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2011年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所做的《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了深入落实这一讲话精神，很多党校都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读点经典的号召。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典籍浩若烟海，应当从哪里入手呢？笔者认为，领导干部从读《群书治要》开始，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十六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七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意于治乱之道，休生养民。太宗英武善辩，遗憾早年从军，读书不多。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鼓励群臣进谏，批评其决策过失。于是令魏征、虞世南、萧德言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编辑成书。它的内容是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节选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了六经（如诗、书、礼、易、春秋等）、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诸子百家（如《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孙卿子》等）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内容，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
书成之后，魏征在序文中称之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他自己更是日日阅读，在总结阅读此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可见，该书不仅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参考。其中所记载的治国之道，特别是关于国家盛衰的经验和规律，具有普遍的价值，因此也是现代为官者必读的经典，从政者的“做官手册”。
这一部相对《资治通鉴》而言，更加广博切要的治世宝典之所以鲜为人知，是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明，《群书治要》一书至宋朝初年就已经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幸运的是，《群书治要》一书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它不仅成为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从政的准则，更成了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公元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一一九二——一三三Ο年）日本人手写《群书治要》的全帙，因此得以传世。并于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人送回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此书虽得以重返中国，但是由于之后的战乱频繁，很少有人深入研学。幸有通达并以承传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老教授在讲座中屡次谈及此书，并在仁人志士的帮助下找到此书，这才使得这一部治世宝典重现世间。《群书治要》中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堪称资政巨著，是深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治国理念、汲取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读典籍。
孙中山先生曾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民族主义》第四讲）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的是德国，但是现在德国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也说：“能够真正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今日世界乱象纷呈，冲突不断，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因而人心堕落所致。而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的文化，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避免“异体移植”的弊端。特别是古圣先贤留传至今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经过历史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如而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可以说，《群书治要》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乃至对于理解中国式管理精髓、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2001年2月25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为《〈群书治要〉考译》题了“古镜今鉴”四个字，勉励领导干部和后人重视学习此书。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出访西班牙时，特别引用了《群书治要•昌言》中的一句古诗来激励西班牙的海外学子：“‘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只要我们一心一意，坚定意志，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从中可见温家宝总理对这一治世经典的熟悉。
领导干部从深入研读《群书治要》开始读点历史，了解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可以使得各级领导干部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简介：
刘余莉，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在英国牛津Blackwell(的Th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A&HCI期刊，即国际通用的艺术与人文类目录索引期刊）和The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应用哲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和文集中发表英文论文7篇。在国内的《哲学译丛》、《齐鲁学刊》、《世界哲学》、《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国青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北京日报》理论版头条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伦理学》、《精神文明导刊》、《青少年导刊》、《思想政治研究》等全文转载。
刘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价值，尤其是先秦儒家伦理与当代西方美德伦理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代表著作为《儒家伦理学：规则与美德的统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对于心理学、伦理学方面更是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代表著作为《心态即命运：正说传统人生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出版）。曾应邀到英国的赫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拿大的西门大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美国的耶鲁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等作学术报告或进行学术访问，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演讲和研讨。
刘教授长期为中央党校学员，以及党、政、军、企业干部和学生授课，她的课程质朴平实，风格儒雅平和，内容温暖感人，深受学员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