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古文发展史上，曾国藩地位显赫，被视为“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和“湘乡派”开山的祖师[1]。他的古文理论源于桐城，又不拘于桐城，对晚清古文创作和文章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散见于日记、书信、评点、读书笔记、文章选本等批评形式之中，却未有对自身文论作系统总结的文话著作[2]。曾氏门下弟子薛福成氏编有文话《论文集要》四卷，收录自韩、柳至方苞、姚鼐、曾国藩论文之语，其中曾氏文论所占篇幅尤重，约为全书四分之一强，故此书实可视为曾国藩文论小结，向来受人重视。书中有些论断甚为精辟新颖，如“退之以杨子云化《史记》，子厚以老、庄、《国语》化六朝”一段、“望溪规模极大而未能妙远不测，风韵绝少，然文体自正”一段等等[3]，长久以来，这些论文之语被视为曾国藩的独创，成为其清代文论名家身份的添锦之花。而事又有大谬不然者，据晚清刘声木氏考察，曾国藩所论亦多有所本，原非自创。刘声木《苌楚斋四笔》称：“《论文集要》四卷，石印写字袖珍本，其卷三一卷共廿二页，即为文正论文之语。……惟其中颇多钞录阳湖吴耶溪茂才铤《文翼》三卷中语。”[4]此论揭橥曾国藩文论与吴铤《文翼》之承袭关系，颇令人惊异，惜未引起后人注意。今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刻本《文翼》，对此公案，试作考辨如下。

吴铤（1800-1832)[5]，字耶溪，江苏阳湖人，祖父吴琦，江西鄱阳知县。父吴应庚，国子监生。吴铤曾从族父吴士模（晋望）问学，“年十八补县学生”，因机缘巧合，次年偶遇阳湖文派名家李兆洛，得以请益文章之事[6]。年二十四，从吴德旋“问古文法”[7]，“道光某年至京师应乡试，不获第，愤郁成疾，卒于旅社，年甫三十有三耳”[8]。其著述可考者有《绍韩书屋文抄》、《诗钞》、《毛诗笺注》、《吴耶溪遗文》、《文翼》、《因时论》[9]。其中《因时论》因关注清代土地兼并和流民问题，而使吴铤获得了与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学者并列的声誉[10]。他在古文创作上的成就，亦为人称道，吴德旋称：“极耶溪之才与其所志，必能远追汉、唐作者于数千载之上，以自成一家之言。”[11]刘声木亦云：“其文淡泊淳闷，堪与其师争烈，或且过之。”[12]吴铤殁后，《文翼》遗稿为同里刘莲舫、歙人王守静所得，传写至吴德旋手中，后得吴德旋友人之助于道光十六年刊刻行世。刘声木所见三卷本《文翼》与上海图书馆藏本均为此版。此外，《文翼》的手稿本亦曾行世，民国间，罗继祖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撰稿时，即列有“《文翼》四卷，手稿本”一目，其云：“清吴铤撰，铤字耶溪，自署闾里为阳湖人。书四卷，皆以小行楷写之。无序无跋，亦无凡例、题识。……第四卷纯为论诗之语。”[13]道光刻本删去稿本第四卷的诗论，只保留了前三卷文论。而薛福成《论文集要》所收曾国藩文论，主要集中于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下）》之中，将其与《文翼》比照之后，即可知刘声木所言非虚。兹不避繁复，征引数例以见一斑：  

1、韩退之以杨子云化《史记》，柳子厚以庄周、屈左徒、《史记》、《国语》化六朝，欧阳永叔以《史记》化退之，王介甫以周秦诸子化退之，曾子固以三礼化西汉，苏明允以贾长沙、晁家令化《孟子》、《战国策》，苏子瞻以《庄子》化《战国纵横家言》，于此可以求脱胎之法，于此即可以求变化之法。若拘于一家之文，而步趋绳尺，纵能与之并，不能自成一家言也。南宋朱子文虽杰出，尚不免为曾子固所掩，况其他乎？（吴铤《文翼》卷一） 

退之以杨子云化《史记》，子厚以老、庄、《国语》化六朝，介甫以周秦诸子化退之，子固以三礼化西汉，老苏以贾长沙、晁家令化《孟子》、《国策》，东坡以《庄子》、《孟子》化《国策》，于此可求脱胎之法，即可求变化之法。若拘步一家之文，即能与之并，不能成一家言。朱子之文杰出，尚不免为子固所掩，况其他乎？(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 

2、八家中惟退之、永叔、子瞻门径最大，故变化处多。明允惟《权书》能化，介甫惟《三经义序》能化，子固惟目录序能化，子厚惟辨诸子、记山水能化，以其与生平所为文格不相似，而实能深入古人妙处也。（吴铤《文翼》卷一） 

八家惟韩、欧、东坡门径最大，故变化处多。老苏惟《权书》能化，子厚惟辨诸子、记山水能化，子固惟目录序能化，以其与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实能深入古人妙处。（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 

3、方望溪堂庑甚大而于妙远不测处，概乎其未有闻，故风韵绝少，然文体极正。自望溪前皆不能识得“质而不俚”四字，自不得不推为开山巨手。震川文妙远不测，然转有质而近俚，与夫略拈花朵而反入于喭俗者，此种最难识。望溪修词最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此其文体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北宋惟王介甫、曾子固质而不入于俚，永叔、子瞻便时不免，然所得于古者既多，便小小出入正是不妨。柳州文以庄周、屈左徒化六朝，然浓丽处间或近于俚，此当于神气意趣间辨之。（吴铤《文翼》卷一） 

望溪规模极大而未能妙远不测，风韵绝少，然文体自正。望溪以前皆不失“质而不俚”四字，自不能不推为巨手。归文妙远不测，然转有质而近俚者。望溪修辞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此其文体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北宋惟曾、王不入于俚，永叔、东坡便时不免，然所得于古者既多，即小有出入，正是不妨。柳文秾恶处间或近俚，此当于神气意趣间辨之。（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 

4、“太史公之洁，全在捭落千端万绪，至字句则不无可议者。海峰字句都洁而意不免芜近，非真洁也。”恽子居之言云尔。予谓子居字句极洁而气不免矜躁，非真洁也。子居以海峰笔锐于望溪而疏朴不及，自是知言；而以为才则有馀于惜抱，则非也。惜抱之雅洁古藻远逾于海峰，而文章之妙，洵有如所谓木鸡者，此境正难到。惜抱非才不足也，正以力避矜气，固而存之，不欲自骋其才，而其才之包蕴正可于言外见之。子居论文能见有形，不能见无形，故于惜抱多微词，而不知惜抱之遒欝雄骏，正不为古人所掩也。子居以海峰论理未得其正，论事论人未得其平，此言最确。而子居之文强词夺理，病正坐此，要其文之坚峻峭实，绝似晁家令、赵营平，固胜于海峰也。（《文翼》卷二） 

史公之洁在捭落千端，才甫字句都洁而意不免芜近，非真洁也。（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 

毋庸多举，已可见出二书关系实非一般。上述八则文论，除最后一则外，内容基本两两一致，只有个别字句略有出入[14]。刘声木也据此判定，曾国藩文论多有袭自《文翼》而未注明者。但是否存有另一种可能，即吴铤的《文翼》抄录了曾国藩的言论呢？从时间上看，吴铤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此年曾国藩二十二岁，业已成年，尚难以排除这种可能。但以著述体例而言，《文翼》不会摘录曾氏言论而不明言。《文翼》虽广泛征引诸家言论，但皆一一标明出处，并不掠美，且常在前人立论基础之上加以申说，而非简单的过录，正如王国栋为《文翼》所作跋语云：“虽系纂述前人语言，然颇附己见，且有折中。”如上引“太史公之洁，全在捭落千端万绪”一段，原本出自恽敬《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一《与章澧南》，吴铤不但指出是“恽子居之言云尔”，且接过恽敬话端，进而对方苞、刘大櫆、姚鼐、恽敬之文皆有评议。反观《曾文正公论文》则是径直引用，并未注明出处，易使人误以为是曾国藩原创。

吴铤文论思想深受其师吴德旋（仲伦）影响，二人平日经常“往复论辨”[15]，而吴德旋曾请益于姚鼐，论文亦以姚氏为依归，因此，吴铤《文翼》常以姚鼐、吴德旋文论为基础而进一步申说。上引“韩退之以杨子云化《史记》”一段，论述古文创作中“因”与“变”之关系，即脱胎于姚鼐、吴德旋文论，吴铤对此并不讳言，《文翼》卷一云：“惜抱云：‘韩退之不可到也，能寻求退之未竟之长引而伸之，以益吾短，则可矣。’夫雄奇固退之已竟之长也，孰能当之哉？永叔则以妙远化退之之面貌而尽易之，介甫则以瘦劲化退之之面貌而尽易之，此皆从退之门径入而能脱化者也。子固学西汉变而为渊雅，明允学《战国策》、周秦诸子变而为坚峻，子瞻学纵横家言变而为逍遥震动。此则不从退之门径入而自能脱化者也。”卷二曰：“仲伦先生云：‘退之叙事以子云熔铸《史记》，惜抱以归熙甫熔铸韩、欧，故无模仿之迹，是所谓辟新境也，故其境不穷而佳处不为古人所掩。’”古文创作既需要师法古人，更需要开辟“新境”，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方可摆脱古人模样，拥有自家面貌。吴铤以姚鼐、吴德旋论文之语为基础而加以深化，渊源有自来，自然不可能是袭自曾国藩文论。

综上，可以确定是《曾文正公论文》抄录了《文翼》而未注明，但若据此便认定曾国藩为文抄公，亦属仓促。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专录曾国藩文论，部分条目标明出处[16]，有些条目则未言出处，抄录《文翼》的条目即全部未注出处。通过查考，发现这些条目的内容亦不见于曾国藩传世著作之中。可以推想，这些抄录《文翼》的条目本与曾国藩无关，应是薛福成编辑《曾文正公论文》时，有误收情况。《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标题下有小字云：“据张廉卿手钞本摘录。” 则《曾文正公论文》问世之前，已有张裕钊（廉卿）辑抄的雏形本，薛福成据之摘录而成。张裕钊手钞本之存亡，今已不复可知，难晓其原貌如何。今传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后附有《张廉卿论文语》[17]，其内容基本不是张裕钊本人的自创，多有所本，类似辑录式著作，其中见于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的就有五则，分别是： 

前人谓古人不可有古文气，其说非也。前明多误于此言，故自震川而外，罕有成者。[18]

不受八家牢笼，安有此才分？但如八家范围中有所表异之处，如惜抱所云“寻求昌黎未竟之绪而引申之”，则途辙自正，各就其才，可几于成。

唐人以五律为四十贤人，不可有一字带屠沽气，古文亦然。然而知此者鲜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所以少作家也。

文章不可不放胆做。

昔人谓文忌爽，非也。《孟子》乃文之至爽者，《史记》、《国策》亦然。西汉之初，文章之高犹有周秦气，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后，则文太做作矣。（此则在《初月楼古文绪论》和《张廉卿论文语》中皆为独立条目，《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将其与上则“文章不可不放胆做”误合为一条。） 

以上五则内容亦见于《曾文正公论文上》。将《张廉卿论文语》与《曾文正公论文上》对勘，发现后者自第七则“退之以杨子云化《史记》” 至最后一则“退之学《孟子》”，皆见于《张廉卿论文语》，连条目排列次序也大致相同。而《张廉卿论文语》中有些本为一则的条目，被《曾文正公论文上》误分为两则甚至多则，有些独立的两则内容，又被误合为一则。误合之例如上文所举“文章不可不放胆做”两段。误分之例如： 

谋篇层见叠出，不使人一览而尽，而自首至尾义绪一线。  造言雕琢复朴。  陈言务去。  命意言人所未尝言。  运笔、接笔、转笔，最要须令人不测，须转换变化不穷，须出入生杀，老健简明。  精悍如纯钩百炼，宝光湛然，出入剸截，当者立碎。[19] 

《曾文正公论文上》中这段文论分为六层，内容颇为凌乱，核之《张廉卿论文语》可知，这六个层次原为一则内容，《曾文正公论文上》误将其拆散，且将双行小注与正文相混，以致难以卒读，《张廉卿论文语》中原文为：“精悍如纯钩百炼，宝光湛然。出入剸截，当者立碎。创意言人所未尝言。造言琢雕复璞，陈言务去。谋篇层见叠出，不使一览而尽，而自首至尾，义绪一线。运笔接笔、转笔最要，令人不测。须转换，变化不穷；须劲折，出入生杀，老健简明。”可以推测，今本《张廉卿论文语》与薛福成编辑《曾文正公论文》时所见张裕钊手钞本的内容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当日张裕钊或将吴德旋、吴铤、曾国藩等人论文之语抄于一册，薛福成未加甄别便全部作为曾国藩之语而收入《曾文正公论文》之中，《曾文正公论文》中同于《文翼》的内容便是转抄于此，以致曾国藩逝后多年还被蒙上抄袭的嫌疑[20]。其实，除了《曾文正公论文》所转抄的《文翼》内容外，《张廉卿论文语》中还有一些抄自《文翼》的条目，如《文翼》卷一云：“震川之疏在虚处，以妙远出之；望溪之疏在实处，以朴质见之。疏字之妙，有此二种。”此条亦见于《张廉卿论文语》。

刘声木在认定曾国藩抄录吴铤《文翼》之后，深有感慨：“然文正亦非盗取他人书者，当是文正当时实见《文翼》刊本，爱其论文之语，录于《论文臆说》[21]中，然未尝书明名氏及书名于卷中，仍未脱明季山人撰述不注出典之恶习，亦不必曲为之讳。”[22]颇具了解之同情。今日看来，若将此论变更主语似更为恰当，应是张裕钊雅好《文翼》，故于手钞本中多所摘录而未注明，后被薛福成误认作曾国藩语而收入《曾文正公论文》。《文翼》中诸多精彩论断，因被收入《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和《张廉卿论文语》，而被后人当作曾、张之文章学创见予以褒奖[23]，二人实受吴铤之恩惠不少。吴铤本人则享年不永，《文翼》亦流传不广，其人其书皆渐至湮没不闻，未免不公。《文翼》一书识见甚高、立论亦精，对历代文章家尤其是本朝方苞、姚鼐、吴德旋、恽敬等人作品，皆有精到评骘。在古文风格论上，尤有新创。作为文话著述，其理论价值应得到今人重视。 

附注：本文原载于《文献》2011第1期，此为增订稿。

作者：蔡德龙，男，1981年生，安徽霍邱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邮编：541004

E-mail: hwncai@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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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称：“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李详《论桐城派》云：“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国粹学报》第49期，广陵书社2006年影印版，第9册，第5146页。）

[2] 曾国藩《致刘蓉（咸丰八年正月初三日）》云：“《论文臆说》当录出以污尊册，然决无百叶之多，得四十叶为幸耳。”（《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12页。）《论文臆说》当是曾氏所作之文话，惜未见传世。

[3] 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以下所用版本同。

[4] 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卷六，见《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第791页。

[5] 有关吴铤生卒年的几种说法略有小异。吴德旋《吴耶溪墓志铭》：“道光癸未，耶溪年二十四。”（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六《文学一》。）道光癸未为1823年，清人仍以计算虚龄为主，则吴铤生于1800年。李兆洛《吴耶溪遗文序》言其嘉庆己卯（1819）与吴铤相识，铤时年十九，则吴铤生于1799年，二说相差一年。谢应芝《吴耶溪墓表》称：“耶溪卒于道光十二年，年三十四。”（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六《文学一》。）王国栋《<文翼>跋》、吴德旋《吴耶溪墓志铭》皆称吴铤年仅三十有三，谢应芝所记实际年岁应有误，但去世年份应不会错，今以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计，享年三十三，应生于1800年，与吴德旋《吴耶溪墓志铭》合。

[6] 李兆洛《吴耶溪遗文序》云：“道光己卯岁（按，道光无己卯岁，此处“道光”系“嘉庆”之误），予客授维扬鲍氏，耶溪亦从其尊人读书康山，暇时过从，始相识也。……问所业，述之甚有条理。为制艺文，高雅得正嘉遗法，年才十有九，耸然异之。阅月，其尊人先归，予因招之同住鲍氏馆，凡旬馀。……已而，知尝从其族父晋望先生问业，先生故高行，以古文、时文式后学者也。因朂以益治古文词，欣然愿之。未几，予亦遂归，遍语所识，谓吾乡晋望先生之业，继之者将在耶溪。……已而闻仲伦得佳弟子，能古文。问之，则耶溪也。”（《养一斋集》文集卷四，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四年增修本。）

[7] 吴德旋：《吴耶溪墓志铭》，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七十六《文学一》。《清碑传合集》第3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914页。

[8] 王国栋：《<文翼>跋》，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上海图书馆藏，以下所用版本同。

[9] 此据王国栋《<文翼>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张维骧《清代毗陵书目》综合而成。其中《绍韩书屋文抄》，《清代毗陵书目》作《绍韩书屋文集》，应是同一著述。

[10]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一八“周济”下《诗话》曰：“乾隆以来，士人好言经济，陈和叔、吴耶溪、包慎伯、龚定庵、魏黙深诸子为尤著。”退耕堂1929年序刻本。

[11] 吴德旋：《吴耶溪墓志铭》。

[12]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遗》，王水照《历代文话》将其与《桐城文学渊源考》合刊，见《历代文话》第9320页。

[13]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36册，第574页。

[14] 如第六则“望溪以前皆不失‘质而不俚’四字”一句，对照《文翼》相关文字可知，《曾文正公论文》中的“失”字显系“识”字之误。

[15] 吴德旋《<文翼>序》云：“耶溪从予学为文，其于文也，所见极深，与予往复论辨，每能匡予之不逮。”

[16] 如前三则分别注明出自曾国藩《复邓孝廉寅阶书》、《复易芝生书》、《复吴子序书》。

[17] 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附录《张廉卿论文语》，民国三年（1914年）京师国群铸一社铅印本。

[18] 按，“前人谓古人不可有古文气”一句，《张廉卿论文语》后所附《正误表》云：“此句可疑，检元稿即如此。”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批本《古文辞类纂评点·张廉卿论文语》，批注者径用朱笔将“古人”与“古文”互易。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作：“戚鹤泉谓古文不可有古文气。”《曾文正公论文》作：“前人谓古文不可有古人气。”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九也有相关论述：“记得某人说学古文须从朱子起，此言却好。看朱子后来文字，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气调，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叠下数语皆有叠下数语着落，一字不肯落空，入手作文须得如此。”

[19] 此处标点依《历代文话》本《论文集要》，见《历代文话》第5811页。

[20] 薛福成《论文集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版时，曾国藩已去世三十年。

[21] 曾国藩所作《论文臆说》并未传世，刘声木认为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内容应与失传的《论文臆说》大同小异，故有时以《论文臆说》代指《曾文正公论文》，此处即是如此。

[22] 刘声木：《苌楚斋四笔》卷六，第791页。

[23] 如黄霖先生《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叶易先生《中国近代文艺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即将《文翼》中语作为曾国藩语而赞赏；周启庚先生《桐城派文论》（收入陈国球编《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657、658页）则把《文翼》中语作为张裕钊文章学思想进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