“摄政”最终走向取而代之的“周公”。
第三：征讨、平乱须由天子受命以获得合法性。在郑玄的阐释中，周公是在完全消除了与成王之间的嫌隙，并且在成王的明确授权下才去“东征”伐管、蔡的。尽管按照《史记》的说法当时成王尚“在强葆之中”，这几乎不太可能[37]；但郑玄的这一解读却是体现了儒家“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精神，传达的信息就是征伐、平乱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天子授命，否则就是以乱伐乱，天下无道。这似乎也是这位经学家对当时逐鹿中原的各路强人和军阀头子们发出的警示。
郑玄对当时那些想要征辟他的强人的态度基本上是敬而远之，而他在《金滕》注中所透露出来的立场跟他在现实中的态度也是相吻合的。郑玄所坚持和宣示的这些儒家价值立场和原则，在东汉末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自可另当别论。然而郑玄在其经学阐释学中所表现出来的良苦用心，倒是和当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略窥不同于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考古学、训诂学的儒家传统“经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