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主与天下同喜同忧，衰世之主独制其民。

    在《群书治要•魏志下》上讲到：“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是说，过去夏、商、周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十几世，而秦国二世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与天下百姓共同承担忧患。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人民，所以一旦国家危险，就无法拯救了。与百姓共享幸福的，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担忧患。与百姓共享太平的，百姓必定会尽力拯救国家的危难。

    盛世之主尊重历史，以古鉴今；衰世之主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孔子家语》上记载，孔子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并且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乞求能赶上前人。《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太宗皇帝十六岁就随父从军，其一平定动乱，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七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治平之道，休生养民。鉴于前隋灭亡的教训，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命令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或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并命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在《贞观政要•慎终》上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史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由此可见，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亡国之君恰与之相反，《吕氏春秋》上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是说，亡国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肯定是自以为聪明，肯定是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世人，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行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恰恰违背了这几条。《史记》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口才好，反应很快，办事敏捷，他的才能和力气超过平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谏，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向群臣夸耀才能，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结果就被武王推翻了。而秦朝自穆公以来，渐渐蚕食诸侯，最终成就了始皇。始皇自以为功业胜过五帝，疆土之辽阔超过三王，因此耻于与其并列。始皇自满，不肯向别人请教，一错到底，不曾改变。二世秉承其作风，因循不改，暴虐无道，加重了政治危机。子婴孤立无亲，忧惧软弱，无人辅佐。秦朝三代君主迷误终身而不觉悟，导致灭亡，不是很应该吗?

    盛世之主任用贤臣；衰世之主相信佞臣。

    在《群书治要•吴志》上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贤才。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

    《吴志》上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意思是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荒淫昏乱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美誉。听到自己过错的，过错一天天消除而福分来到；听到自己美誉的，美誉一天天损减而灾祸降临。在《孔子家语》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药酒（通行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其无过者，未之有也。”《文子》上也说：“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盛世之主乐于罪己；衰世之主乐于罪人。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政要论》上引用《左传》中的话讲到：“大禹、商汤归罪自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其国家忽然灭亡。”在《后汉书》上记载：“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的时候，便以六件事自责说：“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得势嫔妃弄权干政形成风气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荒淫无道，被汤武征伐，他们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王：“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拘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其不杀文王于牖里。”（《淮南子》

    盛世之主抑损情欲，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纵欲享乐，荒废政事。

    《晋书上》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魏志下》上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政要论》上也说：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之居，土阶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宫室，而菲饮食。此数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意思是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礼记》）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为十分节俭。
    在《尚书》上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其一曰：“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观天下之事，认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在尚未显现时就有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马之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能不谨慎呢？”其二曰：“《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内兴起沉迷女色之风，在外兴起放纵游猎之风，贪杯好酒，迷恋歌舞，住着又高又大且墙上雕绘图画的屋宇。有上述情况之一，则没有不亡国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现在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搞乱了尧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其四曰：“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有治国的典章法则，遗留给他的子孙，现在却听任荒废前人的事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其五曰：“啊！我们将何以回归？我想到这些便感到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将依靠谁呢？我内心充满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能追回吗？”

    盛世之君尊崇道义，以天下为公；衰世之主违背道义，以天下为私。

    《淮南子》上讲到：“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意思是说，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
    那么，自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汉书》上用一句话指出了原因：“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即是因为在位者舍弃了法令制度，放纵自己的私欲，奢侈风行而荒废了仁义。
    《商君书》上也有类似的观点：“故三王以义亲，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在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现今乱世的君主、臣子，都得意洋洋地欲独占一国一方的利益，探求哪个官位更重要，好便利自己谋私，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孔子回答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十分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居住简易低矮的房屋，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求美味，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贤明的君主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

    哀公又问：“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现在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可见，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

    “读史使人明智。”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谈到：“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从学习《群书治要》中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道德出了问题，正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