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齐鲁学刊》2011第6期，有删节）
［摘 要］荀子所推崇的子弓非孔子所赞赏的仲弓。仲弓即孔子弟子冉雍仲弓，鲁人，姓冉，名雍，字仲弓；子弓即馯臂子弓，楚人，姓馯，名臂，字子厷，又作子弓，衍作子弘。子弓从孔子弟子鲁人商瞿子木受易学，有传孔易之大功，《史记》云子弓是孔子易学的第二代传人，《汉书》以为是第三代，当以《史记》为是。子弓为孔子易学的正宗嫡传，他横跨在孔子、荀子之间，架起了“孔子﹣荀子”的天道论传承谱系，且这个谱系完全不同于由子思所架托的“孔子﹣孟子”之思想谱系。经验主义的“孔子﹣子弓﹣荀子”谱系有别于理性主义的“孔子﹣子思﹣孟子”谱系，前者的天道论、人性论是非本体论、非形而上学的，而后者糅合伦理信念与天道抽象本体的思想正为汉魏、唐宋的伦理忧心家所继承与发展，遂成道学之儒。
［关键词］子弓； 仲弓； 易学； 谱系； 天道论
一
笔者读2010年前半年出版的中文报刊，发现文史哲学术界有数位严肃学者论及先秦儒学时屡将《荀子》一书中为荀子所推崇的“子弓”这人与《论语》一书中为孔子所赞赏的“仲弓”这人等同起来，认为子弓即仲弓，认为荀子高度推崇的子弓就是孔子亲炙弟子冉雍仲弓。譬如杨朝明教授说：“《荀子》将孔子与他的弟子仲弓进行比较，说‘仲尼长，子弓短’。”[①]吴龙辉教授说：“冉雍字仲弓，《荀子》作子弓，如同《论语》中常将‘季路’称作‘子路’。”[②]周远斌教授说：“孔子这里（《论语》“子谓仲弓”章）将子弓的情况作比于犂牛之子，以犂牛之子的不自卑和积极有为，来鼓励子弓不要自卑出身，而应积极有为。”[③]李桂民博士说“荀子在思想上遥追孔子、子弓，子弓即仲弓，属于‘德行’一科的弟子”[④]，又说“荀子在思想上推崇孔子与子弓……仲弓作为儒家第一代弟子的重要代表，其思想为荀子所遥契”[⑤]。
将子弓、仲弓等同的说法在2010年前的报刊上有数十见[⑥]，一些重要学术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⑦]、《荀学源流》[⑧]、《荀子集解》[⑨]、《荀子校释》[⑩]等亦持此论，且此论为唐杨倞、宋陈师道、宋程大昌、元吴莱、清汪中、朱彝尊、俞樾、康有为、刘师培等重要学者所持，如宋台州本《荀子》载唐杨倞注《非相》篇“仲尼长、子弓短”句云“子弓盖仲弓也，言子者著其为师也”，杨倞此注最早还被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三《审度》篇征引过。荀子推崇的子弓究竟是谁？除上述“子弓＝仲弓”的见解外，史上还有其他见解，如王弼、韩愈等云“子弓≠仲弓”。梁皇侃《论语义疏》注“逸民”章人物朱张（朱或写作侏或硃）引王弼云“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王弼语同，《论语注疏》宋邢昺曰“不论朱张之行者，王弼云‘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与孔子同，故不论也”。清徐鼒《读书杂释》卷十曰：“荀子学于子弓之门人，故尊其师之所自岀，是不以为朱张也，杨倞《荀子》注亦不以子弓为朱张，知弼注妄言也。”《韩集点勘》卷三曰：“按《论语·微子篇》‘朱张’陆氏音义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为孔门馯臂，虽据《弟子传》，然王注似亦未可废。”韩愈认为该子弓即孔子再传弟子馯臂，《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曰《送王埙秀才序》：“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
笔者以为将儒学文献中的子弓、仲弓二人等同起来是完全不正确的，考诸史料可知子弓是子弓，仲弓是仲弓，两名实指两人，非指同一人，不可混淆。“仲弓”即冉雍，姓冉，名雍，字仲弓，仲弓或写作中弓（如上博楚简《中弓》篇），此是音同形近而误书或一般通假所致。在孔子的教学圈里他与冉求（字子有）、冉耕（字伯牛）是同宗，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冉求是冉雍的“宗族”、冉雍是冉耕的“宗族”。字子有的冉求又称冉有，如同字子我的宰予称宰我、字子渊的颜回称颜渊、字子思的原宪称原思一样；冉有在《论语》中还被尊称为“冉子”，或是其直系弟子等所记且冉有在学派中地位或颇高。
考《史记》、《家语》等，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三人的年龄递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冉雍的年龄据廖名春的考证研究说当与子路相近且长于子路（史载子路小孔子9岁）[11]，再据冉求→冉雍→冉耕三人前者属后者“宗族”这种记述方式以及《论语》中冉耕患疾而孔子亲探的事迹，可推定冉雍少于冉耕。明吕元善《圣门志》卷一即曰孔子7岁时冉耕生，则冉耕少孔子7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弟子通考》以为“伯牛之为孔门前辈弟子则自可信也”[12]。如此，则年龄上冉耕＞冉雍＞冉求，《史记》冉耕→冉雍→冉求三人紧连记述或亦本于三人长幼层次，《家语》虽不紧连记述但亦冉耕→冉雍→冉求次第。
有学者据孔子以“犁牛之子骍且角”喻赞仲弓以为伯牛、仲弓或为父子关系，此纯属无据之臆测，如王充《论衡·自纪》“母犁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妨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句似说伯牛、仲弓为父子，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辨王误。至于《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云冉雍少孔子29岁，则实《索隐》由《家语》记冉求少孔子29岁所误，明郭子章《圣门人物志》卷三十、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六亦从《史记索隐》之误。少孔子29岁的孔子弟子有冉求子有、商瞿子木、梁鳣叔鱼三人，而孔子的冉姓弟子除前三人外，还有冉孺（子鱼）、冉季（子产），其中冉孺少孔子50岁，但两人受业事迹等已不可考。厘清孔子冉姓弟子的身份及身份关系，则冉雍的角色就可以明晰起来。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冉仲弓被《论语》尊为孔子四大德行特优之弟子，然实际生活皆窘迫，故东汉徐幹《中论·爵禄》称此四人为“不得者也”。德行仁厚但出身尤卑下的仲弓，《论语》记其名与字11次，记其与孔子对话3次，分别是问政、问仁、问子桑伯子，问政则近于500余字的上博楚简《中弓》一文[13]，另《孔子家语·刑政》还记600余字的仲弓向孔子问刑政。《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曰：“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这大体是我们目前可考知的仲弓基本情况。
二
子弓这人在儒家《十三经》里无记述，目前在先秦创作的著述里唯一能读到的就是《荀子》对他的记述，而且这种记述非同小可，因为荀子把子弓拔到了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圣人”位置并以“孔子﹣子弓”的学术体统来抨击“子思﹣孟子”之学说体统。在《荀子·非十二子》篇，荀子说：“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又说：“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儒效》说：“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又说：“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14]荀子如此推崇子弓，可除《非相》篇“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一句提到子弓的个子不高或矮小外，对他的详细相貌及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学说等一概未明述，以至两千多年后的今人实在难以知晓大儒子弓是何许人也。
不幸而万幸的是，《史记》、《汉书》这两部正史记录下了子弓传播孔子易学的重大历史信息，从而将子弓于中国思想史的贡献，于儒家学说的贡献永录于汉青之上。司马迁《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司马迁《儒林列传》又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班固《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司马迁所知的“孔子→子木→子弘→子庸→子家→子乘→子庄→子中→杨何”之孔易谱系与班固所知的“孔子→子木→子庸→子弓→子家→子乘→子装→子中→杨何”之孔易谱系大体相同，唯馯臂氏作子弘或子弓，且前书为第二传，后书为第三传，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所引清代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即认为《汉书》传易序列有误。东汉末荀悦所著《汉纪》（《前汉纪》）所载传易谱系同《汉书》，显系抄自《汉书》，兹不重录。《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迁父“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则司马迁与孔子易学有嫡传性继承关系，且司马迁早班固百余年，故《史记》所载谱系自然显胜《汉书》。至于傅斯年1928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孔子卒年至杨何以易学官中大夫凡距345年而传八代为不可能等否定司马迁所载传易谱系[15]，则实不知此八代非血缘八代且易学多为老者传出，故傅斯年之疑未必然——孔子亦晚年方精于《易》，传孔子易学的商瞿子木就小孔子29岁。而一概否定孔子与《易传》的思想关系，宣称“《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16]，宣称“《易》和孔子没有关系，也和儒家没有关系”[17]，更是由于否认上述易学谱系的真实性以及对子弓式易传思想体系缺乏理解或了解所致，导致经验主义的傅斯年竟再三贬低《易传》学说，误以为儒家所传易学皆是“不足观也”的民间方士、方术之学。
在《史记》、《汉书》的谱系里，子弓作子弘正如子庄作子装、矫疵作桥庇一样，也正如前述仲弓又写作中弓一样，明显系音同形近的传抄所致。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按《儒林传》、《荀卿子》及《汉书》皆云馯臂字子弓，今此独作弘，盖误耳。应劭云子弓是子夏门人。”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意又同《史记索隐》所注。据《荀子》、《汉书》、《汉纪》等有关子弓的记载，可知馯臂子弘之弘系由弓字所讹。颜师古注《汉书》曰“馯，姓也，音韩”（有版本作“音寒”），则馯臂子弓当是姓馯、名臂、字子弓，此正与荀子连称孔、馯二人的字为仲尼、子弓吻合，与古人名与字常常有某种语义相关吻合。郭沫若《青铜时代》说《史记》“馯臂子弘”当写作“馯子肱臂”，一则字在名之前而与后述的几位传易人物“姓﹣字﹣名”体例一致，二则“弘”系由“肱”字误抄而“肱﹣臂”更相关且“肱﹣弓”同音假借[18]。其实说子弓本作子肱并非郭之首创，清代黄生《义府》卷下已云：“予谓宏当读为肱，盖宏旁有く，此古肱字，以其名臂，故知字当为肱也。肱与弓音相近，故或呼为子弓。”郭沫若《十批判书》又赞同《史记》所载传易谱系的人物次第，说“我看当从《史记》，但《史记》的‘馯臂子弘’应作‘馯（姓）子弘（字）臂（名）’才能划一”[19]。弘、宏可相通，肱、弓可假借，但子弓未必本作子弘或子肱，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就说韩愈所见《史记》即作子弓，《史记正义》等说《史记》误作子弘并订正为子弓，可见《史记》本作子弓，正与《荀子》作子弓相证。不过清代张文虎《校刊史记集索隐正义札记》卷五另有辨正：“弘当为厷，厷即肱字。名臂，故字子厷。诸书作弓者，同音假借。”[20]若依此，则馯臂本来字子厷，后衍写为子弓，又写作子弘等。张氏的辨正是可靠的，古厷字即今“肱”义，史上先有厷字，再衍肱字等，故子厷＝子弓[21]。
至于馯臂子弓（子厷）的老师，则是四十岁后方得五子的孔子弟子商瞿子木，鲁国人，姓商，名瞿，字子木，少孔子29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曰：“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特好《易》，孔子传之，志焉。……（梁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谓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无子，吾母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齐，母欲请留吾，夫子曰无忧也，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过。”《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厷］，弘［厷］传江东人矫子庸疵……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若《史记》的孔易谱系及《史记正义》所引东汉应劭“子弓，子夏门人”的描述的确无误，则子弓就是孔子易学的第二代传人，且子弓绝不可能是仲弓，因为仲弓的年龄与子路相近而小孔子约10岁左右。《史记》、《家语》记载卜商子夏小孔子44岁，商瞿子木小孔子29岁，故小孔子10来岁的仲弓从学子夏、子木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子弓非仲弓，馯臂子弓非冉雍仲弓；馯臂子弓从学过商瞿子木，或还从游过卜商子夏。一般地推测，子弓的年龄比子木小，或与子夏相当或更小。若子弓年龄比他老师子木小30岁左右，则子弓晚孔子60来年，正与孔子嫡孙子思的年代较相近，而子思、子弓的学说正是战国大儒孟子、荀子各自思想的重要来源。
又若按《汉书》中子弓为孔易第三代传人的学术谱系，则子弓为孔子弟子仲弓的说法更为荒诞，仲弓是荀子老师的说法亦为离谱。胡元仪《郇卿别传》谓荀子“从馯臂子弓受《易》并传其学”，清吴汝沦《读荀子一》云“荀子好言仲尼、子弓，子弓特其传《易》师”[22]，荀子接受的易学思想是子弓易学，但子弓直接教授孔门易学于荀子的可能性不存在（生卒时间不符），倘若解释为《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之类或许尚说得通。
三
易学恰是儒家天道论之所在，而义理易学的核心即是阐释天道。考察《荀子》、《易传》尤帛书《易传》以及整个先秦秦汉的儒家天道论，可知子弓正是孔子易学的正宗嫡传，他横跨在孔子与荀子间，架起了“孔子﹣荀子”天道论的传承谱系，且这个谱系完全不同于由子思所架托的“孔子﹣孟子”思想谱系。孟子不言易学，吴汝纶《读荀子一》认为荀子擅礼[23]，康有为弟子所录的《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等一再说孟子疏于礼学，致如宋儒一样“遁入墨子”[24]或禅宗六祖一样“直指本心即心是佛也”[25]，故于易、礼之学孟子实皆远不如荀子。
《易传》的学说是子弓学派在正确继承孔子晚年易学思想的基础加以的文字整理与理论阐发，它源于孔子，传自子木，归于子弓，兴于鲁，大于楚，孔易第二、三传皆为楚人[26]，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当是该系学说的珍贵遗存，故记载孔子谈易尤多且精。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曰：“《子夏易传》三卷……《七略》云汉兴韩婴传，《中经簿録》云丁宽所作，张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记，虞不详何许人。”清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云：“《汉志》易传韩氏二篇，名婴，据陆引《七略》知《子夏易传》即韩婴所撰，称子夏者或婴之字，或后人误加。刘向父子当必不误，宜以《七略》所言为正。而《中经簿录》云丁宽所作，不知《汉志》本有丁氏八篇，名宽，与韩氏两列，安得并合为一？张璠云馯臂子弓所作，则《汉志》何以不载？《释文》及《隋志》俱托之卜子夏传，更不足据。今所有者乃唐张弧伪作，与正义所引迥不同。”郭沫若也曾推测《易传》的作者“当是馯臂子弓”[27]、“子弓当是《易》理的创造者”[28]，这虽无法坐实，但今本《易传》很可能跟子弓有关，如出自子弓或出自子弓弟子甚至再传弟子，属子弓学派的作品。子弓一脉的易学思想为壮年的荀子所获，又为居楚地兰陵撰书的老年荀子所阐发，成为荀子整个学说体系的基础或内核。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曰“从时代看，荀子不及见子弓，但子弓必是荀子的先师……荀子《易》学源于子弓”[29]，曰“我们所见到的帛书《易传》，包括《系辞》，当为楚人所传”[30]，甚是；郭沫若亦认为仲弓非子弓而子弓传了易学并该学传至荀子[31]，亦是。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如傅斯年一样认为孔子与《易传》无任何关系则实不正确[32]，《易传》必出自孔子后学，史称商瞿子木传易未必为妄；《易传》是纯粹的儒家作品，陈鼓应教授等的著作认为《易传》出自道家或与道家直接有关，这实不是思想史的前后因果之真相[33]。
帛书《易传·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晚年成熟的天道观在马王堆帛书《易传》里记述得非常清晰，观《易传》以及《论语·为政》孔言“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阳货》孔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左传·哀公十二年》孔言“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孔子家语·辩物》孔言“于夏十月，火既没矣，今火见，再失闰也”、上博楚简《中弓》孔言“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犹差”等，就知孔子言天或天人非宗教神学的，亦非世界认知的本体论式抽象溯原或德性感受上的宗教体验式形上追问，他以日地间火水之阴阳天道的大事实以及《周易》的数术叙述体系明悟天道往复循环的天行规律以及由此知万物与人生进退存亡得失吉凶的损益法则，此即1771年日本伊藤善韶《周易经翼通解序》所谓：“其为书也，广大悉备，精微无遗焉，以天道阴阳消长之变，明人道进退存亡之机，以详吉凶悔吝矣。避盈满，居退损，审居伦处世之宜，黾勉拮据，遂得其全焉。”[34]1731年伊藤长胤《周易经翼通解释例》云：“后世谈理，率祖乎《易》，以为圣学之阃奥。然今玩《易》象卦爻所言，因阴阳消之消息以示人事之吉凶，不涉乎理气之辨。《十翼》演其义，纵横左右，深明天人之道……则知《易》之言天也，亦只止于阴阳生成上为说，而未尝向其上面讨所以然之故也。”[35]
《荀子·大略》曰“善为易者不占”，然《周易》本为占卜之用，起源于卜筮天象之术。而春秋时代孔子改造卜筮易学而建立的不尚“占”之自然天道论及本乎自然天道论的天人损益变易之智慧，则在子弓学派的后学荀子及荀子后学的陆贾等著作里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郭沫若认为《荀子》天道论说的是天体运行的“自然秩序”，说的是“历数”[36]。这么看荀子天道论，就类似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一说“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春秋左传正义》卷七说“晦朔弦望交会有期，日月五星行道有度，历而数之，故曰历数也”及《尚书正义》卷四孔安国传曰“历数谓天道”，孔颖达疏曰“历数谓天历运之数……故言历数谓天道”。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曾详考韩非、李斯、浮邱伯（鲍丘）等俱曾师荀子，汉初陆贾等与浮邱伯有交往[37]，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亦曰：“以陆贾的年辈论，他及见荀子本人，亦属可能……陆贾不仅传荀子一系的《谷粱》学，而且也传其《易》学，这在《新语》书中多有体现”[38]。陆贾《新语·道基》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此类《荀子·天论》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郭沫若说《天论》该句是荀子“天论的精髓”[39]，李学勤谓荀子该句是“全篇之精髓”[40]，极是！
《荀子·礼论》又曰：“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又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41]康有为《万木草堂口义》云“《荀子》不甚传《易》，通部不讲及《易》”[42]，殊不知《荀子》多次直接引《易》论《易》，殊不知《天论》等篇所讲恰是易道精义或儒家易学精髓，殊不知不繁提《周易》不等于不深讲易道，倒是郭沫若云“荀子本是善言《易》的人，特别在这宇宙观方面更显明地表现着由子弓而来的道统”庶几近之[43]，李学勤云“荀子精于《易》学”庶几近之[44]。《扬子法言·寡见》云“说天者莫辩乎《易》”，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尤长于《诗》《书》”，刘向《孙卿书录》云“孙卿善为《诗》《易》《春秋》”，康有为又云“孟子亦不言《易》，亦不言《礼》，孟子全是《诗》《书》之学”[45]。孟子不言易学亦不擅易学，故其天道论显得牵强与糊涂，清吴汝沦《读荀子一》所谓“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索性道之解不得，遂流为微妙不测之论者”[46]。
天道在天行或天体所行（轨迹、轨道），天道在天行或天体所行，“道”《说文》释为“所行、道也”，金文作“ ”（衟、衜），与“ ”［ ］同源，其形从“行”，其义亦从“行”，《尔雅》曰“行，道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曰：“《尔雅》‘行、道也’，天行谓天道也。《晋语》‘岁在大梁、将集天行’韦昭注曰‘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将成天道也’，是古人谓天道为天行也。”《系辞下》“日月之道”在帛书《易传》作“日月之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曰《律历志》“日月之術”也作“日月之行”，故衜、術、 、行一义也，俞樾《诸子平议》卷十四即云“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地球的万物生息赖日地星体交角运行，赖气温与水分由此呈季节性强弱往复，人体生命亦随外部日水而赖自身气血运行以营卫。孔荀皆甚晓天文或近地天体运行常规，若将《荀子》、帛书《易传》及孔子言天道天文等作对照，就可知孔子、子弓的天道思想一点都不含糊或晦涩，而且它在战国末年的荀子易学那里得到了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并且为后学陆贾等继承，故李学勤曰“陆贾得荀子一系《易》学”、“荀子《天论》的思想的确同《易传》有密切的关系”[47]。郭沫若云荀子屡以仲尼、子弓并举“是荀子自述其师承”[48]，其实与其说是出于师承，莫若说是出于一种思想立场而已（一种经验主义的学说立场），因为荀子既不是子弓的亲炙弟子，更非孔子的亲炙弟子，有学说渊源关系但无现实的师承关系，故有学者说《荀子·非十二子》一组一组罗列的思想人物是属同一学派的，“……仲尼、子弓等，全属于同一学派的思想家”[49]又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荀子以仲尼、子弓并称又备加推崇，乃由其治学宗旨所决定，并非自标其师承传授之门。因为自荀子视之，仲尼、子弓堪为大儒，荀子不过取为同类。”[50]此说甚的！
《四库总目提要》卷九十一云：“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傅斯年1926年认为荀子的思想“是鲁国儒家的正传”[51]，其名著《性命古训辨证》曰：“荀子之论学，虽与孟子相违，然并非超脱于儒家之外，而实为孔子之正传，盖孟子别走新路，荀子又返其本源也。”[52]又曰：“孟子在墨子之后，乃不能上返之于孔子，而下迁就于墨说，从而侈谈洪荒，不自知其与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义相违也。故孟子者，在性格，在言谈，在逻辑，皆非孔子正传，且时与《论语》之义相背，彼虽以去圣为近，愿乐孔子，实则纯是战国风习中之人，墨学磅礴后激动以出之新儒学也。在性论上，孟子全与孔子不同，此义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孔子之人性说……其中绝无性善论之含义，且其劝学乃如荀子……当孟子时，论人生所赋之质者不一其说，孟子之亟言性也，亦时代之所尚，特其质言性善者是其创作耳……（孟子）与孔子迥不侔矣。”[53]又曰：“孔子以为人之生也相近，因习染而相远……此其与孟子之性善论迥不侔矣。在人论上，遵孔子之道路以演进者，是荀卿而非孟子。”[54]其实何止人论上继承孔子思想的是荀子，天论上继承孔子的也是荀子而非孟子：《论语》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在修辞需要等之外不言抽象玄远的性命及天道[55]，先秦正统儒学根本不存在后世及今人所谓的天道与性命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论，这些理论都是战国以来儒学黄老化（道家化）及后来玄学化、佛学化中不断援引、添加、皴染所得[56]。“子弓﹣荀子”和“子思﹣孟子”构成的是先秦儒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两方向的分隔与对抗，而子弓、子思在这两个路线的各自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易传》和“子弓﹣荀子”一系的经验主义思想正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重大理论宝藏，也正是揭开或复原孔子哲学尤孔子天道论的真正法门。
今《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形而上者谓之道”是精湛的自然哲学之义理——并非什么本体论或形而上学而是以阴阳天象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或天道哲学，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等精到的数术观——也非什么本体论或形而上哲学，在经过漫长的秦汉黄老思潮、谶纬思潮的浸润后，于魏晋时由王弼等又赋予道家式的本体论阐发与天人的心性化解释，也即赋予了一种“哲学”数术式的思辨性形而上学推释，至唐宋时道玄易学的繁荣则仲尼、子弓易学几近淹没，孔子原始易道思想可谓面目全非，孔子﹣子弓以下的荀学亦日益遭道学家排斥甚至诋毁，以至被陈荣捷赞为“清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戴震亦无法复原和理解之[57]。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斥唐宋间“希夷先生”陈抟及北宋五子之首“康节先生”邵雍的易图与易书为“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疎之人迂怪之士举竄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58]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二《辨圣学非道学文》则云：“道学者虽曰以道为学，实道家之学也……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陈抟）而大张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亦云：“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分别，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59]。此正傅斯年“异道可以同文”之谓也[60]。
“儒”是个大名目，自称或他称所包罗的对象极多，绝非单一而实为复杂。“儒”这一名目下的儒学、儒家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分化过程，易学的演变、分化也同样是如此。“子弓﹣荀子”一脉是最为继承孔学原始天道论的儒家实学派，而“子思﹣孟子”一脉则是未得孔学原始天道论却又自我地融合了黄老之学而另创道德心性之天道来源或天道高度的儒家玄学派（以道德思辩来获取世俗伦理的宗教高度）。后世宣称得了孟子之类“道统”的新儒学则又进一步融合了秦汉以来道家的理气性命等理论内核，将心性伦理的信念与抽象玄想的所谓天道“本体”统合起来，遂由此产生了“道学”或“理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