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汉末宦官专权、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寓，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择明主”以保身，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的现象。流寓士人的分化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人才的大体均势，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充当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关键词：东汉末；流寓士人；流寓原因；流寓地域；政治抉择；社会教化 

作者简介：文廷海（1970－）男，四川安岳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南充637002     

汉元帝以为“安土重迁，黎民之性”[1]，民人安居乐业，依恋故土，不乐迁徙，故“恋本畏远，同之于死”[2]。但东汉末年，掀起了一股士人外迁的潮流。在史籍、方志文献里，把外来客居之人称为“流寓”。这些士人流寓的原因、流寓的地域，以及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和社会教化如何，学界已有的研究并不全面，本文对上述问题略作研讨。 

一、东汉末士人流寓的原因 

东汉末年，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3]使士人远离世俗政治中心而走上流寓之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东汉后期宦官专政的黑暗政局。

汉桓帝时中常侍曹节等专执朝事，皇帝下诏征彭城姜肱为太守，姜肱说：“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乃“隐身遁命，远浮海滨。”[4]中常侍唐衡兄唐玹为京兆虎牙都尉，进不由德，京兆赵岐与从兄赵袭对其数为贬议，唐玹对赵岐兄弟恨之入骨。延熹元年，唐玹为京兆尹，赵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5]汉灵帝之时，张让、赵忠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6]《后汉书·窦武传》指出：“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因此形成汝南范滂等首的“清流”党人，“非讦朝政”。无政治权力的党人与宦官集团斗争的后果，申屠蟠叹道：“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也。”[7]这就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颖川荀爽“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8]其侄子荀悦也“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9]说明政治局面的清浊会影响士人的出世与入世。北地傅燮对其子说：“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10]反应了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士人既不愿退隐江湖又不愿与宦官同流合污而保全自己的矛盾心态。

第二，东汉末战乱频仍。

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率众反叛。郎中张钧指出：“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11]表明黄巾起义与宦官专权乱政有关。黄巾军被东汉朝廷绞杀后，又有黑山、黄龙、白波等二十余支农民军，“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12]他们“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13]在宦官乱政与黄巾军四起的内外交困下，汉灵帝驾崩，少帝继位。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等谋诛中常侍张让等人，太后不从，何进召并州牧董卓进京胁迫太后。谋泄，张让等杀何进，袁绍又“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14]董卓入京后，废少帝立献帝，又逼杀太后，封相国，凶暴朝政。初平元年以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组织“义兵”讨伐董卓。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15]从此，“雄杰并起，中州扰乱”[16]，正如《后汉书·仲长统传》应劭注称：“孝灵遭黄巾之寇，献帝婴董卓之祸，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乱相寻三十余年，三方既宁，万不存一也。”

黄巾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17]，“攻没郡县，百姓惊散”[18]。即使号称“义兵”的袁绍诸军也“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19]；曹操父亲曹嵩因董卓之乱避难琅邪，疑为徐州牧陶谦所害，曹操东伐为父复仇，“略地至东海，还过郯……所过多所残戮。”[20]战乱使中原士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害，当时的士人纷纷举族流寓以避战乱。如颖川荀彧在董卓之乱时弃官归，对父老说：“颖川，四战之地，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然乡人多怀土犹豫，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董卓遣李傕等出关东，“所过虏略，至颖川、陈留而还。乡人留者多见杀略。”[21]温县司马朗认识到河内为“四分五裂战争之地，难以自安”，欲举宗族东到黎阳，但父老依恋旧土，仅同县赵咨率家属同往，“后数月，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荧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22]杨俊也感到“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持老弱诣京、密山间，同行者百余家。”[23]临淮鲁肃对其部属说：“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24]携老弱百余人随周瑜东渡寓居曲阿。太原王烈，“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25]可见，当时士民离乡流寓躲避战乱是保护家族的唯一出路。

第三，因其他缘故而流寓。

汉桓帝时会稽魏朗之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仇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26]汉灵帝时太原孙资因兄为乡人所害，手刃报仇，“乃将家属避地辽东”[27]。东莱太史慈，猿臂善射，为郡守所嫉恨，恐受其祸，“乃避之辽东”[28]。河东解县关羽，因故亡命涿郡，与刘备、张飞结义。在社会秩序稳定，法制健全的情况下，血亲复仇应杀人偿命，以及好狠斗勇之辈危害社会安定，迫使魏朗、孙资等走上流亡之路。 

二、东汉末士人流寓的地域 

东汉末，士人逃离处于“乱邦”的故土。这些士人流寓的地方有哪些呢？考察《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主要有五个地区：

第一，北方地区。

当汉室方乱，公孙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北海管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辽东”[29]，同至者有邴原、王烈、国渊以及太史慈、周访四世祖[30]、安同先祖[31]等，来者渐众。《三国志·管宁传》裴松之注（以下简称“注”）引《傅子》称：“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成邑。”幽州地处北方，比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对安全，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32]刘虞为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万余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33]右北平田畴率举宗族以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避难，“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34]流寓士人还包括陈留申屠蟠，涿郡卢植，颖川荀彧，右北平田畴，清河崔琰，河内司马朗、常林、杨俊等。

第二，江东地区。

鲁肃说：“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孙策、孙坚经营江东之后，《三国志·董袭传》载：“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而讨逆（孙策）明府恩徳在民，讨虏（孙权）承基大小用命，张昭秉众事，袭等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时也，万无所忧。”江东、扬州等地理位置特殊，所以河南赵达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汉献帝兴平间刘繇为扬州刺史，“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刘）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35]《三国志·张昭传》也说：“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张）昭皆南渡江。”广大的江东地区成为中原战乱地区士人的流寓地。有京兆赵岐，汝南许劭、胡综，沛国曹休、刘馥，陈郡袁涣、何夔，河内张范，琅邪徐奕、诸葛瑾、徐盛、王祥，太原孙资，河南郑浑，颖川陈群，广陵陈矫、徐宣、张纮、吕岱，彭城张昭、严畯，临淮步骘、鲁肃，北海是仪，平原刘惇，北海滕胤，陈留濮阳兴，梁国孔愉等。

第三，荆州地区。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魏武故事》说：“楚有江、汉山川之险”。《三国志·诸葛亮传》也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荆州牧刘表在战乱刚起，采取安境政策，史称：“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36]由于刘表处置有方，所以《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称：“于时天下虽乱，荆州安全。”刘表息境安民，“无他远志，爱人乐土，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37]董卓死后的长安之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38]。流寓士人不少，其中“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所以荆州地区也成为流寓士人最多之地。有颖川荀爽、邯郸淳、杜袭、赵俨，京兆赵戬、隗禧、杜畿，陈国颍容，平原祢衡，河内司马芝，山阳王粲，汝南和洽，河东裴潜，南阳韩暨，河南杜夔等。

第四，益州地区。

《三国志·荀攸传》记载，颖川荀攸在汉献帝之初“以蜀汉险固，人民殷盛，乃求为蜀郡太守。”《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载：“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一方面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另一方面物产丰富，粮食充足，这些条件也能吸引士人来此流寓。如汉献帝之时，关中韩遂、马超之乱，“关西之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39]《后汉书·刘焉传》说：“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益州牧刘焉收为部众，称为“东州兵”。此后，大批流寓士人随刘备入川。有扶风谢援、法正，襄阳庞统、向朗，东海麋竺，北海孙乾，涿郡简雍，山阳伊籍，南阳诸葛亮、王连、李严，襄阳马良、马谡、董恢、杨仪，武陵廖立，鲁国刘琰，河南孟光，义阳魏延、来敏、邓芝，南郡霍峻，零陵蒋琬等。

第五，交州地区。

“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地理位置相当封闭。当时士燮为交阯太守，“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又对《左传》《尚书》研究精深，政学皆优，时人袁徽赞其“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埸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40]所以当时交州地区称为士人流寓的理想之所。有沛郡桓晔、薛综，汝南袁忠、许靖，陈郡袁霸，南阳许慈等。 

三、东汉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41]，形成不同的军事集团，群雄逐鹿的局面下，流寓士人面临如何作出自己的政治抉择。

第一，曹操。

太尉桥玄称曹操为“命世之才”。《三国志·太祖纪》评价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谋士郭嘉认为曹操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胜”。特别曹操迁汉献帝都许“挟天子而令诸侯”，率先取得政治大义。长沙桓阶认为：“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42]避乱荆州的颖川赵俨说：“曹镇东（曹操为镇东将军）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43]于是扶老携幼归曹操。《三国志》卷15记载，建安初避乱扬州的沛国刘馥“说袁术将戚寄、秦翊，使率众与俱诣太祖。”当时形成一股流寓士人返回故土投奔曹操的潮流。如上文所述辽东管宁等，荆州杜畿、王粲、杜袭等，江东徐奕、陈矫、徐宣等，因此《后汉书·祢衡传》所言“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正是这一情形的体现，这些回归的流寓士人成为曹操扫灭群雄、争夺天下的核心力量。

第二，二袁。

袁绍合四州之地，拥百万之众，“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44]，形成了与曹操“争天下”之势。袁绍举兵十万进攻许都，曹操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45]当颖川郭嘉北上见袁绍，对其谋士辛评、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46]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三国志》卷6载巨鹿张臶，“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汝南和洽连辞冀州袁绍和荆州刘表，南渡湖南武陵这个世外桃源，他说出自己的理由：“所以不从本初（袁绍），辟争地也。昏世之主（刘表），不可渎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间其中者。”[47]和洽认识到冀州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加之袁绍、刘表的昏庸，二人均不可靠，他作出了正确的政治抉择以明哲保身。

袁术也同样不为流寓士人垂青，鲁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河内张范兄弟三人避地扬州，“袁术备礼招请，范称疾不往，术不强屈也。”[48]陈郡何夔避乱淮南，袁术在寿春，“辟之，夔不应，然遂为术所留。”[49]广陵陈矫避乱江东及东城，“辞孙策、袁术之命，还本郡。”[50]《三国志》卷16记载，河南郑浑父子避难淮南，袁术对其宾礼甚厚，但“浑知术必败”，故南渡投奔扬州刺史刘繇。袁绍袁术由于缺少文臣武将的辅佐，最后在与曹操的对抗中殒身失败。

第三，孙氏。

吴郡孙坚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董卓之乱时逐渐崛起，官至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颇能用人”。孙坚死后，其长子孙策继承父业，势力范围渐向江东发展，“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51]《三国志》卷46记载孙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故能“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建安五年孙策身故，孙权继承父兄事业。但处境困难，当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流寓江东的士人面临去留的政治抉择，由于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父兄”。[52]父子三人均能知人善任，故能吸纳流寓士人为其效力。如广陵张纮避难江东时，孙策加以任用，建安四年受命去许都朝见汉献帝时，被曹操留用为侍御史和九江太守，但他“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重新回到江东成为孙权长史。汝南吕范避难寿春时为孙策所用，“跋涉辛苦，危难不避”。彭城张昭在徐州士民多避难扬州之时，继续南渡辅佐孙策任长史。孙策临死时将其弟托于张昭，史称“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以自安”[53]。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当鲁肃南渡时，周瑜劝他说：“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认为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正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鲁肃被举用。其他在江东的流寓士人，如诸葛瑾、步骘、吕岱、程普、严畯、甘宁、徐盛等都得到重用，成为孙氏经营江东的核心力量。

第四，刘备。

刘备为汉室宗亲，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袁绍他认为“弘雅有信义”，士人傅幹认为“宽仁有度”，故“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54]《三国志·先主传》注引《魏书》说：刘备对“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其中，东海麋竺、北海孙乾、涿郡简雍、鲁国刘琰等士人就“少与先主（刘备）有旧，随从周旋。”汉献帝兴平元年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也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当建安十二年，刘备战败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55]，特别是“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包括山阳伊籍，襄阳马良、马谡、董恢、杨仪、向朗，南阳诸葛亮、陈震、李严，义阳魏延，武陵廖立，南郡霍峻，零陵蒋琬等荆州士人。其中，诸葛亮、马谡、杨仪、魏延、蒋琬等人成为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

第五，刘表、吕布、陈宫、公孙度、公孙瓒、陶谦等。

刘表为荆州牧，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又远离战乱，本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当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刘表“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流寓士人和洽认为他“无远志”，且“虽外表儒雅，而心多疑忌”[56]，造成“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57]颖川杜袭避乱荆州，认为刘表非“拨乱之主”不足容身，故南至长沙，建安初逃还乡里为曹操所用。河东裴潜也避乱荆州，对流寓荆州的王粲、司马芝说：“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58]于是南迁长沙，后为曹操所用。陈留毛玠将避乱荆州，“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于是到鲁阳，后为曹操的治中从事。如前所述，荆州地区更多的流寓士人则归依了刘备。

《三国志·吕布传》：“布虽骁猛，然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但信诸将，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多败。”兴平元年，曹操部将陈宫举各郡县叛迎吕布，仅鄄城、范、东阿三县未响应，曹操谋士程昱对范县令靳允说：“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乱者，此智者所详择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似能有为。然以君观之，（吕）布何如人哉？夫布，粗中少亲，刚而无礼，匹夫之雄耳。（陈）宫等以势假合，不能相君也。兵虽众，终必无成。曹使君（操）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孰与违忠从恶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详虑之！”[59]靳允表示忠于曹操。建安三年吕布、陈宫败于曹操，二人被缢杀枭首，充分表明了当时士人“择主”的重要性。

公孙度对流寓士人不善加任用，所以“时衰世弊，识真者少，朋党之人，互相谗谤。自避世在东国者，多为人所害。”[60]汝南许劭投靠徐州刺史陶谦，陶谦对其礼遇甚厚，但许劭对其学生说：“陶恭祖（陶谦字）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于是他又投奔扬州刺史刘繇，“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61]，许劭逃过一劫，表明他明智的选择。公孙瓒破擒幽州牧刘虞，吞并其地，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62]在此避难的青州、徐州士人因幽州牧刘虞的善待而安居乐业，然又由于公孙瓒的残暴而丧失性命，可见能否善于政治抉择是与流寓士人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

总之，随着东汉末年群雄纷争，最后曹操、孙权、刘备脱颖而出，其原因除了《三国志·武帝纪》所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地理优势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曹、孙、刘三方善于吸收、任用流寓士人，形成了相对的人才均势，所谓“智均力敌”[63]，最终促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四、东汉末流寓士人的社会教化 

东汉末年，士人举族流亡，因脱离了原有基层社会而处于无序状态，该如何管理？流寓士人对侨居之地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右北平田畴举宗族数百人入徐无山避难，数年间百姓归附者达五千余家，对于这些人的管理，《三国志·田畴传》记载：

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田畴将管理和教化相结合，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流寓辽东的管宁，通过“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公孙）度安其贤，民化其德。”[64]皇甫谧《高士传》还记载，流寓民众因争井水男女错杂，或争井斗阋，官宁多添置器具妥为解决，“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同居该地的王烈“使辽东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不二价。”所以，辽东地区因流寓士人的教化和管理，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提高。

建安十六年关中马超叛乱，避兵入山者千余家，饥乏，渐相劫略，颖川士人胡昭“常逊辞以解之，是以寇难渐息，众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无相侵暴者。”[65]《三国志》卷23记载，杨俊因河内为兵家必争之地，于是扶持老幼到京、密山间避难，同行者百余家，对于这批流动人口，杨俊“振济贫乏，通共有无”，实行临时平均主义政策。同卷还记载南阳韩暨改变姓名，隐居避乱鲁阳山中，“山民合党，欲行寇掠。暨散家财以供牛酒，请其渠帅，为陈安危。山民化之，终不为害。”韩暨通过散财和晓之以理的劝诫，不仅教化了山民，而且也保全了自己。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专权打击禁锢士人，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战乱以及个人恩怨的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徙，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流寓集中地。流寓士人们秉持“君亦择臣，臣亦择君”的双向选择原则，在政治军事集团林立的情况下纷纷“择明主”以保身，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由此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以及士人回流故土的现象，组成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在流寓士人的分化组合中，他们大多成为各集团的核心人员，因此形成三方人才的大体均势，这成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担任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可以说，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注释：

[1]《汉书》卷9《元帝纪》。

[2][16][17][19][20][22][23][24][27][28][29][34][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3][64][65]《三国志》卷57《骆统传》、卷54《鲁肃传》注引《吴书》、卷1《武帝纪》、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卷1《武帝纪》、卷15《司马朗传》、卷23《杨俊传》、卷54《鲁肃传》注引《吴书》、卷14注引《资别传》、卷49《太史慈传》、卷11《管宁传》、卷11《田畴传》、卷23《和洽传》、卷21《卫觊传》、卷8《张鲁传》、卷49《士燮传》、卷21《王粲传》注引《文士传》、卷22《桓阶传》、卷23《赵俨传》、卷6《袁绍传》、卷1《武帝纪》、卷14《郭嘉传》、卷23《和洽传》、卷11《张范传》、卷12《何夔传》、卷22《陈矫传》、卷46《孙策传》、《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卷52《张昭传》注引《吴书》、卷32《先主传》、卷39《刘巴传》、卷6《刘表传》、卷21《王粲传》、卷23《裴潜传》、卷14《程昱传》、卷7《王烈传》注引《先贤行状》、卷13《王朗传》、卷11《管宁传》注引《傅子》、卷11《胡昭传》注引《高士传》。

[3][4][5][6][7][8][9][10][11][12][13][14][15][18][21][25][26][32][33][35][36][61][62]《后汉书》卷83《逸民列传序》、卷53《姜肱传》、卷64《赵岐传》、卷78《张让传》、卷53《申屠蟠传》、卷62《荀爽传》、卷62《荀悦传》、卷58《傅燮传》、卷78《张让传》、卷71《朱儁传》、卷72《董卓传》、卷78《张让传》、卷70《郑泰传》、卷45《袁闳传》、卷62《荀爽传》、卷81《王烈传》、卷67《魏朗传》、卷73《公孙瓒传》、卷73《刘虞传》、卷76《刘宠传》、卷74下《刘表传》、卷68《许劭传》、卷73《公孙瓒传》。

[30]《晋书》卷58《周访传》。

[31]《魏书》卷30《安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