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是一個變動劇烈的轉型時期，中西文化的衝突融合，新舊思想的交鋒吸納，構成了一幅絢麗多彩、內涵豐富的歷史文化畫卷。在這一歷史畫卷中，國學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本文旨在探討這一時期國學歷史命運的起伏興衰，希望能給當今的國學研究與國學教育提供一些啟示與借鑒。 

一、            近代國學的發展歷程 

從1902年梁啟超籌辦《國學報》開始，到20世紀50年代初無錫國學專修學校、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合併或停刊止，近代國學討論與研究歷經半個世紀。[1]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映照出近代國學的歷史命運。大致而言，近代國學經歷了晚清十年、民初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三個階段。

晚清十年時期：國學的肇始階段。1887年，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發表《日本國志》，其中已經提到日本“國學”，可惜沒有引起時人的注意。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西方聯軍以武力二度佔領中國國都北京，震驚朝野。以此次事件為標誌，中國社會發生了新的轉向：其一是民眾對政府已經失去信任，不再抱太大的希望，其二是中國社會開始出現“歐化”，特別在青年中表現明顯。國學思潮的出現，一是為了挽救中國文化，二是為了改變或抵制“歐化”傾向。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籌畫創辦《國學報》，與好友黃遵憲商議，黃遵憲建議創辦《國學報》可以暫緩，不妨先撰寫《國學史》。隨後，梁啟超發表了《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一文，主張輸入西學與弘揚國學並重，不要擔憂西學輸入會衝擊國學。他說：“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于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童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2]1902年，章太炎流亡日本，發起成立國學講習會，系統講授國學。章太炎所講的國學內容包括：“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三、古來人物事蹟之可為法式者。”[3]1905年，學者江起鵬編寫的《國學講義》出版。該書指出，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本奉行“歐化主義與國粹主義相持並進”與“學於人而不至役於人”的學術方針。中國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應該走這條路。如何研究國學，該書認為應該堅持這樣幾個原則：“（一）不徒事誦讀，而實奉聖訓。（二）不專事詁訓，而通知大義。（三）廣參世界之學說，以闡發微言。（四）實體先聖之志願，以普救同胞。一言以蔽之曰，實尊我孔聖者。務去二千年下似是之學說，而還我二千年上真正之孔子。毋拘牽，毋顢頇，毋自封，毋自隘，則庶乎為圓滿之國粹主義乎。”[4]要求回歸先秦，重新振興古學。1904年，鄧實先生發起“國學保存會”；1905年創辦《國粹學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1908年成立“神州國學社”。鄧實認為：“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愛其國，無不知愛其學也。”[5]“國粹者，精神之學也；歐化者，形質之學也。（歐化亦有精神之學，此就其大端言耳。）無形質則精神何以存？無精神則形質何以立？……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雲爾。”[6]。國學保存會還計畫開設國粹學堂，其學制為三年，科目包括經學、文字學、倫理學、心性學、哲學、宗教學、政法學、實業學、社會學、史學、典制學、考古學、地輿學、歷數學、博物學、文章學、音樂、圖畫、書法、翻譯、武事等[7]，後來因為經費問題而沒有實施，但也反映了時人研究國學的宏大設想。

晚清時期，除以上所提相關國學研究機構外，還有章氏弟子馬裕藻等人發起的北京國學會、杭州國學會，謝無量、廖平、劉師培、宋育仁等人執掌的成都國學館（後改名國學學校、國學專門學校），羅振玉、王國維的《國學叢刊》，唐文治的無錫國學專修館，吳仲、沈宗畸等人的《國學萃編》等。這些國學研究機構的相繼建立，無疑推動了國學研究的深入。

這一時期國學研究重點主要在於，通過系統整理國學來保護國學。他們認為，只要國學、國粹能夠保存，國家即使滅亡，朝代即使更替，中華民族還是有希望的，中國依然會屹立於世界。但是，如果國學衰微，傳統消失，國家即使不滅亡，朝代即使不更替，也不過是行屍走肉罷了。他們說：“蓋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於禮俗政教，澌滅俱盡，而天下亡矣。夫禮俗政教固皆自學出者也，必學亡而後禮俗政教乃與俱亡”[8]“試觀波爾尼國文湮滅，而窪肖為墟；婆羅門舊典式微，而恒都他屬。是則學亡之國，其國必亡，欲謀保國，必先保學。昔西歐肇跡，兆于古學復興之年，日本振興，基於國粹保存之論，前轍非遙，彰彰可睹，且非惟強國為然也。”[9]“是故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何者，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則國之亡遂終古矣。此吾國所以屢亡於外族而數次光復，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僅亡其國，一則並其學而亡之也。”[10]目的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11]以實現文化救亡。

民初一二十年代：國學的興盛階段。清朝滅亡，民國建立。政權的更替與國體的變更，並沒有使剛剛興起的國學研究夭折，相反，共和體制下的民主、自由氣氛，給國學的討論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學術環境。發端于晚清的國學研究依然進行。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在日本東京重新出版《國學叢刊》。同年，陳爾錫、呂學沅等人先後在東京、北京創辦國學扶危社及《國學》雜誌。1915年，倪羲抱等人在上海創辦國學昌明社與《國學雜誌》。章太炎重新出山，在上海系統演講國學，引起時論的高度關注。

1919年，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2]。1923年，胡適為《國學季刊》寫“發刊宣言”，系統提出他的國學觀。在這篇宣言中，胡適首先回答了有些人對國學的擔心與憂慮。胡適指出，國學並沒有淪亡；孔教並不代表整個國學；國學的衰微歸咎於西方學術思想的輸入。他說：“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13] 其次，胡適對明末以來三百年的國學研究作了總結，認為在整理古書、發現古書、發現古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同時存在不少缺陷：一是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古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14]二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15]三是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16]胡適最後指出：“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17]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北京大學國學門、清華國學研究院、廈門大學國學院、齊魯大學國學所等一批國學專門研究機構在這一時期相繼建立。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後，高舉“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聲威，迅速在學術界崛起，以致國內一些高校紛紛起而效之。1923年4月，東南大學國文系議決設立國學院，並制定了系統整理國學的計畫書。1925年底，廈門大學也開始籌建國學研究院，並於次年，在原北大國學門成員沈兼士、林語堂、周樹人、顧頡剛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國學門的模式，制定了廈大國學院《研究院章程》和《辦事細則》，設立了考古學會和風俗調查會等機構。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顧頡剛、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國學門，在組織體制上，其所設之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四學會，亦多仿國學門而來。清華于1925年設立國學研究院。首批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李濟為講師。課堂演講有王國維的《古史新證》、《尚書》，梁啟超的《中國通史》、《歷史研究法》，趙元任的《方言學》，陳寅恪的 《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李濟的《民族學》、《考古學》等；指導學生進行的專題研究， 有王國維的《上古史》、《金石學》、《中國文學》，梁啟超的《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東西交通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趙元任的《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 陳寅恪的《年曆學》、《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李濟的《中國人種考》等27個 科目，細目則有37種。至1929年，招收74人，除2人退學與4人病故外，實際完成學業者68人，其中有薑亮夫、姚明達、王力、徐中舒、陸侃如、楊鴻烈、謝國楨等，成為國學研究的一支生力軍，同時推出涉及多種學科的成果。與大學教育相呼應，各類學術刊物競相問世，成為發表國學研究成果的陣地與平臺，如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月刊》、《國學季刊》，東南大學的《國學叢刊》、《國學研究會講演錄》及國學叢書，清華的《國學論叢》、《實學月刊》及教授主編的叢書（注：如國維的《蒙古史料四種校注》、陳寅恪《大寶積經論》、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等。），燕京大學的《燕京季刊》。受此影響，有的報紙也開闢了副刊，如《民國日報》的“國學副刊”等。

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國學的衰弱階段。1927年，被新舊學人共同尊奉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1929年，學貫中西的一代宗師梁啟超去世于北平協和醫院。國學研究領軍人物的謝世，直接影響和削弱了國學的研究與發展。1927年，成立不到一年的廈門大學國學院宣佈解散。1929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也宣佈解體。“九月，清華改屬教育部，改為國立大學，研究院國學門撤銷”。[18]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改名為國學館，師資嚴重外流。國學大師的相繼離世及國學研究機構的先後解散，無疑是曾經一度興盛的國學研究轉向的一個標誌。另外，在國學研究的熱潮中，社會上也出現了一種借用國學而宣揚民族主義的情緒，反對學習西方現代民主與科學。一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對此，一場批判國學的思潮開始形成。1929年，何炳松發表《論所謂的‘國學’》一文，批評國學氾濫。他說：“我覺得近來國人對於國學一個名詞，或者誤會他的意思，或者利用他的名義，來做許多腐化的事情。我以為如此下去，不但我國學術有永遠陸沉無法整理的危險，而且由國學兩個字生出的流弊層出不窮，將來一定要使得我國的文化永在混亂無望故步自封的境界裏面，我因為見到這種情形，所以要仿現在時行的辦法，提出一個口號來，這個口號就是：‘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其理由是：國學兩個字的來歷很有點不清；國學兩個字的意義廣泛模糊，界限不清；國學兩個字犯了我國向來囫圇吞棗的大毛病，違反現代科學的分析精神；以一團糟的態度對待本國的學術。這就國學本身而言，稍微引申一點，“國”字風行時髦，也折射出國人一種自我炫耀、狂妄自大的民族主義或小國家主義的情緒。何炳松說：“我國近來‘國’字的風靡一時，好像中國無論什麼一種醜東西，只要加上一個國字，就立刻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的樣子。五更天、十八扯的調子，現在不叫小調而叫做‘國樂’了。賣狗皮膏藥的勾當，現在不叫走江湖而叫做‘國醫’了，甚至前一個月上海四馬路上的混沌鋪，亦要叫做‘國菜館’了。這樣類推下去，那末，小腳、辮子、鴉片等等東西，亦都可以叫做‘國腳’、‘國辮’或者‘國煙’了。這不但弄得‘斯文掃地’，而且‘國’字竟變成妖魔鬼怪的護身符了。這不是國學兩個字所引出來的流弊麼？我們要澄本清源，當然非先將謬種拔去不可。這亦是國學應該推翻的一個理由。”[19]鄭振鐸也隨後發表《且慢談所謂“國學”》，支持何炳松的觀點。

國學衰弱，原因固然很多，如文化激進主義者對國學的攻擊與批判。吳稚暉的言論頗有代表性：“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鴉片相依為命，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為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20]但主要原因還是國學的概念不清，分類含混。無論是國粹也好，國學也罷，即使是新派人物提出的國故學也不例外。錢穆指出：“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斷。”[21]陳獨秀認為，“國學”這一名詞，“就是再審訂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確的觀念，因為‘國學’本是含混糊塗不成一個名詞”。[22]曹聚仁試圖以國故學替代國學。他批評國學說：“國學二字，浮動於吾人之腦際者經年矣。聞有一二博學者不察，用以為中國舊文化之總攝名詞，逐流者乃交相引用；今之國學如麻，略識‘之無’，能連綴成篇，謂為精通‘國學’；咿唔詩賦，以推敲詞句自豪者，謂為保存‘國粹’。他則大學設科研究中國文學，乃以國學名其系；開館教授四書五經，乃以國學名其院。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國學將為國故學之致命傷。國學一日不去，國故學一日不安。斬釘截鐵，惟有轟之一法。”[23]他說：“國學無確定之界說，無確定之範圍，籠統不著邊際，人乃得盜竊而比附之。故為澄清學術界空氣計，不能不轟國學。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徵。……如之何其可不轟耶？”[24]曹聚仁炮轟國學，他的國故學同樣遭到別人批評。許嘯天指出：“‘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徹底極無界限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中國的有國故學，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絕無學問，又足以證明中國人雖有學問而不能用”。[25]隨著新式學科門類的完善，原屬於國學核心內容的歷史學、哲學、文學及考古學相繼獨立，國學衰弱亦在情理之中。 

二、近代國學討論的主要內容 

近代國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主要圍繞國學的定義、國學的分類、國學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展開。

第一，關於國學的定義。國學基本上是一個外來詞，容易產生歧義。經學、古學、中學、舊學、國粹、國故也是國學的不同表達，與哲學、洋學、西學、新學等相對應。概括起來，關於國學的定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國學即一國之學，即中國學術的總稱。《國粹學報》主編鄧實的國學定義是：“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26]吳宓認為，“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27]鄭奠在《國學研究方法總論》中指出：“愚謂國學之範至廣，凡域內固有之學，無間於心與物皆隸焉。即至方技藝術，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於民者，亦得被此稱。固非詞章之士所能專也。”[28]蔡尚思認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既然叫做中國的學術，那就無所不包了；既然無所不包，也就無所偏畸了。……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皆僅得其一體，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卻終始以為：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範圍外。”[29]

國學是區別於“君學”的中國思想文化。這種觀點在晚清國粹派中比較流行。他們認為，所謂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先秦時期的學術。那個時期，“不獨九流各成其學也，即學術相同者亦多源遠流分，如儒分為八，墨流為三是也。思想日昌，人才日盛”，“言論思想之自由，至戰國而極”。[30]這是國學的繁榮與興盛時期。秦漢以後是“君學”時代。“吾神州志學術，自秦漢以來，一君學之天下而已”。具體而言，“其制度文物，則君主之制度文物也；其人材學術，則君主之人材學術也；其歷史，則君主一人之歷史也；其宗教，則君主一人之宗教也”。[31]鄧實指出，秦始皇焚書坑儒成為國學衰亡、君學建立的標誌性事件。“自漢立五經博士而君學之統開，隋唐以制科取士而君學之統固；及至宋明，士之所讀者功令之書、所學者功令之學。遙遙二千年神州之天下，一君學之天下而已，安見有所謂國學者哉？”[32]國粹派認為，國學乃中國文化之正宗，君學是中國文化之變異。國學代表自由、平等，君學乃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語。二者幾成水火，勢不兩立。國粹派宣導國學，反對君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

國學即國故學。曹聚仁極力鼓吹國故學，認為它是一門科學。曹聚仁對國、國故、國故學三個詞分別加以詮釋。關於“國”：“中華民族所組織之國家，曰中國。故‘國故’之‘國’，乃專指中國而言，非泛稱也。‘故’之義為‘舊’；以今語釋之，則與‘過去’二字相當。”關於“國故”：“中華民族在過去三千年間以文字表達之結晶思想也。”不包括非結晶思想與物質文化部分。關於“國故學”：“記載此思想之生滅，分析此思想之性質，羅列此思想之表現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關係，以合理的、系統的、組織的方式述說之者也。簡言之，國故學者以“國故”為研究之物件，而以科學方法法理之，使成為一科學也。”[33]沈亦雲也大致持此觀點：“凡本國前賢往哲最高思想之結晶，討論人生必要與人生有趣味之問題，發為有系統之學說，其影響于此國，有極長之時間性；其應用于此國，有極廣之普遍性；其代表此國，有極大之顯著性；謂之國學。”[34]胡適明確支持這一觀點，他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35]但是，曹聚仁不同意胡適的看法。他說：“斯言妄也。胡氏之說，殆遷就時俗而為之曲解耳。抑知‘國故’二字之重心在‘故’；於‘故’，乃知所研究之物件為過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物件已考終於‘五四運動’之際，乃知此研究之物件與化學室之標本同其狀態。如果去‘故’而留‘國’，則如呼‘西瓜’之為‘西’，‘太陽’之為‘太’，聞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為國故學必當稱為‘國故學’，決無可省之理”。[36]毛子水認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站在現代的角度，運用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去研究“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就是國故學。

此外，蒙文通認為國學就是經學；[37]邵祖平認為，國學就是國文學；[38]顧頡剛認為，國學就是歷史學。[39]還有人認為，國學就是考古學。[40]綜觀近代關於國學定義的爭論，始終沒有得出一個被人們共同認可的概念。“‘國學’也好，‘國故學’也好，均尚未能確立自身的學術典範，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41]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國學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第二，關於國學的分類。定義與內涵搞不清楚，分類自然就很困難。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也成為國學分類的現實困境。

一是特定的中國學術史。章太炎所講的國學內容包括：“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三、古來人物事蹟之可為法式者。”[42]王易的分類是：“經學、小學、哲學、史學。”[43]鐘泰的分類是：“六書篇、聲韻篇、章句篇、六藝篇、諸子篇、目錄篇、漢宋異同篇、文章體制篇。”[44]李笠的分類是：哲學部：群經哲學、諸子哲學、釋氏哲學、哲學史；史學部：別史、通史、史志、史論；文學部：總集、專集、小說、文評；小學部：形義、聲韻；類書辭典部。[45]吳文祺的分類是：考訂學；文字學；校勘學；訓詁學。[46]

二是中國學術史。汪震、王正己的分類是：“經學、史學、哲學、自然科學、文學、文章的派別、文字學、清代學術史。”[47]黃毅民的分類是：“語言文字學、文學史、經學、史學、哲學史、科學。”[48]馬瀛的分類是：“（一）經學；（二）哲學（諸子學、理學、佛學）；（三）史學；（四）文學；（五）其他學術（神秘學術、美藝學術、應用學術、自然學術。）”。[49]

三是中國文化史。胡適指出：“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中國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50]曹聚仁的“國故學”分類，其實也是一個中國文化史的框架結構：“甲、文學：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平民化文學、病態文學。乙、史學：丙、哲學：道家、儒家、墨家、法家、佛學、宋明理學、東原哲學。丁、人生哲學：戊、政治學：己、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庚、論理學。辛、心理學。壬、天文學。癸、算學。子、其他科學。醜、宗教。寅、美術。”[51]

第三，關於國學的研究方法。如何研究國學，學者們根據自己的治學經驗與研究心得，各自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章太炎1906年前後在日本東京發起國學講習會，先後講授了《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等，沒有講如何研究國學的方法。1922年，章太炎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在上海講授國學。其中，講到研究國學的5個方法：辨書籍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變遷；辨文學應用。[52]所謂“辨書籍真偽”，就是要搞清楚古書的版本，知曉那些是真本，那些是偽書，如果真偽不辨，必將事倍功半。所謂“通小學”，必須認識古代的文字。小學分訓詁、形體、諧聲三種。因為古代文獻，有些是古時的白話，有些是各地的土話，意思與如今差別很大，因此，要讀唐代以前的書，一定要懂文字學。所謂“名地理”，就是弄清楚古今區域沿革。“地理有天然、人為二者，天然者尚易講，如古今山川，變化極少，試觀古籍，亦可知其大概，而人為者則難矣。例如郡縣沿革，自古迄今，不知幾千萬變矣，春秋封建也，而秦置郡縣。今之人，于古之大區域之郡，尚能知其梗概，而小區域之縣，遂不易辨明，至沿革則更非容易。”[53]加上中國幅員廣大，地名重複繁多，古人在這方面也鬧過笑話。因此，瞭解古今地理變遷，對國學研究關係重大。所謂“知古今人情變遷”，即一個時代有一時代特定的道德與價值規範，理學家認為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不知道德亦隨時會而變也”。“蓋倫理道德不變，而社會道德實變，蓋政體不同，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道德亦隨之不同。例如封建時代今貴族制，而郡縣時代則近平民制矣。¼¼唐太宗家庭大變，不可謂能齊家矣，而治國極好，此可見道德之說，亦宜審究。”[54]所謂“辨文學應用”，就是寫文章，不必講究什麼文體，只要文筆流暢漂亮即可。“文章之妙，不過應用，白話體可用也。發之於言，筆之為文，更美麗之，則用韻語，如詩賦者，文之美麗者也。約言之，敍事簡單，利用散文，論事繁複，可用駢體，不必強，亦無庸排擊，惟其所適可矣。”[55]仔細揣摩章太炎先生的教誨，對我們研究國學還是有啟示的。

胡適提出國學研究的方法是：索引式的整理，結賬式的整理，專史式的整理。所謂“索引式的整理”，胡適說：“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所謂“結賬式的整理”，胡適認為：“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賬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56]胡適還以《詩經》為例，列舉了結賬式整理的步驟：異文的校勘；古韻的考究；訓詁；見解。所謂“專史式的整理”，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¼¼之類。這是一個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57]在胡適的鼓勵與引領下，其眾多弟子沿著這個思路，在各自領域分別做出了不錯的貢獻。

學者馬瀛在其《國學概論》一書中，系統提出了國學研究的方法。其中包括：觀察、會通、懷疑、辨偽、明誣、勘誤、歸納、比較、分類、整理、輯補、統計、調查、發掘、評判共計15種研究方法。觀察：選擇、流覽、圈點及鉤識、精讀、鈔錄；會通：治經學應知家數、治哲學應知流派、治史學應辨真妄、治文學當知變遷；懷疑：疑古、疑今；所謂辨偽：作偽之原因、辨偽之巨著、辨偽之方法、前人已考定著名偽書表；明誣：寓言、支詞、誣妄、傳訛、虛構、疏忽；勘誤：校勘之證據、錯誤之由來；歸納：錢大昕考古音、王引之考古詞、俞樾考詞品、胡適考詞格；比較：思想疏密、理論長短、學說異同、傳注得失、文辭優劣、事蹟真偽；分類：演繹的分類、歸納的分類；整理：索引式、圖表式、總帳式、專史式；輯補、輯佚、補作；統計：前人已作之統計、吾人可作之統計；調查：方言、風俗；發掘：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古書、新鄭彝器、澠池石器；評判：主觀的評判、客觀的評判。[58]這些研究方法之細密、全面，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近代國學演變的歷史啟示 

綜觀近代國學的歷史演變及其命運，站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的高度，我們得到的歷史與現實啟示是：

第一，近代國學的討論，淡化了中西文化的對立，化解了國內學術的壁壘。近代國學的出現與興盛，直接的誘因是西學。歷史上，中國文化成功地應對了諸如佛教、伊斯蘭教等外來文化的衝擊，並將其合理成分有機結合到自己的思想文化體系之中。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與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度，共同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與繁榮。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一直是中國的輝煌與驕傲。在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中國人從來沒有對其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發生絲毫懷疑，中國社會在其固有軌道上有序前行。

19世紀30年代，西方在完成了其政治變革與工業革命之後，開始有計劃地東進，東方世界成為西方開發的巨大市場。西方國家曾經一度想通過外交方式實現與中國的正常關係，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比如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訪華、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訪華，結果都因為清朝政府放不下天朝上國的架子，以所謂的禮儀問題而錯過了實現中西關係的機遇。隨後，西方國家先後以鴉片問題、中國附屬國問題及傳教問題為藉口，相繼對中國發動了5次侵略戰爭。西方學者把其概括為西方挑戰，中國應戰。主要還是政治、軍事層面的。當時學人及政府官員的普遍認識是：中國之所以失敗，主要是武器裝備方面的差距，與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沒有關係。李鴻章“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的中西判斷，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時期中國高層官員的價值取向。薛福成說：“今誠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視中華。” [59]張之洞撰寫《勸學篇》，系統闡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強調在保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和借鑒與中國政治與文化不衝突的外來成分。這足以說明，這一時期，不論是官員也好，還是學者也罷，都沒有感覺到中國文化出現問題。即使像以激進著稱的譚嗣同發出了“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的呐喊，[60]對傳統政治與傳統文化做了犀利批判，但畢竟屬鳳毛麟角，不代表群體認知。即便如此，譚嗣同對中國儒學、道學甚至中國化的佛學也是禮贊有加、十分欣賞的。康有為托古改制，對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進行新的解讀，也只是批評古文經學篡改儒家經典。康有為不但沒有對儒家宗師孔子些微非禮，而且對孔子給予高度評價：“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信哉”。[61]也就是說，直到這一時期，學人也沒有提出國學概念。之所以沒有提出國學概念，說明當時中西文化關係衝突激烈，中國傳統學術內部壁壘森嚴。中國文化用國學來表述，國學替代中學，說明中西文化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西文化由以前的緊張、衝突開始轉向和諧、融合，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古學與今學已經不能反映中西文化關係的現實。於是，國學應運而生。所謂國學，就是運用西方近代科學研究方法，對中國學術加以系統整理和總結。這樣，國學就與以前的舊學、中學、古學判然有別，國學不再單純只是中國的過去的學術文化，其中已經包括了西方學術的元素。晚清國粹派的代表人物黃節就認為，對中國有用的固有學術是國粹，對中國有用的西方學術同樣也是國粹。他說：“是故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62]國學大師王國維在為《國學叢刊》作序時明確指出：“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餘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63]就中西關係而言，國學的提出，打破了以往的中學、西學自成一體、壁壘森嚴的狀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二者的相互容納和彼此認同。同樣，國學的提出，也打破了中國學術內部的派別之分。長期爭論不休的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在國學的旗幟下停止了學術內戰；涇渭分明的南派學術與北派學術開始溝通交流。

第二，近代國學的討論與研究，促成了近代的古學復興。1905年，鄧實發表《古學復興論》，指出：“十五世紀，為歐洲古學復興之世，而二十世紀，則為亞洲古學復興之世。”作者主張應該回歸先秦，復興中國周秦時代的諸子之學。文章說：“考吾國當周秦之際，實為學術極盛之時代，百家諸子，爭以其術自鳴。如墨荀之名學，管商之法學，老莊之神學，計然白圭之計學，扁鵲之醫學，孫吳之兵學，皆卓然自成一家言，可與西土哲儒並駕齊驅者也。”[64]作者對中國古學興衰歷史做了簡要回顧，指出：“學術至大，豈出一途，古學雖微，實吾國粹。孔子之學，其為吾舊社會所信仰者，固當發揮而光大之；諸子之學，湮沒既千餘年，其有新理實用者，亦當勤求而搜討之。夫自國之人，無不愛其自國之學。孔子之學固國學，而諸子之學亦國學也。同一神州之舊學，乃保其一而遺其一，可乎？”[65]將諸子之學與孔子之學並稱國學，大大提升了諸子學的地位，豐富了國學的內涵。鄧實呼籲，在繼承孫貽讓《墨子間詁》、俞樾《諸子平議》、劉師培《週末學術史》等清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大力開展國學的研究。他說：“吾人今日對於祖國之責任，惟當研求古雪，刷垢磨光，鉤玄提要，以發見種種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學之聲價。是則吾學者之光也。”[66]歐洲以復興古希臘文化為契機，開創了歐洲近代文明。同樣，國學派也希望通過復興先秦諸子學，以實現古學的重新振興。章太炎的《諸子學略說》、《齊物論釋》、劉師培的《週末學術史》等，是古學復興時期的代表作。梁啟超英年早逝，其後半生幾乎與近代國學運動息息相關。僅就諸子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梁啟超的著作就有：《子墨子學說》、《管子評傳》、《老子哲學》、《墨經校釋》、《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胡適以其影響力，發起整理國故運動，並身先士卒，出版了《中國哲學史綱要》、《白話文學史》等具有開創性的論著，成為近代國學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近代今文學的復興、墨學的復興、佛學的復興，王學的復興，很大程度上都是國學復興催生的產物。

第三，近代國學的興起，促進了中國近代學術的發展與進步。西方學術的大規模輸入，對中國學人發生了很大刺激。特別是西方近代學科分類的完備與細緻，多少使國人汗顏。譚嗣同說：“絕大素王之學術，開於孔子。而戰國諸儒，各衍其一派，著書立說，遂使後來無論何種新學，何種新理，俱不能出其範圍。”[67]比如，論及西方商學，中國有《管子》；論及西方軍事學，中國有《孫子兵法》；論及西方農學，中國有《商鞅子》；論及西方工學，中國有公輸子；論及西方科學，中國有墨子；論及西方哲學，中國有莊子、列子；論及西方外交，中國有蘇秦、張儀；論及西方法律，中國有申不害、韓非；論及西方邏輯，中國有公孫龍、惠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結論是：“近來所謂新學新理者，無一不萌芽於是”。[68]蔡元培在譚嗣同說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補充和發揮。他說：“老莊之道學，非哲學乎？儒家之言道德，非倫理學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論理學乎？墨子之經說，非今之物理學乎？《爾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學、藥物學乎？《樂記》之言音律，《考工記》之言筍簴，不猶今之所謂美學乎？宋人刻象為楮，三年後而成，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辨者，不猶今之雕刻乎？”[69]強制亦中學內容附會西方近代學科分類，表面上顯得理直氣壯，其實骨子裏流露出的是自卑意識。通過晚清國粹運動與五四前後的整理國故運動，國學體系逐漸形成，博大精深的國學內涵已經具備了與西方學術對話的條件。以此為基礎，中國近代學科分類漸次形成。1905年，晚清國粹派代表人物劉師培作《週末學術總序》，“採集諸家之言，依類排列”，所謂“依類”即仍依西學分類，分出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史、政法學史、計學（今稱經濟學）史、兵學史、教育學史、理科學史、哲理學史、術數學史、文字學史、工藝學史、法律學史、文章學史等。今人認為：“中國學術自此進入基本按西學分類的時代。”[70]北大國學門分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等5個研究室，並相繼創立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整理檔案會、古跡古物調查會（後改名考古學會）、方言調查會，以貫徹其學術宗旨。清華研究院國學科融合中國書院與英國大學制，分中國語言、歷史、文學、音樂、東方語言，另設考古學陳列室。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確定的國學範圍是，歷史、文學、哲學、文字學、考古學、宗教、美術。東南大學國學院計畫分科學、典籍、詩文三部，從學說、圖譜、器物三方面，運用各種相關學科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民族、語言文字、思想學術、文學、詩詞曲劇、美術、天文數學、法制、經濟學、交通及國際交通、農商工業、哲學、教育、宗教風俗等歷史現狀。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分中國哲學、史地、文學、社會經濟四科。廈門大學國學院籌備之際，該校文理商教各科主任均參與其事，結果所訂章程囊括一切，分歷史古物、博物（指動植礦物）、社會調查、醫藥、天算、地學、美術、哲學、文學、經濟、法政、教育、神教、閩南文化等14組，後招聘到北京大學國學所的幾位骨幹，組織上基本繼承北大風格，設語言文字學、史學及考古學、哲學、文學、美術音樂等5組，並組織風俗調查會。這些設置，均突破了傳統學術七略、四部等分類，體現了近代西學的精神。[71]

其實，作為民族文化遺產的國學，不管其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其主要價值是精神倫理與教化功能。國學對政治轉型、經濟發展不具備直接作用。面對近代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的全面衰退，一派學者主張通過振興國學來挽救政治危機、經濟凋敝與社會無序，未免對國學的期望過高，這也是國學難以勝任的。另一派學者將近代社會全面危機的責任歸咎于國學，希望通過徹底毀滅國學、完全西化來實現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同樣也是漏洞百出，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近代國學的興衰沉浮，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和深刻體悟。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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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兵：《晚晴民國的國學研究》，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0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3] “國學講習會序”，《民報》七號，1908年9月5日出版

[4]  江起鵬：《國學講義》，第102頁，上海新學會，1906年。

[5]  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2年第19期。

[6]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年第7期。

[7] 《國粹學報》第3年第1期。

[8] 潘博：《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第1年第1期。

[9] 《擬設國粹學堂啟》，《國粹學報》第3年第1期。

[10]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年第7期

[1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212頁，中華書局，1979。

[12]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卷，55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3]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4]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5]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6]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7]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1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8] 浦漢明編：《浦江清文史雜文集》，262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

[19] 何炳松：《論所謂的“國學”》，《小說月報》，第20卷，第1號，1929年1月10日

[20] 《吳稚暉學術論著》，第124頁，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

[21] 錢穆著：《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北京重印本，弁言第1頁。

[22] 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516-5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3]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84-85頁，群學社，1927

[24]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92-93頁。

[25]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3-4頁，群學社，1927

[26] 鄧實：《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2年19期。

[27] 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374頁。

[28] 洪北平編：《國學研究》，第3頁，上海民智書店，1930。

[29] 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第5頁，上海啟智書局，1931。

[30] 轉引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39頁，北京：三聯書店，2003。

[31]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35頁。

[32] 鄧實：《國學真論》，《國粹學報》，第3年第2期。

[33] 曹聚仁：《國故學大綱》上卷，第7、4、7 頁，上海梁溪圖書館出版社，1925。

[34] 沈亦雲：《國學入門》，第4頁，南屏女中印。

[35]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1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36]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90～91頁，群學社，1927。

[37]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366頁。

[38] 邵祖平：《國學導讀》序，商務印書館，1947。

[39]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2卷第13期，1926。

[40] 轉引自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400頁。

[41] 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366頁。

[42] “國學講習會序”，《民報》七號，1908年9月5日出版

[43] 王易：《國學概論》，第5—7頁，神州國光社，1932。

[44] 鐘泰：《國學概論》，目錄第1—2頁，中華書局，1936。

[45] 轉引自馬瀛：《國學概論》，第17頁，上海大華書局，1934。

[46] 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42頁，群學社，1927

[47] 汪震、王正己編：《國學大綱》，目錄，北平人文書店，1933。

[48] 黃毅民著：《國學叢論》，目錄，北平燕友學社，1936。

[49] 馬瀛：《國學概論》，第19頁，上海大華書局，1934。

[50]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1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51] 曹聚仁：《國故學大綱》上卷，第5-7 頁，上海梁溪圖書館出版社，1925。

[5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669頁，中華書局，1979。

[53] 《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672頁。

[54] 《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673頁。

[55] 《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674頁。

[56]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1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57]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卷，1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58] 馬瀛：《國學概論》，上海大華書局，1934。

[59] 《戊戌變法》(一)，16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60] 《譚嗣同全集》，下冊，第337頁，中華書局，1980

[61] 康有為：《萬木草堂口說》，9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

[62] 黃節：《國粹保存主義》，《政藝通報》，第21期，1905年7月17日

[63] 姚淦銘等編：《王國維文集》，第4卷，365、366-367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64] 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57頁，北京：三聯書店，1960

[65] 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59頁。

[66] 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60頁。

[67] 《譚嗣同全集》，下冊，第399頁。

[68] 《譚嗣同全集》，下冊，第399頁。

[69]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337頁。

[70] 羅志田：《西學衝擊下近代中國學術分科的演變》，《社會科學研究》，2003年1期

[71] 桑兵：《晚晴民國的國學研究》，12-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