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刊Monumenta Serica (《华裔学志》)，卷27；范正娥中译（2006） 

公元196至205年间，荀悦（后汉秘书监）完成了两部重要著作：《汉纪》与《申鉴》。在此所引用两书的基本版本是《四部丛刊》本。《汉纪》是一部西汉王朝的编年史，书中作者或隐或显地运用褒贬原则，道出西汉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鉴”）。《申鉴》和《汉纪》一样，呈现了作者对当时面临问题的反思，这些问题包括了从政治到社会的广阔范围。这两部著作不仅对我们研究汉末社会和与其相关的思潮有重大价值；而且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关于荀悦的生平和思想的介绍性研究，请参阅Heinrich Busch，“Hsün Yüeh（荀悦）， ein Denker am Hofe des letzten Han-kaisers，Monumenta Serica 10 (1945), 58-90页；好并隆司，《荀悦の社会背景とその政策について》，《冈山史学》1954年第2期，68-86页）；日原利国，《荀悦の规范意识について》，《东方学》18（1959），9-20页。详细论述参阅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55-296页。尽管这两部著作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们都没有受到研究者认真的考证或分析。若干年前，当我着手研究这两部著作时，我发现在讨论荀悦的学术思想之前，必须正确处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只限于这两部书现存各版本的异辞或错字的校勘，还有关于两书在宋及宋以前原始文本的更麻烦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包括两书中某些章节文字的真实性问题，而且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撰作时间的问题。在本文中，我将首先扼要讨论《汉纪》和《申鉴》的各种版本，再以一定篇幅来论述这两部书在宋及宋以前的原始文本问题。 

一、有关《汉纪》版本的记录 

荀悦的这两部著作，《汉纪》的真实性存在重大问题。这部书在六朝时期（220-580年）受到高度评价。据史学评论家刘知几（661-721）说，在唐以前，《汉纪》比《汉书》更受推崇。在唐朝，唐太宗非常重视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汉纪》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科目之一，因此在宋代刻印本出现之前，它的抄本流传颇广[1]。《汉纪》30卷在《隋书》（编于629-641-656年）、《唐书》（编于934-945年；它的志以稍早的《群书四部录》为基础，该书编于721年）和《新唐书》（1023-1065年）的《志》中均被录入；它也被列入宋朝国家藏书机构的目录，如《崇文总目》（1034-1038年），《中兴馆阁书目》（约1178-1220年），以及私家书志，如《通志》（1104-1162年）、《遂书堂书目》（1127-1194年）、《郡斋读书志》（序于1151年）、《直斋书录解题》（1234-1236年）[2]。对《汉纪》文字的引用，在唐代三部重要的类书——《北堂书钞》（605-617年）、《艺文类聚》（624年）、《初学记》（约725年）——以及《文选》唐注中，可以见到[3]。迄今为止，四种（或三种）宋时的印刷版本见于记录，两个版本为北宋的，两个（或一个）为南宋的：（1）祥符年间（1008-1016年）的版本，刻于钱塘（现浙江省），在王轾为下列第（3）个版本所作的序言中提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王氏1884年版）和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1938年版），这是现知《汉纪》最早的版本。（2）天圣年间（1023-1032年）的版本，印刷于益州（现四川）。据《文献通考》说，李焘曾提及这个版本。（3）绍兴（1131-1160年）的版本印刷于浙江。这个版本好像是《前汉纪》与《后汉纪》的首次合刻版。它的序言为王轾作于1142年。这个版本被列入清廷馆藏目录——《天禄琳琅后目》（前目编于1744-1775年，后目编于1797年）。《天禄》的典藏后来移至昭仁殿，据说该版本已佚失。（4）另一个浙江本，可能和（3）是同一个版本，其手抄本为瞿镛所有；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1857年）中瞿氏版（1857年序）“每页13行，每行24字”，瞿镛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描述。黄丕烈（字尧圃，1763-1825年）用此抄本校对了下列的版本（6）；这个校本后为傅增湘所有，他再据下列版本（6）予以校对，然后在他的《藏园群书题记》中载录了他的重要校勘成果。所有这些宋代版本都被描述为残缺颇甚，郑樵（1104—1162年）在其《通志》中也指出，在他所处的年代，《汉纪》已在相当程度上被人遗忘了[4]。在明朝，有三个版本记载下来：（5）吕柟校勘，何景明题序的版本。据宋荦在版本（8）的序言中所说，这个版本刻印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时期；莫伯骥也认为是弘治时期[5]，但是根据日本《静嘉堂秘籍志》（东京1917-1919年），何景明的序言指是正德十五年（1520），吕柟则标明是正德十六年（1521）。（6）黄姬水本。根据黄氏1548年之序言，这部书是宋版本的复印。黄氏序，见于《四部丛刊》版2b，也见于K. T. Wu，“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o 7（1943），242。（7）南监本，南京国子监印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6]。清代以来的《汉纪》版本则包括：（8）蒋国祥校本（1696年）。据毛奇龄的序，该本校勘乃据版本（6）、（7）和一些宋本。但是在蒋国祥的校勘记——《两汉纪字句异同考》的序言中也见于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这个版本由《增订四库简明目录》强力推荐，没有提及宋本。（9）《学海堂》本（1876），陈璞校勘。（10）《龙溪精舍丛书》本，郑国勋编（丛书序于1917年）。这部书以版本（8）为底本，但包含一些旧的序言和校释。（11）《四部丛刊》本，版本（6）的影印本。另一校文，纽永建撰《前汉纪校释》（收入《南菁札记》1894年版），则拿《汉书》与《汉纪》文字相比较。所有这些校对和勘误，除了傅增湘本外，都不太重要；但是通过这些校勘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汉纪》现在的三个流行版本——上列（8）、（10）、（11），可以追溯至宋代的两个（或三个）版本，即傅增湘所用之版本（4）［或（3）？］；黄姬水采用的宋代版本；可能为蒋国祥所用的宋代版本。 

二、有关《申鉴》版本的记录 

《申鉴》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五卷本《申鉴》在《唐书》、《新唐书》、《中兴馆阁书目》、《通志》、《遂书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和许多明清时期的目录著作中都有登录[7]。因此，它的版本问题被许多严肃的批评家忽略了，包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和作《伪书通考》的张心澂。但《申鉴》没有被列入不完整的《崇文总目》（编于1034-1038年，1799年再集再编），也没有被列入《郡斋读书志》（1151、1250、1249年的各版本）和《宋史·艺文志》（编于1343-1345年，它的志以大量的宋代官方目录为基础）。赵希弁在其《郡斋读书志·附志》的《别集》部分所列的《申鉴》五卷只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申鉴》在此以“别集”名义登入，与下面讨论的《小荀子》、“荀悦书”、“荀悦曰”等问题有关）[8]。现存最早关于宋印本《申鉴》的记载，见于尤袤在1182年作的一个题辞。这个题辞收入《子汇》版《小荀子》中。这个版本为宋代学者黄震（1256-1270）据有，他在严厉批评它的同时，对之作了详细的描述[9]。尤袤的题辞和黄震的评论都将在本文第三节中论述。　　孙从添的《上善堂书目》中，曾提到过一种宋代的复本[10]。陈子仁所印之元代的版本登录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序于1908年）。季振宜的《季沧韦藏书目》（该书仅列宋元版本），提到名为《小荀子》的一个版本见于《士礼居丛书》，1805年版，与其他六种子书同列。

《申鉴》的几个主要版本是明清时期印刷的：（1）李濂本，编者作序于1518年。该序言被收入《子汇》版。（2）黄省曾注释本，这是唯一一部注释本。编者作序于1519年。王鳌的序言也是1519年，何元父的序言是1525年，乔宇的附言是1521年。黄氏的校释表明他利用的版本，是一个比以版本（4）为基础的那个版本还要早的版本。（3）张惟恕本，印于1533年（？）[11]。或许是版本（2）的重印？（4）《子汇》版《小荀子》。这个版本印于1522—1566年间，在1577年重印[12]，其影印本由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再印。《子汇》汇集了24部子学著作，《小荀子》是其中第六部。类似的子学著作的汇编在宋朝就出现了。《小荀子》不见于宋时印的《六子》汇编中，但见于《十二子》汇编中，这部汇编中出现宋时的避讳，表示其渊源为宋本；另一个《小荀子》的版本，可能也是宋本，在前面曾提及过[13]。另一种《小荀子》，见于《诸子汇函》（副标题为：诸子评论），由书商印于1625年，托名为归有光所编（1506-1571），从《申鉴》中选入9篇，这必须与完整的《小荀子》版区别开来。由于今本《子汇》中的《小荀子》收入了尤袤的题辞和李濂的序言，所以它可能是用一个宋本，参照版本（1）编成的。（5）《两京遗编》本。这个版本由胡维新印行，序于1582年。《申鉴》的这个文本看起来似乎是版本（2）的摹真。也见于K. T. Wu（1943），249页。（6）《汉魏丛书》本。系列甲，程荣编于1592年；《申鉴》在50-51册，以版本（2）为基础；系列乙，何允中编，《申鉴》在31册，是系列甲的劣质摹本，遗漏了许多黄（省曾）的注释；系列丙，屠隆编，王谟印于1791年，吴道传校对，《申鉴》在46册，以系列乙之版本为基础；系列丁，黄氏巾箱版，印于1880年。（7）《小万卷楼丛书》本，有钱培名所作校释和札记，印于1852年。（8）《子书百种》本，崇文书局1875年印，以版本（6）系列乙为基础。（9）《龙溪精舍丛书》本，印于1917年，以版本（2）以及卢文绍 （1717-1795）的校释（收入《群书拾补》）为基础，来自《群书治要》的《申鉴》引文被增为附录。（10）中华书局本，印于1927年，1930年《四部备要》重印，以版本（6）系列丙为基础。（11）《四部丛刊》本，影印版本（2），商务印书馆1929年印。版本（2）是现有最早的注释本，它在后来的再版再印中拥有最大的发行量。在黄省曾的注释中，对《后汉书》引用的《申鉴》的歧异文字予以了注释；校对也参照了至少一个其他版本，这表明除了版本（4）提到的较早的《小荀子》版本之外，它似乎是最接近宋本的一个版本。版本（7）则是稍晚的文本校对的最好结果。在这个版本的题辞中，钱培名写道：“《申鉴》五卷，相传无缺。然予以《群书治要》所录校之，伪缺不一，其脱文有至百七十余字者。世间通行明程荣《汉魏丛书》本，系正德间黄省曾所注。间取《后汉书》校对，犹有疏漏。余姚卢文绍学士《群书拾补》，亦尝辨正数十字，然未见《治要》，不免以意武断。今以黄注本，据《后汉书》、《群书治要》、《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及卢氏《拾补》，订其伪脱。凡有更正，著之札记。其不可读者，悉仍其旧。”黄注虽时得作者之意，然无甚发明，盖从删汰。后来，孙诒让（1848-1908）又在他的《札迻》（1894年版）中，作了两种校正。刘师培（1884-1919）为版本（7）写了一个附录，用了马总《意林》的引文。见于《左庵集》（《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三、宋和宋以前的《申鉴》文本 

在上节中，我提到，《申鉴》在宋朝的登录相当混乱。尤袤在最早知晓版本之1182年的题辞中，写道：“荀悦书”五卷，观其言，盖有志于经世者。其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而范晔东汉书亦摘其篇首数百言，见之悦传。今《汉纪》会稽郡已版行，而此书则世罕见。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置江西漕台，但简编脱缪、字画差舛不一者，不敢以意增损，疑则阙之，以俟知者。”（《子巢》本《小荀子》《题辞》）。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尤袤对保存《申鉴》原来之真本所作的努力，有多高的可信度。在上面的题辞中，他含糊地提到“荀悦书”，但是所选的《后汉书》引用，则清楚无误地指出是《申鉴》。尤袤保守审慎的话语，似乎和版本（4）中的《小荀子》这一书名标题以及它的原先文本有关。据见过尤袤刻本的黄震说：“《申鉴》五篇，东汉荀悦书也（启云按：“荀悦书”和下节讨论的“荀悦曰”可能有关，值得注意和推敲）……大抵辞繁理寡，体亦不一。政体第一。时事第二，多举凡目，颇用《汲冢》周书之体。俗嫌第三。杂言第四第五，多用“或问”，颇效扬雄《法言》之体。论性情者屡章而当于理者殊少，文亦颇卑弱，与其所著《汉纪》颇不类，未知果悦之真否，此本淳熙九年尤袤刻江西漕司。”[14]由于黄震对《申鉴》的描述及引用的文句，与直接或间接参照尤袤版的所有今存各版本［版本（2）、（4）、（5）、（6）、（7）、（8）、（9）、（10）、（11）］大致相符，黄震对《申鉴》的怀疑也就引申到我们对此书今存各版本的怀疑。在他的题辞中，尤袤说《申鉴》（所称者仅为“荀悦书”）的雏形或摘要已经包含在《汉纪》中（“自著《汉纪》尝载其略”）。这是对《汉纪》和《申鉴》之间的文本关系，首次作出重要评论，值得详细考析。在今本《申鉴》中，有许多篇章是继续或重复荀悦在《汉纪》中的“论”。《申鉴》（《四部丛刊》本）《汉纪》“论”（《四部丛刊》本）之中：1：4a6-8，10：4，1：4b4-6                                         10：4；《群书治要》46：2b3-5引文，10：4，2：2a7-2b4                                       10：4，2：15a7-15b1，17：10a，2：6a8-7a3                                       23：10b-11，2：5a8-5b5，28：5a-6a，上述篇章大都照抄《汉纪》的“论”，这便产生了严肃的文本问题。由于尤袤版《申鉴》发行时，正是这部书传播情况的登录非常混乱之时（《申鉴》未见登录在《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问题就来了：尤袤家藏的所谓《申鉴》的“罕见版本”会不会是唐宋时代的人用“剪刀浆糊”的方法，杂采重编而制造出来的“荀悦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收集了宋代以前各种文献中对《申鉴》的引文，与今本《申鉴》相对照。（下面的表格，第三栏的星号表示宋以前的引文与今本歧异的程度：＊小，＊＊中，＊＊＊大）

宋代以前的文献今本《申鉴》歧异程度：

《后汉纪》　29：14b10-15a1  1：1a4-6 ＊＊ 

29：15a1-16b1 1：2b4-6b1 ＊　　

29：16b1-6  2：15b5-16a5 ＊（＊＊最后三句）

《后汉书》62：11a5-8 1：1a4-6 ＊

62：11a8-14a1 1：2b4-6b1 ＊＊

62：14a1-4 2：15a7-15b2 ＊

62：14a4-14b3 2：15b5-16b5 ＊（＊＊＊最后三句）

《意林》（戴叔论序于786年）《四部丛刊》本。马总这部书以余仲容（约475-548）的《子书钞》为基础。 5：2a3-4（摘要） 1：1a4-75：2a5-2b1（摘要） 1：7a7-8a 45：2b2  1：12b4-55：2b3-4（部分） 2：1a6-1b35：2b5 2：13b8-95：2b6                       3：4b2-3 ＊＊＊

5：2b7 4：1a8 ＊＊＊

5：2b8 4：6a9-6b15：2b9-3a2 5：9b6-10a5 ＊

《北堂书钞》（编于605-617年） 27：2a 2：2a4-5 （顺序颠倒） 55：3b                      2：15b5-16a3 ＊＊

90：8a 3：2b8-3a1136：3a 4：1a8-1b2 ＊＊＊

《群书治要》（编于628-630年） 46：1a5-7 1：1a4-7 ＊＊

46：1a7-8 1：2a8-9 ＊＊

46：1a8-3b6 1：2b1-6b1 ＊＊

46：3b7-4b8 1：6b6-8a4 ＊

46：4b9-5a2 1：95-846：5a3-4 1：10a3-646：5a5-9 1：14a1-946：5b1-5                   1：14b8-15a346：5b5-7 1：10b5-8 ＊＊

46：5b8-6a7 2：2a2-2b4 ＊

46：6a8-6b8 2：15a7-16a5 ＊

46：6b9-7a3 4：1a8-1b3 ＊＊＊

46：7a4-8a5 4：2a5-4a646：8a-6-8b2 4：5b1-7 46：8b3-8 4：6a3-946：8b9-9b2                 4：12b-8（脱漏171字） 46：9b2-5 5：2b9-3a346：9b5-7 5：8a8-8b2                   ＊

《文选注》（李善与五臣注；奏书标明是718年） 10：4b                       4：8a710：9b 4：6b528：3b 4：1b236：19b 2：8b3-437：30a 4：8a7-837：32a                      1：14a643：14a 4：8a757：12a 4：8a758：27a 1：14a658：32a 4：8a7

[宋代以前文献中的《申鉴》引文在今本《四部丛刊》本《申鉴》中的分布一览表（表中，a代表线装刻本书的前半页；b代表后半页）卷数12345页数1aabab2ababbabb3abaaba4abba5abb6abab7ab8abaab9ab10aba1112bb13b14ab15ab16a总页数151681310]

从上面的分析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以前的文献对《申鉴》的引用，涵盖了相当多今本《申鉴》的篇章，这表明今本《申鉴》不完全是宋人的伪造。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众多歧异的文字也表明，今本《申鉴》不是宋人根据前人引文进行的“剪刀浆糊”的再造。上表中，《申鉴》有六篇文字是对《汉纪》的“论”一字不差地照搬，其中四篇（《申鉴》1：4a6-8；1：1b4-6和《群书治要》46：2b3-5；《申鉴》2：2a7-2b4；2：15a7-15b1）能为宋以前之引文所证。这证明了尤袤对《申鉴》和《汉纪》文本之间的隐约关系的评论所暗含的洞见，也证明了尤袤对保存家藏《申鉴》版本所作努力之可信度。

 四、宋或宋以前《汉纪》之文本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断言，今本《申鉴》尽管十分残缺，但不是宋代的伪本。问题是，在前一节讨论的《申鉴》和《汉纪》的那些相同篇章会使人怀疑《汉纪》（而不是《申鉴》）的文本吗？前面提到，尽管《汉纪》在唐代流传很广，但在宋代却在某种程度上被人遗忘，而且所有它的宋本都被指为残缺颇甚。在今百衲本《汉书》中，有一些注释，以“荀悦曰”引出，它们大多是避讳汉朝皇帝的私名或别号。余靖在景佑二年（1034）呈递宋校版《汉书》的奏书中指出，这些字眼是由《汉书》先前的注解者加进去的《汉纪》引文。但这些引文在今本《汉纪》和前面第一节谈到的各种校勘记中都没有出现。这些材料肯定是在1034年（余靖上奏书）和1142年（王轾写版本（3）《汉纪》的序言，这是今本《汉纪》的最早版本之一）之间被人从宋本《汉纪》中删去了。这一发现加上第一节提到的郑樵、王轾、李焘的评论表明，在宋朝，当新儒学（理学）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造成巨大影响时，《汉纪》的文本曾经遭到了严重的篡改。荀悦《汉纪》中的“论”受到重要的篡改，这在其和《申鉴》文字重复的所有段落中都可以发现。在他向皇帝呈上《汉纪》的奏书中，荀悦曾清楚地描述了他的论述方法：“凡《汉纪》，其称‘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15]但是，在今本《汉纪》中，荀悦的评论不是用“论”字标明，而是用“荀悦曰”。这显然是后来的篡改。因为即使荀悦改变了他标题‘’的方式，正确的用语也不是“荀悦曰”，而应是“臣悦曰”，这才是作者恰当的口吻。在《汉纪》中，我们可以发现，《汉纪》最初的“论”与上引荀悦的表述一致的明显的证据。今本《汉纪》上说：（建平二年）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为御史大夫。论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数变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也，本次国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无三公之官。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16]一人者，谓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参而成位。易曰：“鼎足”《周易正义》（见于《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版），以喻三公，所以参事统职。立官定制，三公盖其宜也。这处的“论”，对丞相和三公的设立以及带来的变化，给予了扼要的评论。这个评论无疑是《汉纪》中荀悦所作的一个典型的“论”，它正如上引荀悦“奏书”所描述的一样——“粗表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由于这个“论”紧随着朱博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的叙述，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朱博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论”是支持设立“三公”的，而就在这一段文字的下面，朱博上书皇帝，请废三公，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因此，朱博不可能作这个“论”来支持设立三公。这一标示词语“论”，今天能够完整地保留在这里，是因为后来《汉纪》的编者在把“论”改为“荀悦曰”时，误以为该论为朱博之论，因此未予改动，而留下这一文本痕迹。比篡改这些标示语词更为严重的是，“荀悦曰”所标示的一些评论内容也有可能被篡改。因为“荀悦曰”这一词较之荀悦自己命名的“论”在观念上涵盖面更广，后来的《汉纪》编者在改特定性术语“论”为非特定性术语的“荀悦曰”这一标示语以后，很可能引入荀悦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文字来阐释《汉纪》中原来简单扼要的“论”。上引“丞相和三公设立”的“论”共有85个字，恰合荀悦在奏书中所说“论”之标准——“粗表其大事”。如果我们把这作为荀悦《汉纪》“论”之原貌的典型，那么今本《汉纪》中其他以“荀悦曰”引出的若干论——3：12b、4：2a、5：4a、7：5b、8：16b、9：9a、9：16b、9：17a、12：4b、15：5、17：10a、20：5b、27：12a，在长度和内容上大概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今本《汉纪》其他的“论”都是几百字，每一篇都有一个具有广泛理论意义的话题。有些“论”的文字有时甚至脱离了《汉纪》记事的原文指义而另成一个独立的评论。有一些“论”则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段评论和《汉纪》记事原文直接相关，而第二部分则是和第一部分无甚联系的具有比较广泛意义的评论。例如，在《汉纪》16：13-14中的“论”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公元前86年废昌邑王事件的概要评论（共29字），这与我们所谈《汉纪》“论”之标准是一致的。第二部分是很长的一段论述（635字），讨论六种类型的君主及六种与此相应的大臣。这部分文字与昌邑王之废只有间接联系，而另由“故曰”引出，在逻辑上和语法上与第一部分联系在一起，而在内容上与非特定术语“荀悦曰”的标示相类，同属泛指语。在《汉纪》28：7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相似的例子。这个“论”同样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20个字，评论李寻对皇帝近侍的责难；第二部分是一篇200多字的独立评论，以引用孔子的话开头，详述作者对皇帝宠爱的小人的责难。这些文字和所记的李寻事件只有间接关系。相似的情况在《汉纪》中还有两处：即8：8b-9a（8b4-7和8b7-9a），25：6b-7a（6b4-8和6b7-7a）。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汉纪》23：9-11的评论。在这段论述中间（23：10b7-9）记载了汉宣帝对太子过于喜好儒学的批评。《汉书》，《宣帝纪》中有相似记载，所以《汉纪》这一段文字属于上引荀悦奏书中所述的“书家本语”——“采摘《汉书》”的纪事那一类。在这段纪事之前，有一段对汉朝各君王（直到宣帝）成就的评论，而在这段纪事之后，则是一段从总体上讨论法家和儒家的文字。在今本《汉纪》中，这三个片断（两个论述和一段历史纪事）结合成一个“论”，由“荀悦曰”这一泛指标示语引出。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已经用“荀悦曰”这一标示语来引出荀悦的历史评论文字，其实际词语是“臣悦论曰”。由于司马光是灵活地、有选择地引用《汉纪》的“论”，我们很难判断，把《汉纪》中的“论”改为意义比较广泛的“荀悦曰”，是他首创还是他只是沿用宋或宋以前编者所篡改注的文字。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荀悦在唐和唐以前享有较高的声誉，他的《汉纪》是科举考试的一科目，因此他在《汉纪》中的一些简洁的“论”，很可能被当时的编者因学术或其他的目的（如唐代准备应考科举的需求）而增添阐释，在这些增添的阐释中，人们可能把荀悦其他作品中的一些资料（如《申鉴》中的文字）引为《汉纪》的论的注释；后来当《汉纪》手抄本再编定时，这些附入的材料也就被纳入了《汉纪》“论”的本文之中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唐末《申鉴》手抄本变得极度残缺——原因可能是它的部分文字被割裂，以“荀悦曰”的形式附在《汉纪》的“论”中。《汉纪》的两种注释版列入《新唐书》，即应劭《汉纪注》和崔浩《汉纪音义》。在《隋书》和《唐书》中都没有提到应劭《汉纪注》。《唐书》中列有后者，但《隋书》中没有。姚振宗在他的《后汉艺文志》（见于《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版）第47-48页中，猜测应劭的注释为后来之作。崔浩的注在《通志》中被提到，但没有见于《文献通考》，同时在两部书中都没有提及应劭的注。所有这些《汉纪》注好像在宋时散佚了。其中一些则可能完全被《汉纪》吸收。 

五、《汉纪》和《汉纪》序的撰作时间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和荀悦作品的文本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仍需回答，即《汉纪》和《申鉴》撰作的时间。《后汉书·荀悦传》仅提到荀悦在汉魏之际（196-219年）写了这两部书，但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袁宏（328-376）的《后汉纪》，在建安十年（205）下写道：“八月，侍中荀悦撰政治得失，名曰《申鉴》，既成而奏之。（接下来是对《申鉴》的摘录）”；“悦字仲豫，颍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综儒史。是时，曹公专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颇有才意，以《汉书》为繁，使悦删取其要，为《汉纪》三十篇。”[17]上述记载是《后汉书·荀悦传》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那就是《后汉纪》的编年记载中，主要纪事是建安十年《申鉴》的呈奏，第二段文字是对此主要纪事的补充，说明《申鉴》的作者及他在该时间前后的其他活动。这种先《申鉴》后《汉纪》的叙述顺序收入《后汉书·荀悦传》，因而给读者造成错误的印象，以为荀悦先作《申鉴》，《申鉴》得到皇帝的高度赞扬，因此命他作《汉纪》。例子见姚振孙《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220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遗漏了有关《汉纪》撰著的记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资治通鉴》记载了建安十年关于《申鉴》的奏呈，但没有提到《汉纪》的撰著）。荀悦在建安时期前五年（196-200）的工作，尤其是他对《汉纪》的编纂工作，在《四部丛刊》本《汉纪》的“序”中有详细的叙述。这个序（下称序A）被认为是荀悦所作。但是它和《荀悦传》中所引的《汉纪》序（下称序B）完全不同。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两个署名荀悦所撰的不同的《汉纪》序。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以序A为《汉纪》的原序，认为序B是《汉纪》的开篇。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序B乃由两个（或四个）而不是一个部分组成，即《四部丛刊》本《汉纪》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序B，尤其是结尾部分，在今本《汉纪》中是以呈奏皇帝的奏章形式而存在的，其风格和内容看起来似乎是荀悦原来的文字。在序B中，荀悦两次提到“臣悦”；仅在奏章的末尾他署名“侍中悦”。在序A中，《汉纪》的作者自始至终均称“悦”或“荀悦”（在荀悦奏呈《汉纪》时不应有此“不臣”语法）。这两个序的语调显然不同。尽管两者都有宣扬汉廷美德和历史典籍的共同点，但在提到荀悦个人时，序B看起来更矜持和谦虚一些。请看这段表述：“臣悦职监秘书，摄官承乏，（?）奉明诏，窃惟其宜”；“谨约撰旧书”；“未克厥中，亦有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粗表其大事”；“礼惟前轨，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旧勋”。所有这些都和序A的大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序A中仅有一处作者的语气是谦逊的，即“虽云撰之者陋浅”，但这第三人称不是作者自称的口吻。序A中有一句很奇怪的话：“记云：四百有一十六载，谓书奏之岁，岁在庚辰（200年）”，这句话完全不适合在序A中，而像是对序B中的独特陈述所作的注解。这段论述出现于《汉纪》30：26b中，其中说道：“四百又一十六载”，这在《后汉书·荀悦传》62：15a中引为“汉四百又六载”。这种矛盾发生的原因是序文曾受到不断地篡改。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性注释是必要的，因为正如序A明确指出的，《汉纪》仅写了前汉240年（包括王莽时期的历史），庚辰年（200年）仅是后汉自建武初年（25年）算起的第175年。不过，序A中的颂扬之辞，对汉朝统治者称“祖、宗”和“先帝”，似乎表明它也是作于汉代。在形式上，这份文献类似一份保存在后汉朝廷的官方资料，用于纪念《汉纪》的完成和详述导致其授命编纂的缘由。在蒋版《汉纪》（1696年）中，序A列在《汉纪》的《目录》下；随后它又被姚振宗标名为《汉纪》目录。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姚氏写道：“此见《汉纪》卷末《目录》之后，不知何人所作，其文凡七百余言，其体大似刘向《别录》，疑王俭《七志》之文，后人录入卷后者欤。”这段文字后面紧接着的是王鸣盛《汉纪》序评论的引文，这也是误导。但姚氏的推测部分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个生活在异朝的作者，包括王俭或其继承者郑默（他约于250年编著《中经》），会如序A那般对汉朝统治者的名号的避讳以及对他们的颂辞。另一方面，姚振宗对这份文献（序A）风格的评论是可以相信的。如前所述，这份文献以第三人称，对《汉纪》作者及撰著缘由作解释性地叙述，使它更似一个官方书目的“提要”。《隋书》是那时可见的最早的东汉朝廷藏书目录。在《晋书》提到，郑默仅是重编了藏于秘书监的一些“旧文”。因为曹魏政权的秘书监是荀悦为首的汉代秘书监的直接继承者，这些旧文大概是荀悦在那位标榜“既好文章，颇有才意”的汉献帝的授权下编成的。序A中对汉朝统治者颂扬的那些文字无疑是这些旧文的一种。当这些旧文被郑默和其他人再编时，一些注释的话很可能又被添进去了。这些被添进取的注释后来被错误地用进了《汉纪》的序文（序A）或《目录》中。因为荀悦在那时是秘书监的主要负责人，手下仅有少数几个从皇帝身边选拔的亲信帮忙。荀悦本人实际上可能写了《汉纪》的这个书目摘要（序A）。因此序A之题为荀悦所作和那个时代的普遍惯例是一致的，在那个时代，常常把署名为皇帝或皇后所作的文章，归还给实际的代笔者。例如《文选》（《四部丛刊》本）。在宋代手抄本（1131-1160？）的《汉纪》复本（见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这个“旧文”已被命名为“自序”。这个解释也可以解决关于序A真实性的最难的问题——序A和序B语调不同的问题。因为在写序B时，荀悦是在起草奏书，因而相应地运用了高度的自我约束和谦逊的语气，但当他在写《汉纪》书目摘要（序A）时，他是在为汉廷写一份备忘录，因此，他以第三者身份大胆地、大言不惭地高扬了他的著述理想。由于缺乏更多相关的客观证据，我们对序A的批判只能依靠其内容来作“内证”的分析。

总的来说，序A的文字风格，尤其是其中严整对称的句法，是荀悦《汉纪》文体的鲜明特征；在较小程度上也是《申鉴》文体的特征。序A提出的自然观和史学写作的功能也和荀悦在序B及《申鉴》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荀悦著作的文体风格和他的历史编纂法的进一步讨论，参见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根据序A，荀悦在198年前的某时被任命为秘书监，在198年受献帝之命编写《汉纪》，于建安五年（200）完成该书，大约在他呈奏《申鉴》五年之前。这个时间被宋代王应麟的《玉海》所采纳。200年至205年这五年，是我们研究荀悦的人生和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研究汉魏之际政局、世风、文化领域众多变化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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