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原称《书》，是我国上古时期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治和历史的文献集。《尚书》传为孔子所作，有今古文之公案。中国社会思想一定滥觞于商周，汪洋恣肆于周秦；所谓百家争鸣，就是稷下传统、士人耻于不孤的写照。《尚书》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不仅有丰富的哲学、天文、地理等知识，还蕴含了精到的伦理思想，对后世的思想文化有深远的影响。 

一、《尚书》伦理思想的渊源 

1、生产力的发展使统治者注重人民的价值

夏商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夏朝的建立宣告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进步。据考古发现，夏商时期先民主要农作物稷、粟、稻的生产已经讲究耕作，而且采用了灌溉技术。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相当发达，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初年, 中国的奴隶社会到达鼎盛, 青铜器在生产中普遍使用,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较之原始社会，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废除、赋税制度的改革以及获取实物地租利益的驱使，促使统治阶级采取各种办法来扩大耕地以增加收获量，物质生产有了剩余；另一方面，人民的创造力使新兴地主阶级感到吃惊，人民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物质的充足促进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这就为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长久稳固，就不得不安民保民，重视人民的力量。《尚书》记载夏商周时期统治者施行如设官督农、制历授时、兴修水利等措施就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除此之外还要施行德政，力求得到人民的拥护。这些都促进了新的伦理关系和伦理思想的发展。

2、王朝的更替推动伦理思想的产生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使统治者不断地反思前代王朝灭亡的原因，汲取教训，注重德治。夏朝的创始人禹是传说中的道德榜样, 他“其仁可亲, 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甚至为治水而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敢入”（《史记·殷本纪》）。到了夏代末年夏桀为政淫荒，“不务德而武伤百姓, 百姓弗堪”（《史记·周本纪》），从而危机四伏，落得丧命亡国的下场。于是，商汤起兵伐夏，建立了商王朝。汤吸取夏桀的教训注重德政，“轻徭薄赋, 以宽民氓, 布德施惠, 以振困穷 ”（《淮南子·务修篇》），使政权得到稳固。但到了殷末，商纣施行暴政，“用乱败厥德于下”(《微子》)，“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乎百姓，簪毒之使，施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管子·形势解》），从而人民并起，众叛亲离。武王便兴兵伐纣，牧野一战，商军大败，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和商王朝相反，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王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夏殷亡国的教训主要是忽视了以德治国，主张统治者要施行德政、保民裕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素朴的天命观启迪道德智慧

在远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因此人们认识水平极其低下，他们对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反应迟钝，无法解释。于是，就把天看成世间的主宰，看成他们解释万象、慰藉心灵的一种依托。人们迷信天的神威，并用占卜表达天命，预测吉凶。殷商时代，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的主宰神，它无事不知，无事不能。正如郭沫若所言：“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争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这和以色列的神是完全一致的。”[1]P251夏商的统治者利用人们对天崇拜和敬畏，来宣扬君权神授，利用上天授赐的政治权利统治人民。《盘庚》中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用我命于兹新邑。”这里把天看成最高主宰，天子做出的决定是按照的天意，所以作为臣民要服从天旨意。在《汤誓》中“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讨伐夏桀是因为夏桀暴政触怒上天，我商汤是按照上天旨意，率领民众替天行道。到了周朝天不仅是是最高的主宰，而且把天与德联系在一起，出现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的思想，明确把天赋予了道德意义。周公在《康诰》中指出：“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把明德慎罚与受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实行德政、用康保民，顺从天意，才能把殷民治理好，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否则会“惟命不于常”，也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和命令，上天不会把人世间的权命无条件地永远赋予姬姓王朝。

 二、《尚书》中伦理思想的内容 

（一）德的思想

    在中国早期的文化发展中，“德”字的出现及德的观念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发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商朝出土的甲骨文中看，就有了“德”。张岱年指出德的观念起源于殷商。在《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德的思想。

  《尚书》中德的出现首先在《尧典》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俊德即是指一种职责德性，它可以使九族亲睦、万邦协和。但这个“德”并不是指有道德，而“只表示一般的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评价的行为状态或意识状态，从而这种状态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这种意义上的德只标示在价值上无规定的意识------行为状态。”[2]P292这里陈来的意思并不清晰，似在表述“德”的既受评价又无价值确定性的矛盾性；或许《尧典》的“德”正如麦金太尔对荷马史诗的“善”（áyaθóç）与后来的“Good”的词义的辨析一样[3]P31，表明的是帝王之职责。然而吊诡的是，在古文《舜典》中有“玄德升闻”，“舜让于德”，这里的”德”应该有了价值倾向性，表明一种意志品质。《皋陶谟》提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疆而义”的九德来选拔官吏，这已不仅仅是职责所限。《盘庚》中记载：“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这里的“德”是指把实实在在的好处施给民，不贪敛聚财，给民以利益，才能与民同心。可见，“德”是与利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与聚敛钱财，骄奢淫逸意义相反。   

到了周朝，“德”的含义也有了重大发展，表现在统治者把“敬德”作为政治口号。夏桀、商纣的亡国及周初的动乱，给统治阶级以深刻的教训。周民族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的民族，他们从对以往动乱中看到“惟命不于常”，并逐步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认识到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地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是不行了；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把“德”、“明德”、“敬德”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了出来。《康诰》中记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召诰》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堕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由此也可以看出周人对“德”的重视，“德”不仅与“天”有联系，跟民也有联系。“德”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只有推行“德”政，上帝才不会断绝天子的大命。“保民”也就成了“敬德”的核心内容。

（二）民本思想

《尚书》中的民本思想表现首先在于民的地位的提高。夏、商、周三个朝代在历史舞台上相继更迭。西周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因为是胜利者而陶醉和自傲。周统治者敏感地注意到，周之所以胜利，并不是周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比商强大，而是民心归向和人民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民众的力量在朝代的兴替中起作用使他们受到震惊，迫使他们冷静地思考、总结朝代的兴亡与民的关系及经验教训。夏桀竭尽人力、物力用以淫逸，在财富分配中人民所得几乎为零，夏桀也就此丧失了民心；于是商汤在民众的拥护下，推翻了夏王朝。可以说，夏桀的亡国是由于失去了民。无独有偶，商纣也是如此。一方面“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民之劳”（《无逸》），不懂民间疾苦、置民于不顾，又好酒淫乐，生活腐朽。这就毒化了社会风气，加重了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商纣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对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使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哀怨和愤怒。商纣的行为导致了众叛亲离，激起了民的强烈不满，最终武王乘势起兵讨伐，一举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建立后认识到民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并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把民看作“一面镜子”来衡量政治的好坏和国家的兴亡，这就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尚书》中的民本思想还表现在“敬德保民”的提出。“‘敬德’、‘明德’是《尚书周书》中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保民。”[4]P101在《康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明德”就是不敢轻视、怠慢鳏寡孤独之人，用那些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惩办应当惩办的人，使民的地位光显起来。还告诫，“王应当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在这里，周公的“明德”就是保民。在《召诰》中，“敬德保民”的内涵极为丰富。召公在总结了殷商的灭亡教训以后，告诫成王：“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就是说上天是哀怜天下民的，它在眷顾天下，选择、命令努力于敬德保民者作为民的君主，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可见，这里的“敬德”就是顺应上天来保民。

“敬德保民”的内容首先表现在养小民。《无逸》中有“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就是要求统治者要懂耕田的艰辛，知小民的苦衷，要爱护、保护民并发展农业来保障民的基本生活。在《尧典》中就详细陈述了农业时令指导民众按照规律进行生产，为养民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怜小民。《梓材》：“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意思是不能残害民，虐待民，对于鳏寡孤独之人，对于那些微贱的妇人也要爱护。并反复强调“不敢侮辱鳏寡”，要把那些鳏寡孤独人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怜悯，并恩惠爱护。第三是重教导。《尚书》中把教导民众、敬重德行，作为治理百姓和国家的根本。在教导民众上一是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二是对于那些有过失的人要加以引导和教育。《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用乂民”，民众即使犯了过错也不要简单采用杀戮的方法去治理，要通过教育，使民众内心顺从。通过养民、怜民、教民，使民安乐，以“受天永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尚书》的保民思想不是一种实践层面的权益之计，这种民本思想与周人天命思想的变化有关，在政权统治上表达着长治久安的愿望；王夫之说，“夫惇典、庸礼、命德、讨罪，率其自然，合于阴阳之轨，抚于五辰之治，则固天也。” [5]P34从以自然宗教性质的神祇为本到以宗族崇拜的伦理为本，天、民作为对立着的矛盾双方有着共生性。《尚书》甚至祈望将这种素朴的民本思想升华为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泰誓》） 这是说聪明的帝王，以人民为重，才能作民父母。

（三）孝友思想

  “中国古代是在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所以建立一种独特的宗法制。这种宗法制至西周已经极为完备，形成了一种庞大、复杂却井然有序的血缘政治社会政治体系。”[4]P161在这种情况下，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被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格外重视，从而在《尚书》中蕴含了处理这种关系的总原则——“孝友”。纵观《尚书》，其中“孝”的思想相当丰富。早在《尧典》中记载尧要选拔舜作接班人，是因为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是说舜能够在父亲心术不正，母亲善于说谎，弟弟非常傲慢的家庭里能够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孝行感化他们，说明在尧舜时期已经出现孝的思想。到了周朝周公具体的概括“孝友”，使之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观念。

  《尚书》中“孝”的思想包括奉养父母、继承发扬父辈事业、追孝先人等。在奉养父母方面，《酒诰》云：“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就是周公在告诫臣民要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努力奉养父母和长辈，在农事完毕以后，可以赶快牵着牛车到外地进行贸易，以孝敬赡养父母。可见，在物质上孝奉父母是孝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继承发扬父辈事业方面，《康诰》载：“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把那些不恭敬地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去做事的看成是不孝之人。《大诰》也记载：“若考作室，既定法，厥子乃服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播？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这里把建房来当作比喻，父亲打了

建房的地基，儿子就要把房梁架好；父亲开垦出了荒地，儿子就应继之播种收获，要求下一代接着上一代的事业去完成未竟之业；这是《尚书》中对孝的要求。在追孝先人方面，主要是对已故父、祖辈进行祭祀，以表示对祖先的怀念。《盘庚》讲：“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多士》载：“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文侯之命》记载：“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可见孝的范围已经扩展到父母之外的祖先了。“友”是“孝”所派生的兄弟之间的道德规范要求。《尚书》中出现“友”的思想是在《康诰》中提出，“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不大友于弟”，并把那些“不孝不友”者看成是罪大恶极的人。“友”思想后来演变成儒家的“悌”的思想，“孝友”也成为儒家的“孝悌”思想的源头。

（四）自我修养思想

   中华民族向来都重视自我修养，道德修养是也是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实现个人道德升华的途径之一。《尚书》中蕴含了值得我们重视的自我修养的思想。《尚书》中的自我修养观首先表现在疏通知远，向前人学习，以前人作为榜样。《康诰》云：“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意思是说要把民众引向吉祥安康，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过去殷代圣明君王的德政，以平安治理民众。其次，要“自省吾身”。《无逸》中载：“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大意是说当小人怨他们骂他们时，他们则越应该认真审查自己的行为；有人举出他们的过失，他们就说：“我的过错确实是这样。”这就表现出周公对自省精神的倡导，把自省作为修养的重要途径。所谓“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最后，《尚书》中的修养观还蕴含了为人要“诚”的思想。《康诰》中讲：“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这里的“忱”为“诚”之意。这里是说不要让埋怨的情绪、错误的办法和不合国家大法的措施隐蔽了诚心，人君应效法敏德，使民心安康。可见，这里的“德”产生于心的“诚”，也足以说明“诚”的重要性。在《大诰》中也有“天棐忱辞”，即是上天愿意帮助诚信的人。更进一步强调了“诚”的作用。

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具体应是：“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 （《皋陶谟》）也即慎修其身，知人善任，安定百姓。

   （五）宗教伦理思想

《尚书》中的宗教伦理思想与夏商周的宗教观是分不开的。陈来先生把三代的宗教变化过程看成是自然宗教演化为伦理宗教的过程，也是宗教走向理性化、人文化的过程。足见我国上古时期宗教信仰对伦理思想所起的重要作用。

   《尚书》中的宗教伦理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天”的崇拜。把“天”看成是具有人格的至上神，对人们有主宰和监督作用。《皋陶谟》有“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把天看成世间的主宰，安排了伦常次序，制定了五种服装制度，并制定刑法惩罚罪人。《甘誓》中夏启征讨有扈氏，“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其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汤誓》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高宗肜日》中有“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另外，把“天”与德相连，把“天”道德化，君王敬德才能得到天的辅助。《吕刑》：“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在这里，只有遵守天德才能长寿和享受上天赐予的幸福。《多士》中有“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上天是不会把天下交给不敬德的之人的。而对于那些暴德之君也会惩罚。《召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天”已在这里被赋予了道德的含义，他赏善惩恶，可以依据人的行为进行判断，具有道德和伦理的内涵。

    《尚书》中的宗教伦理思想又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从《尚书》中可以看到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特点，除了把天神视为崇拜对象还要崇拜祖先神。认为祭奉祖先是子孙的神圣义务。《盘庚》中有“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洛诰》“予不敢宿，则禋于文王、武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可见，《尚书》中对祭祖的重视程度。祭祀除了祈求祖先保佑后代人丁兴旺、家族昌盛外，更是包含了慎终追远的孝的内涵。《国语·鲁语上》的“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的话，就是对祭祖是包含“孝”在内的最有力注脚。[4]P164

《尚书》中的宗教伦理思想还表现在现实关怀上。如果说商代的祭祀在主导部族政治生活时还带有隐喻与蒙昧的话，那么，周代的祭祀更为目的明确；它虽具有更加完备的系统，但却退出政治实践的中心地位，转向人事的安排和努力。[6]P10艾兰说过，商代占卜的很大内容是为鬼神供奉祭品以免遭受诅咒[7]P29；通过宗教仪式，人们更希望看到现世人们的集体力量，丰衣足食，战胜灾祸、饥馑与疾病。周代的礼乐文明不再展示神的控制性，而开始体现人的组织的控制性。 

三、《尚书》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尚书》中的伦理思想给历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启迪，也给历代的统治者提供了维护其统治的治国之道。《尚书》伦理思想经过先秦儒家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断地被后世的思想家改造和创新，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并且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

《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本思想，《尚书》中把民看作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敬德”、“保民”、“惠民”等一系列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给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滋养；至春秋时期，提出了“国将兴，听于民”（《左传》），推进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还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把民放在天的位置，进而提出“民者，君之本也”的伟大思想。到了孔子时代，他继承前人重民的思想，创立了仁的学说，主张“泛爱众”、“仁者爱人”，对民要爱民、富民、教民；拓展和完善了民本思想。孟子是《尚书》以来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及仁政说，将先秦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峰，建立了完整的民本思想。《尚书》是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源头。《尚书》中不仅首次提出了“德”，而且把“德”于民紧接相连；到了周朝，周统治者又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口号，并提出了“保民”的许多措施，标志着德治思想的基本形成。这就影响了后代德的思想的发展，尤其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主张重视民的作用并改善民的地位，君主要实行德政。要求统治者“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政》）、“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把“爱人”作为为政之首。在刑与罚的关系上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刑罚在为政的作用中是有限的、外在的，而道德的作用是内在的、长久的，主张君主要实行德政。孔子还对统治者自身提出了要求，要求统治者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另外一位儒学大师孟子也提出“保民而王”的政治口号，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这些思想都发展和完善了《尚书》中的德的思想，揭示了做人和治国的某些客观规律，有利于民和社会的发展，对后来的封建王朝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尚书》中“孝友”的思想也深刻的影响着后世“孝”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时期，孝友的范围大大地扩展，“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首次提出了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观念，大大发展了《尚书》的孝友思想。到了孔子大力提倡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认为只有孝弟才能为稳定社会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利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把孝提到治国的重要位置。继孔子之后又形成了《孝经》，把孝文化推向了高峰。后来经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推崇，孝弟思想发展成“五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宗法等级制度，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特点。《尚书》中的修养思想影响了儒家修养观的形成。孔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可以在《尚书》中的修养思想中找到根源。孔子在个人修养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慎独”，即“是故君子戒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莫见乎显，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并提倡在自己的言行偏离了仁的轨道时，应该从自身内心深处检查原因，做到“反求诸己”。然而，孔子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主张应要把修养落实在行动上，“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对修养观进行了拓展和超越。《尚书》中“诚”的思想也被后世所继承，在《中庸》中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人道的来源归结于“诚”，足见“诚”的重要。又把“诚”作为修身之本，“君子养心莫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可见，儒家把“诚”置于修养的首要位置。

《尚书》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被学者称为是“群经之首，百家之冠”。 《尚书》中伦理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为先秦伦理思想的形成起了引领作用，而且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伦理文化的脉路。在现代社会，《尚书》中的伦理思想对伦理学科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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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淑文.尚书德治思想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0

The discussion of 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Yu Dahuai & ZhangYongbo

Abstract：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bega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dynasties＇productivity , the push of the dynasty replac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destiny view.  Ethic Thoughts of Shang shu includ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thoughts of moral,thoughts of filial piety and friend,thoughts of self-improvement and thoughts of religious ethics.These thoughts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thics,not only to form ethic thoughts of the pre-qin,but also to affect context of ethical culture in two thousands of China feudal society.

Key words：shang shu； ethic thoughts； origin；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