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之儒，在韩非所谓“儒家八派”之中，是最无争议的一派。子张未得名列《论语》“四科”，不知何故。不过，子张被认为“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地位虽不如颜回，但也相当重要。有学者认为，子张是孔子去世后，第一个从孔门分裂出来的一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国末年，并不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不仅韩非子将之列为“儒家八派”，而且荀子依然批评为“子张氏之贱儒”，这从反面反证了子张之儒依然有较大的势力或影响。虽然这一派在《汉志》中没有著作著录，因此后世对其关注不多。不过，随着郭店简和上博简的问世，一些新材料以及所激发的原被视为伪书的传世文献的材料，给子张之儒研究带来了契机。郭店简《忠信之道》、《成之闻之》、上博简《从政》等简帛文献都与子张之儒有密切关联，另外原来被视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等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与子张有关的资料。通过考察这些文献，我们认为，子张在孔门具有重要地位，他和曾子、子游等一道对孔子裔孙子思有着重要影响。[①]然而，细读既有研究的各种著述，我们发现许多基本问题仍有重新考辨的必要。

一、子张里籍考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索隐》引郑玄《目录》云：阳城人。阳城，县名，属陈郡。《孔子家语·弟子解》亦以为“陈人”。而《吕氏春秋·尊师》则云：“子张，鲁之鄙家。”则子张有陈人、鲁人二说。钱穆以为司马迁之说不可信，子张当为鲁人，陈已于孔子逝世次年为楚所灭，子张居陈亦不可信。[②]高思新从之[③]。而李启谦则主陈人说。[④]

李启谦反对“鲁人说”的最关键的一则材料出自《新序·杂事》。其文云：“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托而去。”既然“不远千里”而来，“七日不礼而托仆夫而去”，则子张非鲁人可知。我们以为，《新序》此则材料亦不能否定《吕氏春秋》之说。

而且，此则材料之可信性似乎要打折扣。一则，子张即使为陈人，也曾在鲁多年从孔子游，对于鲁哀公不会不知，而此处云“闻君好士”云云，则似十分陌生之人口吻。二则，材料从语气上有战国纵横家之色彩。即使退一步讲，此则材料可靠，亦不与“鲁人”说冲突。据《孟子》等书，孔子卒后，弟子守心丧三年，然后别去。但此时又发生了子游、子张、子夏公推有若为儒家领袖的事件，可见其当时应在鲁国。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子张》记“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事。子夏与子张年龄相仿佛，皆少孔子四十余岁。孔子去世时，他们不过是二十四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可能已经开始收徒讲学。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孔子卒后、去鲁之前。

其离鲁至陈也可能发生在此时。因为这一次公推有若的行动遭到曾子的反对而作罢。可见孔门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分裂，子夏由此居西河，而子张亦居陈，正是合理的推断。不过，从现有资料子张可能后来由自陈返鲁，卒于鲁国。

其一：《礼记·檀弓下》所记：“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哭，吊哭也。因曾子一直居于洙泗之间，而曾子以母丧之身往哭子张，据情理当知，子张可能卒于鲁。或曰：《礼记·檀弓》亦有相似一则资料：“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我们知道，子夏在孔子卒后居西河教授，据此则材料，可见曾子当时于鲁赴西河而吊之。以此推测，曾子也可能赴陈（楚）哭之。故如仅以此为断，当然两者皆为可能。

其二：《檀弓上》：“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按，公明仪为子张弟子，据《祭义》“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可知其又为曾子弟子，而曾子居鲁教授，而公明仪得师事二子，可知子张居鲁卒于鲁之可能性较大。

其三：《檀弓上》：“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而申祥，后为鲁穆公之臣，由这一个角度看，其后代在鲁出仕，尽管不能排除其居陈且卒于陈（楚），但相较而言，其为鲁人之可能性较大。

综上而言，子张可能曾于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离鲁适陈（楚），后又返鲁，最后卒于鲁。

子张氏颛孙，而据《风俗通》：“陈公子颛孙仕鲁，因颛孙为氏。”《世本·氏姓篇》（秦本）：“颛孙氏，陈公子颛孙仕鲁，因氏焉。其孙颛孙师字子张，为孔子弟子。”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据此，则此陈公子颛孙即子张之先祖。《左传》云“来奔”即奔鲁。而据《世本》、《风俗通》，其人继而仕于鲁。而颛孙再不见于传文，应该是在鲁繁衍，并未归陈。自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至子张生时（前503年），已历百七十年，至少已有五六世之传衍。《吕氏春秋》云“鲁之鄙家”，可知其家已衰败，非贵族矣。至于《尸子》所云“颛孙师驵也”，驵，为马贩子，则不知是否属实了，姑且存疑。

其实，陈人说与鲁人说并不矛盾。因为子张先祖为陈人，依孔子先祖为宋人而自称宋人或殷人之例，云子张为陈人自无不可。而子张则生于鲁国，既长从孔子游，孔子卒后，子张居陈，开宗立派，自成一家，而陈旋又为楚所灭，子张之儒在楚地当有相当之影响，这一点可从楚地出土简帛文献得以印证。

二、子张应属于“政事派”

子张在孔门之中属于性格较为鲜明者，这种性格与气质直接影响到他对孔子思想的接受程度与学问境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思想特征。而这种性格气质和思想特征，也使其在孔门当中别具特色，可以形成为独立的一个学派。郭沫若将子张定为“过激派”[⑤]，姜广辉称之为“表现派”[⑥]，梁涛则归之为“礼容派”[⑦]。胡适指出，子张因“阔大气象”，与子夏、曾子一班人不合，所以别立宗派。[⑧]梁启超亦同此论，指出子张在孔门“最为阔大”[⑨]，郭沫若称其“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⑩]，并由此提出与墨子一派的因缘关系。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否准确、妥帖？子张为何能别立宗派，原因何在？这就牵涉到子张之性格气质与思想特色了。

今人在研究子张之“别立宗派”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据，便是据《论语》中子张与同门的关系不融洽。上引胡适之说如此，郭沫若亦有此意。今人吴龙辉说：“据《子张》篇所载，在孔门高第中，子张是和其他弟子关系处得最差的一位。……子游说子张难能而未仁，其意思是说子张自视甚高，不把同门放在眼里。从子张对子夏论交的故意抬杠来看，子张大概是极易攻击同门的。因此，孔门其他弟子都对他心存芥蒂，不乐与之为伍。……曾参在孔门中以善能动心忍性、乃至愚忠愚孝著称。他都对子张不能忍受，则其他弟子就更为可知了。既然其他同门觉得无法和子张相处（即并为仁），而子张又生性自高，那么，他就只能采取宗法制下‘别族’的方式与其他弟子分裂了。”[11]我们通过细读《子张》的历代注疏，感到类似胡适之、吴龙辉这种看法，其来有自，然而却可能存在很大的误解。我们看《论语·子张》篇所载子张与同门关系的材料有三则。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

首先看子张与子夏的关系。二人之性格差异较大，对比甚为强烈。子贡曾经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孔子评价是：“师也过，商也不及。”并进而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从孔子中道思想的角度看，二人皆不合中道，故对二人都有批评。邢昺曰：“此章明子张、子夏才性优劣。”类似的记载见于《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在另一处，孔子评价子张说：“师也辟。”（《论语·先进》）马融曰：“子张才过人，失在邪僻文过。”王弼云：“僻，饰过差也。”皇侃云：“子张好文其过，故云僻也。”朱子曰：“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黄式三《后案》云：“辟，……偏也，以其志过高，而流于一偏也。马注以为‘辟’为邪僻文过，固非。”[12]对朱子之注亦不苟同。今人注此，多从黄氏之说，解释为偏激。这可能是对的。那么，有孔子所谓“师也辟”，是否可以将之称为“过激派”，我们认为也不妥当。“过激派”容易予人以子张行事与思想偏激之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会引向消极或否定的认识。这不利于正确估量子张之儒的价值。而且类似的命名和归类，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照此划分，则子夏当名之为“拘谨派”？

朱子《论语集注》曰：“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正可见出二人之为人处世及性格气质之鲜明对比。这不仅可以《子张》中论交友一章可证，尚可以《礼记·檀弓上》所记佐证：“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正是一过一不及之证。

另外在《韩诗外传》卷九记有子张与子夏之辩论，“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可见其二人观点之差异，性格气质之不同。“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而子张则讥讽其为“小人之论”，而子张则主张议论时应当“徐言闇闇，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这与子张重威仪容止有关，当然也可见二者气质之差异。

那么，是否据此可以得出二人关系甚恶之结论呢？我看未必。从“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例可知，二人虽然性格气质与思想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二人未必会交恶。当然，我们也不一定以为二人关系会非常融洽。品味起来，子夏与子张、子游的关系，不如子张与子游、曾子的关系融洽，亦不如子夏与曾子之关系亲密。

子夏与子张之思想分歧，正是基于其性格气质之差异。观子夏所言：“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乃发挥夫子“无友不如己者”之意，而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主张，也同样是接闻于夫子，因气质之差异而各得夫子之一偏。子夏气象狭促但守于谨慎，子张气象阔大但偏于疏狂。从下文子夏与子游之互相批评亦可见，子夏重学，重小道，子游则重大道，气象与子张相仿佛。由此看来，子夏与子张、子游之关系皆不甚慕。

子游评价子张之语，一般皆以为是有褒有贬，以贬为主。如皇侃《义疏》引袁氏云：“子张容貌难及，但未能体仁也。”朱子注曰：“子张行过高，而少诚实恻怛之意。”而清儒俞樾《群经平议》则认为：“孔子论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惟过故为难能，惟难能故未仁。子游此论极合孔子论仁之旨，非先以容仪难及美之，而后以未仁讥之也。”[13]康有为《论语注》则认为：“孔子没后，同门中子张年少而才行最高，……记《论语》者为曾子之徒，与子张宗旨大异，乃误传其有所短也。”[14]程树德亦不同意子游讥之之说。他引王闿运《论语训》“非贬子张未仁也，言己徒希其难，未及于仁”之说，指出，“此‘友’字系动词，言我所以交子张之故，因其才难能可贵，己虽有其才，然未及其仁也。……未仁指子游说，如此既可杜贬抑圣门之口，且考《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孔子言子张‘不弊百姓’，以其仁为大。是子张之仁固有确据。”[15]综合考量王、程之说，别出心裁，与《孔子家语·弟子行》、《大戴礼记·文将军文子》所载相符，确可从。

曾子评价子张之语，何晏《集解》引郑曰：“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皇侃、邢昺、朱子皆同此说。康有为《论语注》云：“类叙攻子张之意。……曾子守约，与子张相反，故不满之。人之性，金刚水柔，宽严异尚，嗜甘忌辛，趣向殊科，宗旨不同则相攻。……孔子许子张，几比于颜子，可谓定论。论人当折衷于孔子。记《论语》者当为曾子后学，而非子张之徒，故记本师之言，……未可为据。”[16]然而，皇侃《义疏》引江熙曰：“堂堂，德宇广也。仁，行之极也。难于并仁，荫人上也。”继而指出：“江熙之意，是子张仁胜于人，故难与并也。”清儒戴望《戴氏注》：“言子张行高为仁，人难与并，叹其不可及。”王闿运《论语训》云：“亦言子张仁不可及也。难与并，不能比也。曾、张友善如兄弟，非贬其堂堂也。”程树德认同王说，并言：“如旧注之说，子游、曾子皆以子张为未仁，摈不与友，《鲁论》又何必记之？吾人断不应以后世讲朱陆异同之心理推测古人。况曾子一生最为谨慎，有口不谈人过之风，故知从前解释皆误也。王氏此论虽创解，实确解也。”[17]程说所指亦应包括康氏在内。黄怀信先生虽然坚持子游之语乃贬语，但他认为此处曾子之语与子游不同，难与，不可及也，并，共同、一起。因此他同意王闿运之说。

我们认为，子游、曾子之语应非贬抑子张，且三子之间的关系应当相当融洽，并非传统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剑拔弩张。当然，子游、曾子与子张确实性格气质不同，思想有较大差异。但这不妨害同门之谊，正如颜子、子路、子贡三子性格气质不同而皆相友善。王闿运曾说，子张与曾子友善如兄弟，可谓的论。这从子张去世，曾子虽然有母之丧，亦前往哭之一事可见。子游称“吾友张也”，且据《风俗通义》，子张之子申祥，娶子游之女。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子张与子游的关系亦当友善亲密。

子张之气质确乎宏阔高广，这不仅表现在其容仪堂堂，而且也在其思想之高远。关于子张之容仪，相关记载较多。除《子张》所载“堂堂”之外，《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杂言》、《列子·仲尼》皆载孔子评价子张“师之庄贤于丘也”，“师能庄不能同”。所谓庄，实际就是容仪堂堂之义。另外，《尚书大传》等文献所载“孔子四友”之说，虽未必可信，但却能从某一侧面反映子张之气质。“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这正是子张堂堂之象。而从子张之“见危致命”、“执德弘，信道笃”、“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美攻不伐，贵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无告”、“不弊百姓”的表现，亦可见其思想之高远也，而深得孔子之教，宜乎其能开宗立派，成“八儒”之一也。因此，所谓“表现派”和“礼容派”的说法和归类，都不能得子张思想的真精神。而且，姜广辉先生之将儒家八派或孔门弟子分为“弘道派”、“传经派”、“践履派”和“表现派”本身就存在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而梁涛先生将“礼容”作为子张之儒的特色，则忽视了子张之儒的思想价值，尤为不可从。

然而，子张之气质与思想，数传之后，亦有流弊。战国末期，子张氏之儒，被荀子批评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云：“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弟佗其冠”意为斜戴其冠，所谓“衶禫其辞”颇为费解，学者训解不一，大意是“言语冲淡，索然无味”，或是“衣裤乱穿”，所谓“禹行而舜趋”，言模仿圣人之外表。日人久保爱曰：“谓唱子张氏学者之弊也。”[18]程石泉亦谓：“是则受业于子张者，但学子张之衣冠容貌步趋，故荀子讥之。”[19]此说殊是。可见，其后学已全然不见子张堂堂之象，不仅不能存子张思想高远之神，甚至亦不能保有子张容仪堂堂之形。众皆知明末王学末流之弊，其实学派繁衍，数代之传，往往呈现此末流之弊，亦不可避免之势也。

子张的思想以“为政”为核心。我们从《论语》可知，子张所问于孔子者，如“学干禄”、“问十世可知”、“问令尹子文、陈简子”、“问善人之道”、“问高宗谅阴”、“问崇德辨惑”、“问政”、“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行”、“问仁”、“问从政”，在《孔子家语》中，亦有“问入官”等记载，多与“为政”有关，可见其兴趣所在了。因此，如果给子张之儒归类的话，颜炳罡先生的划分可从，不妨将之归为“政事派”。[20]

不过，对于子张是否真的从政，史料阙如，无法详知。宋晨昊对此有所考辨，反对“子张终身未仕”说。[21]他根据“不弊百姓”一语，推测子张应当曾经从政。我们知道，此语出自孔子的评价，为子贡所引用。考子张在孔子去世时已25岁左右，按年龄有从政的可能。又从子张问政的诸多记载来看，孔子所讲并非仅仅是理论的说教，而是有针对性的解答。故此，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子张从政一事，但推测其确实曾经出仕，应当是合理的。

三、子张与墨家关系之考辨

    郭沫若先生对子张之“尊贤容众”的思想，格外推崇，并指出：“子张氏这一派是特别把民众看得很重要的。……这在表面上看来和墨家有点相似。大约就是因为有这相似的原故，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了。”又说：“墨翟应该比子张迟，他在初本来是学过儒术的人，照时代上看来，倒应该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不过他们尽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不然他们应该早就合流了。”“子张氏在儒家中是站在民众的立场的极左翼的，而墨子则是站在王公大人的立场。这应该是他们的极严峻的区别。”郭沫若根据《荀子·儒效》中“其言议谈说已无所以异于墨子”，将之与子张之儒对应起来，第一个具体分析子张与墨家的关系。[22]此后，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丁原明指出子张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其中之一就是对“仁爱”的偏离，具体说就是他突破了孔子仁爱的宗法性质和等差性，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企求，而这些正是与墨翟的“兼爱”思想相趋同的。但他认为，这种偏离对正宗儒学而言，可能是一种学术的退化，但从整个先秦思想的发展来说，却是一种学术的进化，因为他开启了儒家向墨家思想的渗透。并将子张视为“儒墨相通的最早疏导者”。[23]王开文在文中也指出子张与墨家的关系，但他认为是融合了墨家的一些观点，而形成子张学派的。[24]甄洪永专门对此撰文，指出子张尊贤容众，已经背离了孔子爱有差等的原则，泛化了仁爱，暗合了后起墨家的兼爱思想。而子张重视思想学说的执行力与墨家相通。“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张就是墨家的理论先导”[25]。

这些说法代表了学界关于子张与墨家的一般看法。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首先提出“儒墨相通”的命题。其谓“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对理解子张与墨子关系很有启发。墨家与儒家有亲缘关系，自不待言。其中孔墨相通亦有可言者。不过，儒墨既然分立，则自然有根本的区别存在。而子张虽然被韩非称为“儒家八派”之一，其思想倾向似乎应当在孔门独树一帜。现代学者据此认为，子张背离或偏离了孔子思想的正统，滑向或诱导了墨家的道路。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重新考虑。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完全排除子张对墨家学派产生影响，也更不能排除子张后学即所谓子张氏之儒与墨家的相近，但我们通过分析子张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说子张偏离了孔子思想，似乎还缺乏明确有力的证据。仅仅以“尊贤容众”一条来界定子张思想特色，并将之与孔子的等爱之爱对立起来，似乎不妥。“尊贤容众”本来就是孔子思想的应有之义。孔繁说：“子张在仁义和礼的问题上是孔子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又说：“子张是得孔子正传的弟子之一。”[26]我们认为这一评断是可信的。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子张接受并奉行了孔子较为理想的一个层面，但并没有偏离孔子。我们可以说，子张“得圣人之一体”，或“一偏”，但却不能将之视为对孔子之道的偏离。
如果从孔墨相通的角度，将子张视为孔子儒学向墨家思想过渡的桥梁，自无不可。毕竟，子张的思想境界和特色，在孔门弟子之中，与墨家最为接近。最起码这是子张影响墨家的必要条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否果真如此，则缺乏明确的资料佐证，不便说得过于绝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