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國學的視角看，馬一浮的新經學意蘊得以進一步的豁顯和展開。國學乃六藝之學的貞定論述了國學的性質及其定位，從通儒院到國學院的歷史演變則反映了國學教育組織形式的繼承創新，通過與另一位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比較，能夠見出新經學的獨特內涵，而國學的未來與新經學的充實、豐富緊密相連。

關鍵字：馬一浮；新經學；國學 

拙文《馬一浮與現代新經學》刊于《中華文化研究輯刊·馬一浮研究》。吳光主編在該書序言中特別提出馬一浮的思想體系構成了“與熊十力、牟宗三的新心學，馮友蘭、錢穆的新理學思想體系風格迥異的新經學思想體系”[2]，是對拙文核心觀點的有力肯定和積極回應。本文擬就此從國學的角度再做申述。

一、國學的性質及其定位：國學乃六藝之學

經學是傳統文化的核心，亦是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基本價值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採取的廢經反孔措施，就是力圖消解經學對於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從根本上否定經學以及中華人文學術的意義。馬一浮對此是極為不滿的。在他看來，欲復興國學，必先復興經學；欲復興經學，必先明瞭六藝。

（一）國學的性質

國學最初指的是貴族子弟學校，如《禮記·學記》稱：“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說明“國學”是設于都城主要教授貴胄子弟的學校。在民族危機逐漸深重和西方文化侵略不斷加劇的近代背景下，“國學”的性質和意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知識份子出於保存民族文化的考慮賦予其新的意義，形成了一股文化復興思潮。

馬一浮指出舊時所謂國學，是指稱國立大學。今日卻指謂吾國固有學術，以有別於外國學術。這種命名法從佛教的觀點來說，是依他起釋，缺乏嚴格的理論根據。同時，即使按固有學術意義來理解，也有涵攝過於寬泛籠統之嫌，使人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可以說，學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困擾。

故馬一浮提出：“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3]“國學”之名雖甚含混，但以“六藝”界定，其意自明。所謂“六藝之學”，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馬一浮認為六藝即是孔子之教，中華民族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他都是六藝之支流。所以六藝可以該攝諸子，該攝四部，甚而該攝西方文化。楷定國學即是六藝之學，以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

馬一浮意在通過對“國學”的辨析，將傳統文化的精粹歸結為他所標示的六藝宗旨，使六藝成為國學的價值象徵，並進而統攝世界文化，展現了其新經學的建構向度。許總認為，馬一浮關於“國學”乃六藝之學的新見解具有極大的啟示意義：“因此，馬一浮所謂的國學，實際上是指以經學為中心的中國的傳統學術，這是有別于西方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固有之學術，具體地說，就是包含在經、史、子、集四部之中的小學（文字學）、經學、諸子學、文學、史學，而並不包括自然科學及工程技術方面的其他學問。”[4]

（二）國學的特徵

他在對浙江大學學生演講時先解釋國學的四個特徵，使之對國學有一個基本而清晰的瞭解：

一、此學不是零碎斷片的知識，是有體系的，不可當成雜貨；

二、此學不是陳舊呆板的物事，是活潑潑的，不可目為骨董；

三、此學不是勉強安排出來的，是自然流出來的，不可同於機械；

四、此學不是憑藉外緣的產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視為分外。[5]

可見，馬一浮所理解的“國學”與胡適提出的“國故”是不一樣的。在胡適看來，“國故”是傳統文獻和文化典籍，需要研究的態度，可以整理、考據、分析。而馬一浮則視“國學”為一綜合的價值體系，需要信仰的態度，“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心身心修養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不獨要措我國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6]這種“信”基於對儒學復興理念的執著和傳統文化價值的堅守而生髮出來的。因此馬一浮提出這四個特徵，力求在學理上保證國學成為總體性的理論形態，而不致一盤散沙，毫無章法。

（三）國學的典籍

馬一浮本著准之以義理而兼收並蓄、考之以源流而觀其會通的態度，提出一份簡明的必讀書目，以供書院諸生為入門進階。他說：“學者用力之方，讀經最為要緊。蓋經為義理之總匯”。[7]因此，他在《通治群經必讀諸書舉要》中依據六藝詳論得失，從四書類、《孝經》類、《詩》類、《書》類、《禮》類、《樂》類、《易》類、《春秋》類、小學類、子部儒家類、子部異家類、史部諸史選讀、詩文類等分別加以論列，凡200餘種，儘管自稱已經“約之又約”，但這份書單的閱讀量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十分驚人的。

另外，馬一浮還根據六藝刻印國學基本典籍，刻書簡目包括《群經統類》、《儒林典要》、《文苑菁英》、《政典先河》、《諸子會歸》等類別，每一類別又涵蓋數十種書籍。《群經統類》列出六經的相關重要注疏、講義，凡42種；《儒林典要》列出自宋至清的重要理學著作、語錄或注疏，凡36種；《文苑菁英》列出古文詩詞之全集或選集，凡20種；《政典先河》列出古代政治文獻，凡16種；《諸子會歸》列出周秦至宋諸子之著作，凡114家、627卷、附錄15卷。

二、從通儒院到國學院：創新國學教育的組織形式

（一）通儒院

馬一浮向蔡元培提議設立國學研究機構的設想，名曰通儒院，以糾現代大學不聞義理之偏。他建議：

設通儒院，以培國本。聚三十歲以下粗明經術小學，兼通先秦各派學術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選寧缺勿濫，優給廩餼，供給中外圖籍，延聘老師宿儒及外國學者若干人，分別指導。假以歲月，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庶幾中土學者可與世界相見。國本初張，與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後，必有人材蔚然興起，此非一國之幸，亦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也。[8]

在他看來，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命系于文化，儒家經典作為民族文化的主流代表，如被廢止，無異於自我窒息。復興儒學就是培固國本，研究西學就是進一步輔助、闡揚儒學，培養通儒就是造就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更好地實現中西文化的溝通和互動。

通儒院一直成為馬一浮念茲在茲的心願，直到1937年，他仍然堅信自己教育制度設計的正確和遠見：“使通儒院之議見用，於今二十六年，中國豈複至此？今則西人欲治中國學術者，文字隔礙，間事迻譯，紕繆百出，乃至聘林語堂、胡適之往而講學，豈非千里之繆耶？”[9]他親手創辦的複性書院也是“自由研究，養成通儒，以深造自得為歸”[10]，儘管辦學短促，還是培養了如金景芳、張德鈞、王星賢、烏以風、王駕吾等一批人才。劉夢溪對此喟然長歎：“現在看來，馬一浮的建議頗具前瞻的眼光。如能實現，不啻為我國文教的千秋萬代之事。後來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體制和宗旨就略同于馬先生倡議的通儒院。可惜蔡元培當時沒有採納馬一浮的建議。”[11]

（二）清華國學研究院

體制與宗旨略同於通儒院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於1925年。其宗旨是“除強調學生應面向世界文化和現代科技外，亦應重視中國文化、國情教育和未來就業需要”，增設大學部，成為清華升格為獨立大學建制的開始，以造就學貫中西，“熟悉世界文化和瞭解中國社會需要的領袖人才”為己任。這體現了中國大學教育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鮮明體現在對歐美教育模式的反省和對傳統書院精神的繼承上，採取了對傳統和現代、書院與大學、經史與科學、中學與西學兼收並蓄的態度。

1.重鑄國魂。與馬一浮“培國本”相似，國學院以“鑄國魂”相招。曹雲祥校長在國學院第一期學生開學典禮上提出：“現在中國所謂新教育，大都抄襲歐美各國之教育，預謀自動，必須本中國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時組織研究院，研究中國高深之經史哲學。其研究方法可以利用科學方法，並參加中國考據之法，希望從研究中尋出中國之國魂。”[12]

2.兼通西學。國學院由吳宓任主任，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等“清華四大導師”領銜的師資力量冠絕一時。國學院的導師皆學貫中西，傳統國學底蘊厚實，同時熟稔西學學術方法與治學精神，講學、著述注重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如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厘、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精通梵文和巴厘文。這種兼通西學的精神在師資團隊、課程設置、圖書典籍、學習考核等方面皆有體現，這使得國學院的學生都具備深厚的中西文化的理論基礎，而較少文、史、哲等學科視野的偏狹，有助於達到馬一浮所設想的“使於西洋文字精通一國，能為各體文詞，兼通希臘、拉丁文”的品質要求。

3.促進交流。馬一浮曾遊歷歐美，深知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創辦通儒院的目的既要培育人才，更要成為“世界文化溝通之先聲”。而清華大學素以培養留美學生為主，對於中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儘管國學研究院僅存續4年，即告終止，但卻成為現代國學教育的典範，一直為人們所追慕和嚮往。

（三）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國學再次受到重視和矚目。紀寶成認為，國學可理解為參照西方學術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國學，即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數術方技均包括其中；狹義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內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因此，今天重振國學，不是對傳統國學的簡單回歸與重複，而是以現代的理念指導國學的研究與發展。

新世紀標誌性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國內的一流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先後成立國學院或國學專業，甚至中央黨校也開設了國學課程。其中，人大國學院宗旨明確，組織得當，措施有力，影響較大。國學院師資由在職教師、特聘教授、兼聘教授、學術顧問、專家委員等組成。聘請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擔任國學院首任院長。現在更由人大校長紀寶成教授親自兼任國學院院長。劉延東在人民大學複校30周年座談會上高度肯定了人民大學在積極推動繁榮發展人文社會科學，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創新國學教育方面的積極貢獻。

馬一浮關於“通儒院”的構想的核心在於“通”，所謂“精通”、“兼通”都是為了消除現代大學分科教育的偏狹，避免學生成為工廠流水線的產品，從而培養身兼六藝的博學通儒。張立文教授也指出：國學有個基本特點就是“通”。所謂“通”，既指“通學”，也指“通人”。“通學”就是涉及所有學問，“通人”就是培養通才通藝。

國學院以接續文脈、培養人才、傳承文明、弘揚國學、立足當今、走向未來為辦學思路。因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成立，是應運而生的產物，它順應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潮流，不僅僅是申請國學學位，設立國學一級學科的問題，而是關涉到如何改革現行的以西方為主導的學科體制和教育模式的問題，使大學教育如何更有利於人才的培養和全面發展的問題。正是在這種期待和關注中，自籌建之初，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就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和響應，當然也不乏質疑和反對。但這畢竟是1949年以來，中國高校創設的第一所嚴格意義上的國學專門教育研究機構。“人大國學院的辦學宗旨、培養目標、師資構成、開設課程以及學位授予等，既是一種高校文科教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創新，更是“國學”在當代中國命運的一種考察、考辯與考驗。”[13]紀寶成希望將國學作為國家戰略來認識，擺脫為整理國故而研究國學的思路。“概而言之，我們所說的國學，乃是今人眼中的國學，乃是國際視野中的國學，乃是現代形態意義上的國學。”[14]這與馬先生所認識的國學何其相似乃爾。[15]

三、國學研究的橫攝比較：以馬一浮與章太炎為例

章太炎對民族文化傳統所遭致的巨大危機有著深刻而清醒的認識，以“繼絕學，存國故，植邦本，固種姓”為幟志，自覺擔當起弘揚國學的歷史使命。“國學”的概念，他不僅使用的早，而且使用的多；不僅坐而論道，而且起而行之。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創辦“國學講習會”（1906），並出版《菿漢微言》、《國學概論》、《國學講演錄》、《國故論衡》等著作。可以說，近代“國學”的學科形態和典範意義之成立與馬一浮、章太炎等國學大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下文試從國學研究看馬、章二先生的不同致思路徑。

（一）經與史

馬一浮認為國學乃是六藝，因而重視經的意義，突出義理的詮釋方法，建構了現代新經學的思想體系；章太炎接受王守仁、黃宗羲、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強調就事而言理，因而重視史的功能，突出歷史意識。在“六經皆史”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經者古史，史即新經”，由是，章太炎極力擴大“經”的外延，認為兵書、法律、教令、歷史、地志、諸子以及六經之外的群書，均可以稱“經”。他指出“經術乃是為人之基本，若論運用之法，歷史更為重要”[16]，“歷史可以激發人才”[17]，史學為“今日切要之學”，“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18]，要求擺脫“經學時代”的羈絆，賦予經學以史學的價值與意義，服務於新時代之需。

（二）宋與漢

學界對於馬一浮的思想歸屬于陸王還是程朱有不同的意見，但都承認他採取的是宋學的態度和立場。賀麟精闢概括了馬一浮的宋學取徑：“其格物窮理，解釋經典，講學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怯習複性則接近陸、王之守約。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19]而對章太炎來說，既然經學是史學，就應當以漢學的方法為主，強調音韻、訓詁、考據等之于國學的意義。他指出訓詁考據是治國學的基本前提和必備手段，因此精通小學是研究國學“極重要的一件事”。他既注意到清代學者的巨大學術成就與其深厚的小學基礎是密切相關的，又看到了專注考證而忽視思辨的樸學局限性，提出“無征不信”，要求從有文可據的典籍和歷史事實入手，詳訓釋、辨真偽、明地理、知變遷，發展出一套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評價道：“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20]

（三）儒與佛

馬一浮具有極為深湛的佛學造詣，他熟稔佛經內典，組織居士團體，廣交方外之友，為寺僧修撰碑銘，闡述佛學思想。但他對佛學的研究是建立在對儒學的資助和闡發上的。因為他始終認為聖道廣大，佛老實有助於義理的開發，然而一些俗儒不明宋明儒之機用，摒二氏於外，造成儒學在現代的衰微。正因為如此，他並未從信仰層面認同佛教，而是著力于學理層面的探討，所以他雖然身為居士且深研義理，卻始終不願出家，而是在尊儒的前提下挖掘佛教思想體系中與儒家心性義理契合一致的地方。其代表性觀點即是1918年在《與蔣再唐論儒佛義》中提出的儒佛互攝說：“故六藝之文，顯於此土，三藏之奧，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無二，推其宗極，豈不冥符。……若定以儒攝佛，亦聽以佛攝儒。”[21]

章太炎鼓吹以宗教發起信心，提升國民道德，借助佛教“勇猛無畏”的精神來凝聚人心士氣，因而援西入佛、以佛釋儒，而以佛法為最高，晚年定論曰：“佛、孔、老、莊所講的，雖都是心，但是孔子、老、莊所講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莊自己相較，也有這樣情形，老、莊雖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尋，有一定的做法。”[22]

（四）今與古

馬一浮著重從發展的眼光看待國學，指出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切勿誤以為是開倒車；是日新日成的，決不是腐朽的，切勿誤以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決不是獨裁的，不是貴族的，切勿誤以為封建思想。“要說解放，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說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說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平等。”[23]鄭大華認為：“馬一浮的這種既認同和維護傳統，又不固守傳統的思想特質，在民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24]

章太炎是近代最早使用“國故”一詞的，“故”可以釋為“死亡”或“過去”（胡適），“故”之義為“舊”，與“過去”大略相當（曹聚仁）。六經本系史料，存古並不是其尚有經世的價值，只因敝帚自珍，更多的是對本民族文化譜系的認同和眷戀而已。1906年，他到日本時發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認為喚起民眾，首在感情。就像我們保存一本先人的著作，時時玩索。其著作之內容不見得就一定至精至粹，但因是先人遺澤，讀來別樣感奮、別樣親切，特別能激發人立志向上。國學對現代人來說，情況大抵即是如此，所以他指出：“故說經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適今也。”[25]

（五）本與跡

馬一浮對六藝著重從本、跡兩個層面作了說明。六經是經孔子手訂的上古經典文獻，其中《詩》、《書》、《禮》、《樂》、《易》、《春秋》以思想文本的形式負載了大量經驗性具體知識。但馬一浮指出，六經系統包括後來的四書系統皆是跡，在思想文本的深處尚隱藏著更為本質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即心性。他指出：“有六經之跡，有六經之本。六經之本是心性，六經之跡是文字，然六經文字亦全是心性的流露，不是臆造出來的。”[26]比較而言，章太炎、胡適的“整理國故”都以研究、傳習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典籍為主要物件。章太炎1911年致信吳承仕，稱：“僕輩生於今日，獨欲持任國學，比於守府而己。”守府，就是保守庫房的人，猶如老子為周之守藏史。這種心情與認知，使得章太炎講國學偏於文獻和知識。

基於國學視角所作的馬、章二人的比較，大略可以見出現代新經學內在的理論意蘊和價值取向，成為今天國學研究中獨具特色、值得借鑒的思考模式。

經學固然主要表現為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但它同樣是包羅甚廣的綜合性學術體系，涵蓋天文、地理、自然、社會、道德、法律、政治、經濟、哲學、文學、歷史、禮制、典章等諸多領域。這就需要我們格外重視經學傳統，並努力發掘其時代意蘊，決不可斥之為封建學術，將治經看作是迂腐的行為，把經學研究者當做冬烘先生，給予簡單化、獨斷論的評價。馬一浮從新文化運動廢經伊始，就從建設性、肯定性的角度提出重建新經學的命題，並以六藝之道、六藝之教到六藝之人的邏輯進路明確了重建的方向。羅義俊肯定馬一浮儒學體系的經學形式和回歸元典的面相和立場，稱之為“原典主義”。[27]劉家和從更寬泛的意義上指出：“我們只有越是深入地研究經學，才能越是自覺地瞭解我們的自我文化。”他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經學應該是新經學。……所以需要我們海內外有志的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把中國的經學變成二十一世紀的新經學。”[28]

重建國學要深入當代人的現實生活，走進大眾的精神世界，為他們所歡迎和發自內心的熱愛。如果國學總是一種精英文化、盆景文化、博物館文化抑或保護區文化，那麼就談不上所謂的生命力和活力，國學的復興也是難以想像的傳奇。當前的“國學熱”所反映出的普遍熱情和興趣，是與當代中國人所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和精神困擾密切相關的。人們試圖以傳統倫理道德來對治和改良社會風氣，或者希望通過學習、瞭解民族的燦爛文化以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或者將傳統文化的精華貫徹落實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促進家庭和睦和社會和諧。這充分說明了一個民族始終是一種民族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內在精神和社會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條件。張立文指出：“國學是與民族精神生命息息相關之學。民族精神生命往往在民族、國家、社會面臨衝突危機中凸顯出來，民族精神生命是一個民族的根本精神和核心價值，一個民族若喪失了精神生命，這個民族必然走向衰落，所以過去的殖民者要征服一個民族，就是要去其民族精神及其核心價值。一個民族的自立、自強、自覺，便體現為這個民族精神的自立、自強、自覺。”[29]而民族精神及其核心價值無疑在經學中保存得最為完備，體現得最為深刻。所以國學的復興不應僅僅停留在讀經或學習琴棋書畫等技藝的層面，而是重視“國學”所彰顯的人文精神和價值理念，積極吸納現代文明成果，完成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任務，使傳統文化獲得更新和涅槃。在這些方面，新經學是大有可為的。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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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07CZX010）和中國博士後基金課題（20070421000）的階段性成果。

[2]吳光主編：《馬一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3]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

[4]許總：《“國學”的定位與文化選擇的“度”》，《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

[5]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一冊），第4頁。

[6]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一冊），第4頁。

[7]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三冊），第1138頁。

[8]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三冊），第1084頁。

[9]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三冊），第1084頁。

[10]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二冊），第1169頁。

[11]劉夢溪：《馬一浮的學術精神和學問態度》，《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

[12]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91頁。

[13]王泉根：《學科級別與“國學學位問題”——試評〈學科專業目錄〉》，《學術界》2007年第6期。

[14]紀寶成：《國學何為》，《光明日報》2008年7月21日。

[15]參見拙著的觀點：“六藝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價值。”（《六藝圓融——馬一浮文化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頁。）

[16]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930頁。

[17]謝櫻寧：《章太炎年譜摭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頁。

[18]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第930頁。

[19]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頁。

[20]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頁。

[21]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二冊），第502頁。

[22]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第618頁。

[23]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一冊），第23頁。

[24]鄭大華：《馬一浮新儒學思想初探》，《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25]章太炎：《與人論〈樸學報〉書》，《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頁。

[26]馬一浮：《馬一浮集》（第三冊），第1158頁。

[27]見羅義俊：《“從習氣中解放出來”——馬一浮儒學的系統性格及其旨要》，《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28]劉家和：《走向新的經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

[29]張立文：《國學的度越與建構》，《理論視野》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