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冊（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乃熊先生一生著述之集大成。熊先生由佛入儒，並究心諸子，留意西哲，通過平章三教，軒輊中西，戛戛獨造，自鑄「新唯識論」宏大體系，成一代哲人，其思想精華當在《全集》第二、三卷所收之《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和語體文本。而最堪羽翼「新唯識論」、足以多側面反映熊先生成熟時期之思想者，則為《全集》第四、五卷所收著述。
一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收入《十力語要》、《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讀智論鈔》三種著述。《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為熊先生在黃海化學社附設哲學研究部所發表的一篇講詞，其內容如題所示，闡明了熊先生對於中西文化性質的分判。《讀智論鈔》是熊先生讀《大智度論》的筆記，其中的案語和夾註記錄了熊先生研究儒佛的心得，由之可見熊先生以儒解佛思想及其對佛教寂滅涅槃宗旨的批判。作為本卷主體部分的《十力語要》則纂輯熊先生所撰信劄、講詞、序文、紀傳、墓銘以及先生門人記語凡一百九十餘通，雖為散篇短章，在系統、精深方面不如《新唯識論》等專著，但卻通過在各種不同語境中的論說而更為簡要直接地呈現了熊先生的哲學觀、文化觀、歷史觀和人生態度，具有獨特的價值。
綜《十力語要》而觀之，熊先生哲學的突出特點，一言以蔽之曰一切不二：體用不二，變易不易不二，寂靜流行不二，心物(身)不二，人我不二，能所不二，知行不二，如此等等。據此，其方法論則可概括為即此即彼。要之，即用即體，即身即識，主體就是一個意識著的生命存在，其認識就是於現象當下識本體，于變動不居當下識永恆真際。熊先生將自己的哲學明確區別於唯心、唯物兩大派別，而名之曰「新唯識論」。其區別於唯物論自不待言；而從熊先生力斥宗教神格和絕對理念一類觀念、並界別于慈恩宗的「萬法唯識」論來看，應該承認其哲學確實有別於一般唯心論。不過，新唯識論在心物（身）關係方面特別突出心的地位，指出心並非心理科學所謂「心」，並不是腔子裏那一塊血肉，而與仁同義，而仁心即本體，本體亦即仁心，主體與本體通過仁心一體貫通，克就主體方面來說，這無疑包襲了孔子「求仁仁至」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的思想，故新唯識論的主觀唯心傾向仍是顯而易見的。但若置其哲學黨派屬性不論，則熊先生的哲學觀要在於推極主體地位，高揚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大人精神。
熊先生在汗漫通觀中、印、西三大哲學－文化系統的基礎上，覃思精求，攻錯揚棄，終歸於原始儒學，而特宗《大易》。他認為，西方哲學在心物關係問題上過於馳鶩於外，誅求無已，終失人之本根；印度大乘佛學雖然標舉人（類）覺悟，但以寂滅涅槃為旨歸，無益于現實人生；道家作為中國哲學中差堪與儒學相頡頏的體系，除了老子思想因承襲《大易》而尚富有為精神之外，莊子以下則流於玩世或避世；唯《大易》標舉的剛健自強、厚德載物精神以及孔孟指陳的反求諸已、日新又新、推己及人、仁民愛物言教，方才給出了人(類)所以立於天地之間的究竟答案，誠所渭「極高明而道中庸」。基於上述認識，熊先生指出，當今時代，雖然以窮研物理為特徵的西方文化造就了科學發達，從而橫絕於世，但人類精神複歸的企望終究會導致中國文化、特別是原始儒學的復興。這種在人類諸大文明的比較中對於本位文化所表現出的樂觀與自信，便構成了熊先生的文化觀。
如果說熊先生的文化觀是樂觀主義的，他的歷史觀則恰恰相反。熊先生認為，就中國來看，漢唐宋明以迄於當今乃是一個漸趨頹靡的歷史過程；而整個人類歷史也表現出人心愈益愚黯狂悖、世道愈益澆薄詐偽的趨向。熊先生這種悲觀主義歷史觀顯然是其樂觀主義文化觀的反襯，在他的歷史觀背後所隱寓的思想是，整個人類世界如欲撥亂反正，非復興原始儒學、造就普遍的大人人格而莫辦；而且人類歷史墮落的極至，也正是原始儒學復興的契機。
從《十力語要》可見，在人生態度方面，熊先生十分崇奉醇儒的忠恕人格和佛氏的慈悲情懷，內心深處富於感情，以至論學施教之間絮絮徵引大儒高僧語錄，為故人作傳銘墓以寄託追思亦似有不能自已者。但在品題歷史人物以及現實人際交往中，熊先生卻又更多地表現出狂狷行性，對古近人物如莊生、韓非、賈誼、曹氏父子、韓愈、蘇軾、朱熹、黃宗羲、鄒元標、龔自珍、康有為、章太炎等多所貶斥，對師友同儕及門生子侄也是常加呵責。熊先生自知失於善罵，每每歸因於生理不適導致心理煩躁，但深究原因當在於歷史現實與其道德理想主義的哲學－文化觀相去太遠，以這種哲學－文化觀衡諸歷史現實，不免多不愜意，故而毀訾便脫然出口了。但基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哲學－文化觀而對歷史現實的責備卻又並不是排斥性的，毋寧說恰恰是包容性的，熊先生正是汲汲于將歷史現實導入一個仁心充盈周流的宇宙大化之中。由此可見，熊先生總是存在于他的哲學－文化觀之中，金岳霖先生評論熊先生哲學中有他這個人，《十力語要》為此語提供了充分的注腳。
二
《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收入《十力語要初續》、《韓非子評論》、《摧惑顯宗記》、《與友人論張江陵》、《論六經》五種著述。
《十力語要初續》體例一仍《十力語要》，輯錄熊先生信劄、講詞及門人記語等凡四十餘通，弁以卷首語，附錄熊先生義女熊池生所撰《困學記》十餘篇。《初續》之基本內容仍在於平章儒、佛、道諸家及西方哲學。熊先生認為，西方哲學偏於外鶩而忽于自求本心，偏于求知而忽於行己，偏於肯定物欲而忽于道德，導致天人割裂，鑄成侵略性民族性格；道家致虛極，守靜篤，貴雌柔，亦是分絕道器，且相對於大乘佛教普濟眾生的宏願而言，其注重個人超脫的人生觀更形消極以至頹靡；佛家看破生死海苦，觀照恒常真如並精進以求，一切律之以三法印，終歸涅槃寂靜，故仍是隔截色空，無補于社會人生；唯原始儒家揭櫫體用不二之旨，即人即天，即器即道，即色即空，故人得與天地相參，輔贊化育，開物成務，剛健有為，富有日新，是為古今人類最為合理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韓非子評論》執筆者為熊先生門人胡哲敷，而思想觀點均得之于熊先生。《評論》梳理了韓非之學的淵源，指出韓非受業于荀卿，荀卿乃由道入儒，故韓非之學歸宗于黃老而雜以荀（卿）申（不害）商（鞅）之學。因此，黃老陰柔思想為韓學根蒂，荀學「性惡論」為韓學出發點，申商法術為韓學兼取而側重于申不害之術。《評論》勾稽出原始法家「法源於眾」、「法籍所以禁人君使無擅斷」的觀點，比較韓非「術不欲見」、「主所以執」的理論，從而指出韓學並非法家正統，而應別之為「法術家」。正是作為「法術家」的韓非之學斬截了原始民主制的餘緒，成為專制君主借權術陰謀和嚴刑峻法鉗制臣民的工具。韓學被秦始皇以來的歷代專制君主用於政治實踐，造成了中國二千餘年專制局面，扭曲了國民人格，為禍慘烈，流毒深遠。不過《評論》也肯定了韓學的某些歷史合理性。《評論》雖為學術思想論著，但亦多有對於社會政治的議論，這些議論雖不乏精見和快語，但學人議政所固有的理想主義乃至空想主義色彩也比較濃厚。
《摧惑顯宗記》為熊先生門人黃慶執筆，由熊先生改定；附錄熊先生《與諸生談新唯識論大要》和《為諸生授新唯識論開講詞》二文。《摧惑顯宗記》從反駁印順法師《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一文入手，首先指出了印順對於「新唯識論」以及儒家精神的誤解，論析了作為佛徒的印順對於本宗要旨的淺見；進而基於熊先生對佛教的理解，詮釋了佛教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其思想精髓，並闡述了「新唯識論」的旨歸；最後比較評價了儒佛二家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的高下短長。此著的思想主旨，諸如尊佛而尤其祟儒、思契形上而不舍形下等等，與熊先生其他論著基本一致，不過作為一篇駁論，行文用語略帶意氣。
《與友人論張江陵》略類於《韓非子評論》，為學術思想與社會政治兼論之作，唯《韓非子評論》對論主持否定態度，而此著則對論主作了高度肯定。熊先生披撥了張居正立言行政方面的法家表像，從張氏遺文中勾稽出其「宗本在儒而融攝佛老及法」的精神實質，認為張居正上抑君權、下制豪強、循法責吏、愛恤軍民、鼓勵耕織、積極用戰的政治作為，察微識幾的政治眼光，以及公而忘私、勇往直前的個人品格，均秉承於先儒仁智勇三達德及佛家慈悲、般若和大雄無畏精神，其政治直追漢唐宋明四代之隆，其富於學養而又盛於事功堪與諸葛武侯、王陽明比肩；而其推尊秦始皇、忽必烈的言論則實為憤於時事的矯枉過正之說。此著較為集中地體現了熊先生的社會政治理想和政治人格理想，其要點均在於以儒家仁政思想推行仁民愛物之政。熊先生此著中的議論同樣有較多空想成分。
《論六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熊先生就國家思想文化建設問題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的一封長信，而其內容實為一部論述中國傳統思想（側重于《易》、《書》、《詩》、《春秋》、《禮》、《樂》六經所體現的原始儒家思想）的專著。在此著中，熊先生梳理了六經產生的時代順序，並評價了其思想文化價值，認為《易》為六經之首，它所蘊含的無限豐富的天人關係思想為其餘諸經所本，其「群龍無首」的民主思想尤應奉為時代精神；《書》載堯舜以迄西周之世政事，因遭秦火再經後儒編綴，故真偽羼雜，但其中治世理想仍斑斑可考；《詩》興于周康之世，至平王東遷而詩事息，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原始民主制精神；《詩》亡而後有《春秋》，以微言寓「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達王（往）事」之大義，亦為原始民主精神之孑遺；《周禮》為春秋儒生搜求上古制度輯成，其中體現的兼顧整體與個人、強調責任與權利的和諧有序的組織制度，實具社會主義性質，而《禮記》中表達的由據亂世入升平世進而入「天下為公」的太平世的理想，亦與社會主義思想遙相契合；《樂》疑即《禮記·樂記》，其中包蘊的和樂精神乃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內容。六經均經孔子刪定，成為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不刊經典。秦漢以還，專制日熾，儒生畏禍，或守於章句而忽于義理，從而埋沒了六經真髓；更有甚者則篡改六經精神，使富於民主精華的經典衍為維護專制制度的工具，此罪在歷代奴儒而孔子不當負其咎。熊先生認為，新中國初建，社會主義制度尚在萌芽，亟需本著毛澤東「批判繼承」的原則，發掘六經本有的民主精神以普及於世。為此，熊先生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以整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並要求本著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恢復呂澂的南京內學院、馬一浮的智林圖書館和梁漱溟的勉仁書院。此著以論學為主，可謂精見紛呈，但也頗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觀點。其中涉及時政的篇幅不多，但涉入程度卻較深，這方面的議論，體現了熊先生關於新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應該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特指其優良方面）的基礎之上的睿識，同時也表現出作為思想家的熊先生在政治上的某些或許可以稱作幼稚的書生氣，反映了作為舊學者的熊先生既保持固有學思立場、又向新社會靠近的努力。
三
《熊十力全集》第四、五卷所收著述，雖然都編定於《新唯識論》完成之後，但其中許多篇什實際上是熊先生在構撰《新唯識論》的前後或同時寫作（或由門人記錄）的。所有這些著述，與《新唯識論》一樣，乃是熊先生在實現由佛入儒的思想轉變之後以迄進入共和國時代思想再次發生某些轉變之前的心聲，是熊先生思想成熟時期的結晶。這些著述固然不如《新唯識論》那樣體系嚴整、博大精深，但卻更加汪洋恣肆、直截平易。其中專切或旁涉「新唯識論」所闡發的哲學思想，乃是把握「新唯識論」之大旨的捷徑，為治熊先生哲學者不能不讀的入門導引。而其中所表現的熊先生的治學領域、思想進路、文化取向、人生態度及其家世、生平、交遊、教學等等，則多不能從《新唯識論》所直接發見，故對於全面深入瞭解熊先生之為學為人具有獨特價值。在這些著述中，熊先生本體－宇宙論所具仁心充盈、剛健辟動的特點，學術文化思想所具涵納中西、斷以己意的特點，及其人格個性所具率然無羈、卓爾不群的特點，均得以清晰呈現。所有這些特點，恰可以熊先生在《十力語要》中多次稱引的曾文正自撰聯予以形象概括——「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