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同情的理解”为例，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对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在点和面上进行叙述与分析。 

现象扫描

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了解”一说，陈寅恪自己称之为“了解之同情”，认为这是“真了解”古人学说的不二法门。陈寅恪正式申论此说的时间是1930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

无庸置疑，在近代中国的学者群中，陈寅恪是第一个将“同情”与“了解”结合在一起并且正式行诸文字的学者，也是将其作为理解古人或古代思想的态度或方法的第一人。其实，倡导此说、阐述此说的，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而大致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说法。

在贺麟看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成功得力于两点，“第一为以分见全，以全释分的方法”，“第二，他似乎多少采取了一些钱穆先生所谓治史学者须‘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他只是着眼于虚心客观地发‘潜德之幽光’，设身处地，同情了解了古哲，决不枉屈古人。既不抨击异己之古人，亦不曲解古人以伸己说”[②]。贺麟的这一分析，有两点颇可注意：第一，贺麟压根没有提及陈寅恪之名，反而提到的是钱穆，并且推测汤用彤所谓“同情之默应”似乎来源于钱穆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态度[③]；第二，贺麟所云“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结合他自己的相关阐述，似乎暗示“同情了解”一说还有更为久远的渊源。

1941年，贺麟在名篇《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说：“在我们看来，只要能对儒家思想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得其真精神与真意义所在，许多现代生活上、政治上、文化上的重要问题，均不难得到合理、合情、合时的解答”[④]。

1943年秋，贺麟谈及思想的三种方法，一是“逻辑的方法”，二是“体验的方法”，三是“玄思的方法”；而所谓“体验的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⑤]。

1946年，贺麟概述《文化与人生》的三个特点，一是“有我”，二是“有渊源”，“我的思想都有其深远的来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儒家思想。篇中不惟对孔孟程朱陆王有同情的解释，即对老庄杨墨亦有同情的新评价，以期发展其特点，吸取其教训”[⑥]。

大致说来，持有“同情的理解”一说的学者，不仅有史学家陈寅恪、钱穆，而且有哲学家、哲学史家贺麟，还有哲学史家汤用彤以及哲学家、哲学史家唐君毅等人，堪称“共同语言”。从时间上看，最早行诸文字的是陈寅恪，但很难因此而判断其余诸人之此说即来源于陈寅恪；易言之，与其说是“前后沿袭”，还不如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通过下文之“渊源探索”，可知“同情的理解”一说既有中国古学之渊源，亦有西方哲学之渊源，此足为力证。

渊源探索

结合中外文献加以考察，“同情的理解”一说既有中国古学之渊源，亦有西方哲学之渊源。

从“古今”角度考察

贺麟所云作为思想方法之一的“体验的方法”，即是“用理智的同情去体察外物，去反省自己”，“要了解一物，须设身处地，用同情的态度去了解之”，“宋儒最喜欢用体验。宋儒的思想可以说是皆出于体验。而朱子尤其善于应用体验方法以读书。他所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深沉潜思’、‘优游玩索’皆我此处所谓体验方法”[⑦]。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也可寻踪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王船山研究历史哲学的方法可分作三点来讲，第三点即“体验方法”，“王船山复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到他的历史理论”[⑧]。又如，南宋史学家吕祖谦早就提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东莱先生遗集》卷十九《杂说》）吕祖谦此说，当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的来源之一。

从“中西”角度考察

研究者们业已注意到，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有来源于西学者，如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德国思想家赫尔德。陈寅恪使用此词来自其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是翻看西方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吴宓的帮助，或是间接来自师友白璧德[⑨]。至于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可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说中寻觅渊源。除此之外，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贺麟的“同情的理解”说，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共受德国古典诠释学的影响，其中又以陈寅恪最为典型。仔细阅读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加达默尔等人的诠释学理论著作中[⑩]，均不难发现这一点。

如何可能

理解的前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不管是陈寅恪也好，还是贺麟也好，其“同情的理解”均预设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人类均具有共同的人性或本心。换句话说，只有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解才在根本上成为可能。进而言之，人类只有凭借本心，并从本心出发去理解他人，并且在感情上发生共鸣，才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所谓“同情的理解”，在理论上实即奠基于此。

理解的中介：史料扩充，诗史互证

毫无疑问，文献资料（传世的/出土的[11]）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在此层面上，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深有体悟。诚如研究者所言，陈寅恪对于“探索史学逻辑”，对于研讨“历史中的因果与偶然”，他“似乎全无理论兴趣”，其贡献“只能限于史料扩充和方法改进”，“其最大突破在诗文与史志互证之法”，“他的史学兴趣主要在原料的发掘和考释”，“他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扩充”[12]。

理解的实现：设身处地，论世知人

由“论世”而“知人”，在古代中国有着颇为久远的传统。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朱熹说：“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13]在王国维看来，由“论世”而“知人”具有更为宽泛的方法论意义，“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14]。

诚能“论世”而“知人”，方可合理、合情解读古人之言行，即如孟子所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按照朱熹的理解，孟子此语已有设身处地、同情理解的意蕴[15]。章学诚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义不可遽论其文也”（《文史通义·文德》），意思更为鲜明。王国维糅合孟子上述二说，认同这一理解方法，“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16]。

如何由“论世”而“知人”，如何设身处地、同情理解古人及其思想，先贤和时彦都不约而同地注目于编年体著作，尤其是年谱一类著作。陈寅恪推崇“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17]，即本斯旨。贺麟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往往先述哲学家所处之时代及其生平，亦本斯旨。贺麟在抗战军兴所作《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尤为光辉而典范[18]。

结语

毋庸置疑，后人在理解古人或前人及其历史与思想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先入之见”（“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等），“解释从来就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19]；所谓恰如其分地“感同身受”，实际上只能是无限地“逼近”而已。换句话说，后人对古人、前人的理解，确实有程度的高下、量度的大小之区别，甚至有大方向的、本质性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坚信，只要大方向是合理的、正确的，我们就有信心通过不断的探索、体验、理解（“善意同情的理解”），直接“升堂入室”而进入古人、前人的“心灵世界”，并无限制地逼近古人、前人的“心灵深处”，直至恰如其分、一如其人地“感同身受”。

【说明：《“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初稿载《“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上海，2009年10月，第436－446页。修订稿载《儒藏论坛》第五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第32－58页；《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333－346页。压缩稿载《善道》创刊号，四川·成都，2010年7月，第15－20页。本次所刊，即该文之压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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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248页。

[②]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③] 按：“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出自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页。

[④]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页。

[⑤]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1943年），《文化与人生》，第178页。

[⑥] 贺麟：《序言》（1946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2页。

[⑦]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1943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78页。

[⑧] 贺麟：《王船山的历史哲学》（1946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60页。

[⑨]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23－31页。

[⑩] 参看以下两种文献：（1）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29页；（2）洪汉鼎：《编者引言：何谓诠释学？》，《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修订本），洪汉鼎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14－27页。

[11] 此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12]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29－230、261页。

[1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

[14] 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1913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第35页。

[1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6页。

[16] 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1917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3页。

[17]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1948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2页。

[18] 贺麟：《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重庆：独立出版社，1934年。书中介绍了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三大哲人的生平和思想，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论作了详细的叙述。

[19]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