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智 大 學 ·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本次會議原想就唐甄與黃宗義、孟子談清初蜀學、孟學發展史、王學流變、民本思想史之變化，以及清初學術轉折等問題，但經再次細研唐甄家世，明末清初時局及《衡書》、《潛書》之編撰經過，發現唐甄思想是兼具孔、孟、韓、莊、戰國策、管子、列子，左傳、易經及兩漢之文、佛氏之書等內涵，其《潛書》九十七篇中間又有前後矛盾處，他主張「生前學孔孟，死後歸佛氏」(註1)，而自述其學之最後得力處在「悅」(有〈悅入〉、〈恒悅〉)，梁啟超以為頗類泰州後學「心齋、東崖父子」以樂言陽明良知(註2)。楊向奎以為唐甄，宗陽明，亦出入程朱(註3)，因了這些疑點，尚待一一澄清。故改以較為有意思的兩組關鍵詞對論唐甄原初思想的意議，以就教於大雅方家。 

一、 唐甄看到了那些社會上的「無所逃」的現象，以及他的詮釋

在君權專制時代，人們常籠統地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註 4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註 5 )。雖是無奈的客觀事實，但好像不至於難過的「安之若命」。有時可能還有心理學上的歸屬感的正面意義。唐甄《潛書》談及的「無所逃」的現象，可以分方面來談。

(一)     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儒者皆欲「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詩），但是「世無知者，其才安施」，尤其目睹亂世有心做事，無力回天，那種「無所逃」的無力感，使知識份子更加難過。

〈鮮君〉說：

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臯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為田市之匹夫；逹而在位，亦不過爲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然則三代以下，君子之所學不皆廢乎？是不然，君有明昏，世有治亂，學無廢興。善事父母，宜爾室家，學逹於人倫；寒暑推遷，景新可悦，學逹於四時；薄天而翔，騰山而游，學逹於鳥獸；山麓蔚如，海隅蒼生，學達於草木。吾於堯舜之道，未有亳釐之虧也，奚必得君行道，乃為不廢所學乎！惟是賢君不易得，亂世無所逃，坐視百姓之疾苦而不能救，君子傷之矣！ （註 6）

唐甄目睹的亂世是如何無道的景像呢? 〈富民〉篇說：

彼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已者負筮而去。旣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塡壑谷不可滿也。夫盗不盡人，宼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為賴，妻去其夫，子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今之為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琖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為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 （註 7）

「盜不盡人」（人不可全做強盜）、「寇不盡世」（強盜也不可能年年都有），而「民之毒於貪吏」卻是無年不有，無地不有，更可怕的是「人之誇贊貪吏為能吏，廉吏為無能」，面對這種「以貪禁錮人心的俗見」，「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為賴，妻去其夫，子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

而在檢討明朝敗亡之歷史時，唐甄說：

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內交鬨，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群盜得資之以為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輙以勦兵安民為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日盜宼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陴。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為讎敵，賊為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絶其命，則生大雄。當四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為災祲、為彗孛、爲水旱、為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逋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為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注 8）

「兵殘政虐，重以天災」又是「民無所逃」的另一原因，假如「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正因「四海困窮之時」，則「君為讎敵，賊為父母矣。」。李自成之得民心，在知晚明軍政之敗壞，原本是平亂的官兵，轉為有政府牌照的「流寇」，四處擾民，百姓只能「苦、再苦、又苦」地忍受官兵騷擾，同時李自成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以致官兵流寇互易其幟。不多久，崇禎就自縊於煤山。在古代中國，批判朝政之壞，往往罪不及君，故意為君開脫罪責。因此，國政敗壞，是因奸臣、宦官、悍將當道，遮蔽聖聽。唐甄頗不以為然，他說：

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為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為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祏主毁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為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不啻是也，旣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群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寧日。五里之邑十里之郡，朝屬于東夕屬于西，旋陷旋復，父兄子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註 9）

當「家國一破」，即使天子亦「無所逃於於天地之間」，而「亡國之毒」「內死者，非算數之所計也」，且亂後「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那麼造成這種「無所逃」的現象，崇禎皇帝真的沒有責任嗎？唐甄說：

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統，卽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間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為之相，則間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如以議和殺陳新甲），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百職之任，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迨乎季年，主慮瞀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為矣。(註10)

「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按：崇禎十七年用了五十一個首輔），又誤殺且自毀了「明末三長城：袁崇煥，孫傳庭，廬象昇」他們皆是「良將，國之寶也」，而到了崇禎末期「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情勢到此，如何不亡。唐甄的袓父自華，叔祖自彩，舅父李應祥皆是參與明末抗清之忠臣。然而唐甄提出君臣關係有三死，四不死之論，他說：

君子有四不死：權奸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冶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訾，有伏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興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既傾，人不能支，君死矣，國亡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為以死期哉？不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 (註 11)

「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

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而君安，則死之」唐甄還進一步批評明亡之際只有忠臣而無孝子的荒謬現象，他說：

忠之為名大而顯，史記之，國褒之，昔者明之初亡也，人皆自以為伯夷，鄕學之士、負薪之賤夫，何與于祿食之貴厚，有殺身以殉國者。當是之時，天下之言忠者，十人而九，孝之名不若忠之顯大也。故當世之言孝者，千百人而一二。(註 12)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故「移孝作忠」，以光耀父母。但「君如不君」，則「臣自不可死以克盡養母育家之子職」。因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故可，然時事不可為「做孝子以全五倫」，保家門，以俟後世，又有何不可，奚必為不該死的君主盡愚忠呢？唐甄之言，蓋有家室之痛，且為先人諱也。唐甄的好友，也是清初著名學人的王源（他的學說亦重實踐實用）卻批評唐甄歸罪烈皇，他說：

夔州唐鑄萬，名大陶，順治丁酉科舉人，為長子知縣，十月而罷。而自述其先，亦世受國恩，變後亦有仗節死義與高蹈不仕者，乃於其所著《潛書》中盛毀烈皇，暗目為獨夫，似與從賊之徒相倡和者。又謂遇難諸臣不必死，死為過。又謂亡國之罪，在君不在臣，以為罪在臣者，皆溺于忠孝之言也。種種悖謬，真不可解。予曩聞其《潛書》甚佳，未之見。又聞其高岸寡許可，而獨賞予文。及其歿數年，予友楊耕夫及其婿王聲宏以其書贈予，而請予志其墓。予讀之，初見其論學、論兵諸篇，卓識偉論，非近代所有，文亦駕唐宋而上，為之狂喜。志墓之文，郁勃洋溢於胸不可遏。及見其詆誣烈皇，屢著於篇，遂廢然髮指，不敢應其請。倘早見《崇禎遺錄》，或不致此乎，惜戰！然予知其文必傳，恐聖明被其誣而又無人為之刊削之也，不得已書此以折其悖且妄，而與天下後世共見之。（《畿輔叢書》本《居業堂文集》卷二十，註 13）

王源認為「聖明的崇禎被唐甄狂悖的意見所誣而又無人為之刊削《潛書》」乃與唐甄畫清界限。於今觀之，兩相比較，則唐甄之「四不死三死」之說，識見仍是高卓。

（二）.論女子無所逃於室家-------唐甑的男女平等說

重男輕女在傳統社會是普遍現象，婦女有著三從四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美德要求。因此她們總是隱藏在男子身後當孝女、賢妻、良母，往往有姓氏，沒名字。正史立傳，又多為男子。這不僅不合社會發展事實，且還造成史述的不周全。唐甄面對當時「妻子賤逾奴僕」的現象，沉痛地指出：

唐子曰：君不善于臣，臣猶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猶得免焉；主不善于僕，僕猶得免焉。至于妻，無所逃之矣。（註14）

唐甄本人與妻子「處室數十年，無變色疾聲」（註15），又作〈室語〉與妻子、女兒、侍妾暢談他的「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政治宏論。因此，唐甄談女權是有「家庭經驗」的歷練。故他較能以「同情」心，考察「婦人智窒而見不通」（〈夫婦〉）及解開男尊女卑下的誤區。首先，他對好友汪撰「婦人智窒而見不過，嘗不順于其家，非盡夫之過」提出不同看法，並從「以人變天」的「求其平」的「恕」道觀點來加以調和，他說：

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惡之，故不平也。君子於人，不因其故，嘉美而矜惡，所以平之也。….. 且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樞也。五倫百姓，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必其權利害，結交與，非情之實也。(註 16 )

「君子嘉美而矜惡」，行恕不僅可以善世，且可以行於五倫間，夫婦為人倫之始，非恕不行，故行恕必自妻始。這是《孟子》「人樂有賢父兄以教愚子弟」的改版，雖然此見不如李卓吾的女子識見如何不及男子之說，但還是有改善「暴內」之惡俗的作用。

在〈備孝〉篇，唐甄說：

父母，一也，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人之為道也，本乎祖而非本乎外，本之重如天焉。若以言乎其所生，母不異于父，母所從出可知矣，是故重于祖而亦不得輕於外也。禮外論情，服外論義，若之何其可輕也。吾向也知其義而未言，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杞伯姬來朝其子（莊二七年），其斯義也夫。葢婦人歸寧，細事也，孺子無知，手挈之而來，尤細事也。于來可勿書，况其子乎？惟諸侯來，曰朝。朝，大禮也，以加諸孺子，重其義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

人之于父母一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豈有異乎？重服于舅姑夫，輕服于父母，非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也。昔為人子，今為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固不得以其身為父母之身也，亦猶爲人後之義也。以言乎所生，男女一也；恩不以服薄，服不以恩薄也。此義吾未言之，以無文可徵也。及讀春秋書紀季姜歸于京師（桓九年），其斯義也夫。夫諸侯且不稱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稱字乎？稱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豈降于舅姑。仲尼恐為人婦者習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速父母；親舅姑，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稱字之文以見義也。(註 17)

在此唐甑提出「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一也」即是說男女平等，因婚姻而有

的子女關係也是平等，因此，他主張「禮外論情」（禮制之外，按「情」應尊重

外姓長輩）、「服外論義」(服制之外，按「義」應該尊敬外姓長輩），對外家「若之何其可輕也」。至於服喪之制，唐甄則認為「恩不以服薄」（恩情厚薄不能單憑服制輕重來斷定）、「服不以恩薄」（服制的輕重不能單憑恩情厚薄來斷定）。在此，他舉了《春秋》書「杞伯妻來朝其子」及「紀季姜歸于京師」兩個故事，前者說明「女子不因出嫁而有不同」，後者闡述「紀季姜」之名字，她是周桓王新娶王店妃。「紀，國名；姜，姓；季，字。」《春秋》書字，以表示女子父母的尊敬，有了《春秋》貴族及君王的妻為證，足見古代女子出嫁之後，不一定要「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遠父母；親舊姑，疏父母」，因為那不符合「仲尼欲教天下之人，愛其母之所從出如祖父母，愛其女之所出如其孫，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見義也。」在〈明悌〉篇，他說人為何要愛其妻。因為「妻子以美色嫁我，與我同居，助我美食，育我子女成人」故「子路妻喪不除」，以弗忍除也。唐甄說：

人之愛莫私于其妻，詩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盻兮。則愛其色；居同室、寢同棲，則愛其嫟；執蠶績、功鍼縷、治酒醴、調燔炙，則愛其助；及其老也，長子孫、訓婦女，則愛其成。此性情之常，賢聖之所同也。然愛之之道，則甚下于其兄弟。若子路有妻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思吾妻，而弗忍除也。 (註18)

對於出嫁的姊妹，唐甄主張不可「蔑焉忘之」。子路有姊之喪弗除，孔子亦有姊之喪亦弗除，皆以「姊妹即兄弟」之故。（註 19）

對於夫妻相處之道，唐甄舉了《易經》談夫妻之道的＜咸＞卦及天地之卦的＜泰＞卦說明：

孔氏曰：《易》之〈咸〉，為夫婦之道。其〈彖〉曰：「止而説，男下女。」以證夫婦相下之道，恒道也。〈泰〉之天下于地，其義亦然。夫天高地下，夫尊妻卑。若反高下、易尊卑，豈非大亂之道？而《詩》之爲義，《易》之為象，何以云然乎？葢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於妻者，德也。（註 20）

這裡說明「越是有高位者，越要有德」，因為「天不下於地，是謂天亢。天亢，則風雨不時，五穀不熟。君不下於臣，是謂君亢。君亢，則臣不竭忠，民不愛上。夫不下於妻，是謂夫亢。夫亢，則門內不和，家道不成，施于國則國必亡，施于家則家必喪，可不愼與！」（註21）

「門內不和，家道不成」皆由「上而暴之」。所以，他除了主張「行恕自夫妻始」，也強調「敬且和，夫妻之倫乃盡」。既然「妻無所逃（於室）」，「夫婦又為人倫之始」，（咸卦）說：「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那麼「齊家為治國之始」，所以「夫婦之倫不能滅絕」，必以「恕」「敬」「和」相待相成。

更有進者，唐甄更指導居家之道，要先生不要長久不歸家營，不要「歡於友而慍於妻，逆意於外而作色於內」。巴結外友而不敬妻。他說：

蔣生在側，王子謂之曰：子若娶，必疏于妻者也。子好交好遊，或月不歸，或歲不歸，或屢歲不歸。歸則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則朋來之時多，見妻之時少。度子之情，歡于友而慍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內，將必不免。人不我親而我親之，人不我愛而我愛之，人不我敬而我敬之，天下無此人情。以是責妻之不良也，難矣。(註22)

最後，他更叮嚀道：

葢夫婦之道，以和不以私，和則順于父母，私則妨于兄弟。和則不失其情，私則不保其終。好內者，君子之大戒；戒私也，非戒和也。(註23)

「和」是夫婦如能和氣相待，則家寧，父母順心；「私」是丈夫偏愛妻子，將導致妯娌不和，影響手足之情。

（三）.無所逃於內心之不寧：從「悅入」到「恒悅」以對治之

「悦入」「恒悅」為唐甄晚年自道為學得力者，在＜恒悅＞中他說：「炎暑如焚，無所逃避」，早年「之靜」「之敬」皆不得力。惟有破得「時地人」之「三有」，才能契入「心之三無」。始能「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他說：

甄晚而志於道，而知卽心是道，不求於外而臺於心，而患多憂多恚為心之害。有教我以主靜者，始未嘗不靜，久則復動矣。有教我以主敬者，始未嘗不敬，久則復縱矣。從事於聖人之言，博求於諸儒之論，爲之未嘗不力，而憂恚之疾終不可治。因思心之本體，虚而無物者也。時有窮逹，心無窮逹；地有苦樂，心無苦樂；人有順逆，心無順逆。三有者，世之妄有也；三無者，心之本無也。奈何以其所妄有加於其所本無哉！心本無憂恚，而勞其心以治憂恚；外疾未除，內主先傷，非計之得者也。旣知其然，而求心之方將何從入？嘗聞良醫治人之疾，不於見疾治之也，必察其疾之所由來，從而治之，則藥必效而疾易除。

吾今而知疾之所由來矣。吾之於人也，非所好而見之，則不宜於其人；吾之於食也，非所欲而進焉，則不宜於其味。凡所遇者，大抵少所宜者也，故嘗詈僕妾而怒養子，而亦求備於妻。一朝有省焉，卽此一人，卽此一事，或宜於朝而不宜於夕，或不宜於朝而宜於夕，其所不宜者，必當吾之不悅時也。其所宜者，必當吾之悅時也。然則宜在悦不在物也，悦在心不在宜也。故知不悦為戕心之刃，悦為入道之門，無異方也。於是舍昔所為，從悅以入。悦者非適情之謂，非狥欲之謂，心之本體，虛如太空，明如皦日，以太空還之太空，無有障之者；以皦日還之皦日，無有蔽之者。順乎自然，無強制之勞，有安獲之益，吾之所謂悦者，蓋如是也。

自從悦入，不戚戚而恒蕩蕩，未嘗治憂也，而昔之所憂不知何以漸解。未嘗治恚也，而昔之所恚不知何以潜失。二疾雖未盡絶，固已十去七八矣，不啻於是。十年以前，嘗專力以治躁逸，如繫狙包汞，愈謹愈失。自從悅入，久不治躁逸矣，今則漸安，不至如狙之無定；今則漸止，不至如汞之易流。二疾雖未盡絶，固已十去五六矣。此吾悅入之功也。(註 24)

唐甄，蜀人，提出「悅」學，以矯「予蜀人也，生質如其山川，峻急不能容，而恒多憂恚。細察病根，皆不悅害之，故由此入也。悦為我門，非衆之門。」(註25 )

是唐甄未嘗如泰州二王（王艮、王東崖）以「樂」為教，祇以「悅」自修，且由下所述之境界，亦可看出二者實有同異於其間，唐甄說：

心本可貫，或不能達，唯悦可以達之。不悦則嘗懷煩懣，多見不平，多見非理，色不和，言不順，處君臣之間必不相愛，處父子之間必不相親，處夫婦之問必不相宜，處兄弟之間必不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多怨尤。如是則內拂於性，外隔於人，其違道也遠矣。悦則中無矯戾，所見無不平，所見無非理，色和而言順，處君臣之間必能相愛，處父子之間必能相親，處夫婦之間必能相宜，處兄弟之間必能相好，行於邦國之間必無怨尤，如是則內不拂於性，外不隔於人，其違道也不遠矣。不悦則君亢於上，臣怨於下，百僚相競，朋黨以興，措之於政事，喜怒必不平。喜怒不平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百姓不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難矣。悦則君臣相親，上下相交，百僚和同，無相争競，措之於政事，喜怒必平。喜怒平則刑罰中，刑罰中則百姓安，以此求天下之治也易矣。

日月照臨，萬物皆喜；隂霾晝晦，萬物皆憂。和風所被，萬物皆喜；雷霆所震，萬物皆懼。生於心，見於色，發於聲，施於政，其理一也。是故唯悦可以通天地之氣，類萬物之情，此吾之所未試，而信其為悦之所可致也。.(註26)

又說：

心之本體，無憂無樂者也，不受物加，不懼外鑠。金工冶金，鼓烈火，施椎鑿，雖百其器、千其形，而金質不變。心之為體，有似於此。而難見心者何？人之有身，生於嗜欲，養於嗜欲，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生而然矣。雖見為故有而實難復於故有，雖順乎自然而實難合於自然，用力旣久，漸有得於初，心不於樂見而於憂見，蓋害心者卽養心之方，蒙心者卽明心之藥。……此十二君子者，身當時憂，無異於居上卿而封大國也；身處地憂，無異於臨南面而宅夏屋也；身遇人憂，無異於九族敦睦羣賢從遊也。是故處樂不見君子，處憂乃見君子，堯之於舜，亦必試之於烈風雷雨，乃知其不迷，况學者乎！

吾既漸有得矣，亦必有所試矣。昔者吾行於燕市，見有鬻皮榼者，漆繪精良，可受斗酒，繫以革條，挈之甚輕，可攜以遠遊。買之以歸，注酒一夜，則韧窳（指皮软而坏）而酒溢於外。他日更市良者，乃適於用。未試之皮榼，不知其良不良；未試之心，焉知其恒不恒。吾自從悦入，未敢自信悅之恒然，蓋試之於可憂之地而後知其能恒也。（註27）

因此，唐甄之「悅入」、「恒悅」之學，實出自自得。

由人「無所逃於君臣」，「無所逃於夫婦」到「無所逃於自心之憂恚」，唐甄之學是內外兼重，入而修於心，出而合於事，此亦是他一生始學的努力所在。 

二、從「不忍」與「忍為」談唐甄自然人性的心性論

孟子曾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並說「人有四端之心，惻隱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仁為愛。愛是關懷，不麻木，是不忍人之心的另一解釋。因此，不忍人之心，不僅是人性善的根據，也是行仁及行善政的開始。

唐甑在（室語）中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即時後世推重的漢高祖、東漢光武帝皆是屠城之屠夫，他說：

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穎陽；光武帝屠城三百（耿弇）。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為之臣也。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為！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為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為之大手。天下旣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絶，目眥未乾，於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賀，高宫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註28）

「古之王者不得已而殺」只有兩種情形「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而賢明若光武帝，在爭奪天下時，也不免濫殺，所以，唐甄沉痛地說：「殺人者眾手，實天子為之大手」，而這些「無故而殺人」的天子，他們可知：

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不重於匹夫！

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賀，高宫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對於這些「忍心殺人」、「忍心享用殺人成果的皇帝」，唐甄說：「吾不忍為之臣也」。

孟子曾舉齊宣公不忍聞告朔之犔氣羊之臨死哀鳴，以說齊宣公以不忍之心行仁政。唐甄更舉人們日經常吃魚為例，說：

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脱，投地跳躍，乃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犀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註 29)

憑著同情心的不忍之心，唐甄明白反對三種不義的口號之戰，他們是爭奪富貴，假借聖王（如周武王也是血流漂杵之說）及天象之亂。〈止殺〉說：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不以易，天道不以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為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為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富貴不以易也。

奚以言聖人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為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此孟子之善為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葢武王之德，聖而未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政敎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聖人不以易也。

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宫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鬭，熒惑行逮太白，塡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人之所得為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麻，武安君為將，斬首之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既無可殺，飲食作樂，亦為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天生百物與人，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蓋，此後無復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為極。悲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吳人謂范蠡曰：子毋助天為虐。夫干羽服苗，聖人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敢謔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不以易也。 (註30)

在此，唐甄批評了自私心的富貴、周武王的不善，天道的暴虐，具有但問「事之

是非」，並否定聖王之弔民伐罪之義戰、天意的虐殺。無疑是將「不忍之心」抬

到了很高的學說地位。

唐甄在山西長子縣任知縣，不顧他人勸說用重刑以治頑民，堅決反對用重刑以治民。〈省刑〉說：

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群殺數人之獄者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內司諫曰：殺人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為慈吏者，未有過寛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徐為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為至平，不為過寛。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為多奸，唐子為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也，賦未嘗不入也，豪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慝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刑為！重以刑之，旣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弗為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重刑為！(註31)

其實，唐甄早就知道「民富足，誰還願干犯刑法」，因此，他治長子縣，從「養

民」「富民」入手，王聞遠述及他的為治之道時，說：

為長子令甫十月，以逃人詿誤去職。先生之治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狠鬥囂訟，先生拘摭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于學宮，得李某等二人，皆登第為名儒。都禦史達良輔稱先生為山西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雲。(註32)

除了不忍帝王賊殺人民、不忍以刑待民之外，唐甄更不忍官員的「忘民」，他認為「忘民」之害，甚於「攘民」，他說：

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為官者，視為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為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旣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 (註33 )

「忘民者遍天下，是舉天下之民委棄之也」，這是何等的沉痛。也是大多數官場

「五日京兆」的寫照。

另外，他也不忍臣子「有功不賞」，認為「報功之典無缺，君臣之道乃合」，他說：

吾聞君子之道，無德不酬，無施不報。為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為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為上卿，祭祀燕飲，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為兼官。若內貳外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其褻已甚。故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其禄，官其嫡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為制，非軍功不矦。此衰世之制，豈可為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為矦伯，或止于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註34 )

這是君臣相遇合的測試，也是君權必賞必罰的彰明，可以鼓舞無數官員的心。不然，有功不賞，將使無數官員官員灰心喪志，此為唐甄所不忍見之事。在《潛書》中還曾提及人門少談的蘇州育嬰堂的「恤孤」善舉，唐甄除了說明育嬰堂的由來，功大於弊，結尾卻也呼籲將育嬰堂的「小補善事」，擴大為「文王治歧之政」。他說：

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為戚戚焉。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况天下之人，生民之多，饑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神不能救其死，心為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賚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境，然灌東畞而西畞涸，灌南畞而北畞涸，人力雖多，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為雲霧，不崇朝而徧於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註35）

這是孟子「擴充足以保天下」之學說的發揮。 

三、結論

由唐甄所思所見的「無所逃」到「不忍」的環境說明了唐甄的哲學思想是與其個人家庭、居官、貞隱的生涯是不可分的。有了這樣真切的體認，他看到君王制度的殺人之虐、五倫制度夫婦關係的沉淪，忘民官吏的麻木不忍，因而特別拈出重回不忍之心的自然人性，做為施政的方針。（唐甄曾說：「君子之道，不忍仁之心」及「堯舜之道，全此不忍之心」。）因而無論在對明亡的探討，清初的經濟、法律政策都能提出「實功」、「實教」的藍圖，及合理的達情的人性論。 

註釋：

註1：《潛書‧有歸》：「甄也生為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北京：中華書局，1983.1 增訂版，下引書同此）《潛書‧性功》：「老養生、釋明死、儒治世，三者各異，不可相通。合之者誣，校是非者愚。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衆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筦鑰，專歸於儒。」

註 2：胡道靜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pp.27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9 第一版。

註 3：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二冊，pp.202，濟南：齊魯書社，1988.6 第一版。

註 4：《左傳‧昭公七年》：「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楊伯竣《春秋左傳注》，pp.758，北京：中華書局）《孟子‧卷九‧萬章上》也有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朱熹《四書章句集注》pp.103，北京：中華書局）

註 5：關於君臣之義，《論語‧卷18‧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