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大凡完善的思想体系都能够显示出一种“全息”现象，可以小中见大，由片段而窥探得全体。本文选取《孟子》一章以探询其中蕴涵的深刻人文思想，尝试解读具有完整体系的儒家文化之特质及孟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从“仁义”、“偕乐”等命题浅议儒家文化及其核心理念“仁”的起源、发展。论证儒学的实质为“民族母体文化”，并以此说明孟子思想在儒学中无可替代的位置。
关键词：仁义、偕乐、定于一、民族母体文化
孟子思想是拥有完善体系的正统儒家思想，由《孟子》章句窥探印证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有独特的优势。因其所采用的严密而灵动的论证方法较为适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所以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研读《孟子》可以作为现代人了解儒学的捷径。
一、“仁义”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孟子》开篇讨论的也是仁。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孟子在回答梁惠王关于“利”的探询时“仁”“义”并重，把目的和方法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儒学对社会价值及其落实的表述更加直观了。孟子首先论述了仁义的重要性：“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社会的稳定、体制的稳固，这些对于谋求长治久安的君主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统治者应如何具体地施行仁义呢？“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在孟子看来，施行仁义的责任首先在于当权者，他以仁义对于当权者的巨大价值作诱导，期盼民众由此受惠，社会由此而得治。为什么儒家时时以全局，尤其是以民众的切身利益为着眼，其体恤民生的举措一旦实施，短期内必会牵连到国家机器的运转与贵族阶层的享用，在铁血争雄的战国时代这显然是一种“迂阔”。这样的建议能否被采纳，孟子其实已经预见到了答案。然而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孟子一如集上古智慧之大成的先师孔子一样总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得不让人以儒家的“本性”来作答。关照民生，关怀生命，体恤疾苦，这是儒家的固有情怀。儒学的这种一体感通之仁从何而来呢？
以“阶级”为划分的特定人格生成境遇是不能解释儒家这一思想之源的。如果儒家身处庶民阶层，那么劝说权贵施仁肯定比引导民众自身联合以争取利益要艰难的多，而儒家是从来不打算做“乱臣”的，乱世英雄与儒者无缘。那么权贵阶层是儒家的本源吗？显然不是，儒家并不保有“牧民”的特权意识。自给自足的自耕农阶层或许是儒家学子多数情况下的出身，但儒者的理想决不仅仅束缚在土地与庭院之中，习惯于自给自足生活的人对于“大一统”以及对天下苍生的体济之情未必会如此强烈。综观儒家对血缘对亲情对宗法的注重，由孔孟时代上推，我们将会逐渐寻觅到先民们由氏族公社到原初国家雏形的过渡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城邦社会，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性格基本确立的阶段。一系列由血亲氏族为核心以城壕为界隔集体定居的初期城市——城邦社会，这正是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私有利益还是从属于集体利益之下的，尽管早已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和利益分配，群体仍然是成员们生命维系的首要前提。在一个城邦社会中的成员休戚与共，同生并死，组成一个生命集团。集团成员心息相应，荣辱共享，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与血缘认同力。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便是这个民族的“母体文化”。
母体文化是一切古老民族的“根”，是集合血缘认同与文化认同于一体的民族财富，母体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民族群体关怀。与国家形成之后，私有利益突显，阶级角色成为人格的首要特征的次生型文化相比，这种超越阶级，超越利益集团，不以政治和阶层定位为局限的文化价值在内部竞争激烈化的社会中给人的直接印象是“迂阔”。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密切结合，这是族群由血缘社会向等级——国家社会过渡，在氏族与民族国家之间无间断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这是世界上的古老民族共同的文化发展过程，是所有新生民族所不具备的。而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这一未曾间断的血缘——文化传承体系。不过在具备这种民族文化的社会中，许多人由于阶级角色的出现，这一血缘——文化角色也很容易被淡忘，人世间有多少情感与责任能够经受得住利益的考验。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对话就生动地展现了两种人格之间的思维出发点和思想境界的不同。在这种不同中就显露着儒家文化的根源和实质——民族母体文化及其特征。
氏族社会的发生发展是以血缘为根的，这种血缘认同有着地域和规模的局限，不可能无限地扩展。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广袤的国土之上，亲缘终将过渡到国家。氏族社会经过城邦社会过渡到国家的顺利完成保证了民族国家体系的稳固。否则国家定位与民族定位之间就不能贯通，国家内部必然会广泛存在着不同民族对支配地位的争夺，深埋下分裂和种族纷争的种子。非母体文化通常表现为文化定位的局限，也就是说这类文化不可能关注这个民族所有人的利益，它会有所排斥有所选择。在孟子的论述中我们决看不到这种排斥性。通过孟子对“仁义”的系统化实施的思维表述，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认定儒家文化是民族的母体文化。那么儒家文化的确立也必然是在城邦社会时期，也就是在夏代之前，在“三皇五帝”时期，只有那时留传下来的血脉情感才能体现出这种民生一体心息互通的底蕴。
二、偕乐
“仁”作为一种植根于氏族亲缘中的生命关怀与“义”——社会共同体的内部协调机制一起成为孟子思想及儒家思想的核心元素。这种理想的实现以及实现的必然过程及情景被孟子描述为“偕乐”的社会状态。
作为民族母体文化之传承人的儒家学者们认为，需要为民族的生存而共苦必会以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繁荣而同乐。“偕乐”作为孟子的理想追求和实现理想的重要方法通过上古诗篇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描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 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 《诗•大雅》）多么和谐美好的图画！孟子心中的理想社会由《诗经》篇章而展现。这不是虚幻的，曾经有人实现过它，“古之人与民偕乐……”。古代社会的和谐景况为证，洋溢着“天下一家”美好感受，只有超越阶层和集团私利的人才能相信这种景象曾经是现实并且将来还会再次出现。
由谁来实现，什么人能够引导社会大众共同建设这种人间乐园？他们必须要有“古之人”的情怀。所谓的“古之人”并不是指古代的人，古人未必皆是圣贤，古人更不如今人富有。“古人”其实就是拥有“亲缘社会”情怀的人格——儒家学者。在私有制发展主导社会的时代这种情怀是超越现实的，它与历史相连通着。具有这种心态的人自然会把现实利益看轻，从而在私利的背后找到公利，在“利”之上看到了“义”，由眼前的得失看到永久。这里好像有了一个表述上的矛盾，既然是时代文化精英的思想家为何总迟后于现实，在封建私有体制的时代执拗地去呼唤城邦社会中的亲缘情节，这似乎是在“开倒车”。在人人拼命追求“独乐”的时代宣扬“偕乐”，孟子是如何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尚书•汤誓》），孟子随后应用了尚书中的一段文字，记述了民众痛恨暴君的故事。夏桀曾自比为高高在上的太阳，自信地说：除非太阳坠落我的统治不会终结。但是民众却无法忍受这个“太阳”的暴烈，“此日何时而亡啊？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多么可怕的愤怒，当天下人要与之俱亡的时候，君主们将到何处去寻找快乐。这种愤怨其实作为国君的梁惠王并非体会不到或未曾体验过，只可能尚未达到这种“俱亡”的程度。丧失权力是他们最惧怕的事情，孟子把社会下层民众的痛苦煎熬变为统治者对丧失权力的恐惧。当私利淫乐的无度追求所造成的危机全面呈现的时候，“偕乐”便成了必须要架设的应急通道。
“古人”实际上是看得更远的今人。他们站得更高，站在现实的山峰之上，对国家社会的命运作出了正确的预言，并且为世人指明了能够避开危机的正途。当权贵们占有绝对数量的社会资源，依赖特权追求独乐的时候，孟子让他们看到了即将丧失一切的危机，于是“偕乐”的重要便不言而喻了。
独乐与偕乐的矛盾只能够被动调和吗？如此的话孟子似乎就成为了协调矛盾的理想主义者，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了帝王将相的身上。在启蒙之前的社会希求世俗权贵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正确规律是不现实的，特权的延续无法保证权贵的个人才智。所以儒家一贯地把培养知识精英，在平民阶层选拔培养治国安民的才俊视为首任。从政只是辅助性的，从政其实是一种治世而进乱世而隐的传道之法。专制时代不曾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帝王身上的儒家却可以因势利导通过申明统治者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联来“诱君入道”。在“利”之上又启发以更高层的精神获取——“乐”，这是儒家的良苦用心与文化境界。
三、不违时
关于“不违时”的论述是孟子表述儒家的社会管理思想与环境发展观的又一精彩篇章。该论点重在社会管理方法的提出，更加宝贵之处是体现了儒家天人和谐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多么和谐的生活场景，多么伟大的生态意识。现代人论述环境的重要性多数情况下只是看到了环境因失去保护过度开发而出现的危害，是从现实生活和长远生存的角度论述环境的重要性，其实透露出的思维是功利的。真正从环境自身的价值出发，用珍爱之心自觉与自然地去保护，防患于未然是更高远的生态意识。如果有这样一种文化，她把自然与自我融合在一起，把自然当作一个大我，发自内心地、自然而然地呵护环境，珍惜山川林木，那是怎样的一种境界。
儒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儒的本意是对风雨的预测与掌控，也有人解释为“求雨”。把早期儒士看作是象巫师那样会祈祷天神降雨赐福的人，这只是一种想当然。凡是文明开化比较早的民族，其天文知识的积累都是非常丰富的，因为这些民族都是由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农业社会要求播种收割浇灌病虫害防治等田间劳作必须与大自然的季节气候变化密切关联。农时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战争与权力更迭，而观测计算和预测季节的变换，依据气象的变化规律预报风雨霜冻的来临，判断潮汐的发生等等天文知识的掌握必须由专人来做。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基本的生产，摆脱群体内部权力体系的纠葛，甚至在战争集团的相互冲突中受到本集团的特殊保护和对方集团的敬重。这个以天文知识的掌控为核心职责，以生产成果的计算，城邦事务的管理，以及文字记录工作等为职守的人群在某些方面与从事宗教活动的“巫”和专职记述部族史的“史”在分工上有交叉，甚至许多情况下是身兼数职。但这不能表示儒就是“巫”或“史”。天文预测者在农业社会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受到普遍的敬重甚至是崇拜。从事这项活动的人必须具备很高的智慧和心理素质，敏锐而富有责任感，而且必须是有公心的，坦荡无私，无所畏惧。
探测天地的儒士胸中自然要容纳天地自然，要与山川大地融合为一体。要做到理解自然，心通日月，这样才能读懂风云之律动。应时而动，记节而行，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和着季节的旋律舞出醉人的乐章。“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不仅是生活的常识而且是一种德行，违背它就意味着“失德”，也就违背了先民在大自然中不懈探索而得的常道。
当人类了解了自然的秉性，风雨可测，寒暑可期，大自然也就不再那么可怕，而是变得可亲可爱。当人类摸清了自然的脾气，亲近自然，在它的怀抱中分享赐予的时候，自然又是那么的可敬。当中华先民由衷地亲近自然敬爱自然而不是畏惧和膜拜它的时候，一种回报心便产生了。报答和珍惜之情使人与自然更有机地融合为一。如果人类真正懂得珍爱自我，他们也会同样去珍惜自然。品尝到恩赐之物的甜美就会更加敬爱赐予他们的山川大地。并不是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利益而是发自本心的敬爱，这已经体现为一种明德常理，否则热心入世怀抱经纶天下之志的儒家圣贤选择的很可能是另一种快速积蓄力量，以“发展”取胜，然后再返回头来补救创伤的策略。
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理念一次又一次因无法满足权贵急功近利的要求而使孟子像孔子当年一样最终选择了退而传道。但是儒家的和谐之道并不会因为一时一事的旁落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对人类发展的永恒思考和无尽追求使得儒学从东方走向了西方，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与人类的未来命运密切关联在了一起。孟子用古人朴素而醇美的语言描述着心中的“王道”世界——天地人相和谐的美好社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四、定于一
关于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定于一”是最完美的表述之一。孟子的这一政治思想对于儒学和此后的中国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先秦时代，民众对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的期盼已经深埋在了社会集体意识之中。只有国家安定了，社会才能够顺利前行，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得到了保证才能够满足人民对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社会秩序的建设才能够更好地得以实现。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因素在哪里？民众！只有民众的力量得到发挥与重视，老百姓能够通过正当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怎样倚重民众——这一真正的国家主体，孟子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
水的运动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是无法人为改变的，民众的支持与拥护同样有着必然的规律。爱民、以民为本、做“不嗜杀人者”。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不嗜杀人”就是对统治者最大的期望了。保证人民的生命权力，不要以生命为儿戏。尊重生命是孟子的最低“要求”。这个“要求”透射出多少的悲哀与无奈，一位儒者忧思而颤抖的身影正映射在我们眼前。
不嗜杀人！孟子的最低要求，是儒家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原则的底线，进而才可能“定于一”。用爱民而使民归心的方法而不是穷兵黩武的武力统一。对于国家的稳定，武力当然是必要的，但孟子以及其他儒家贤哲都断然否定了它作为首选的可能性。为什么？孟子异常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稳定的根本条件所在，即包括“不嗜杀人”在内的对民众的最低权益的承诺，这一思想如果出现在现代话语中则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立足于维护人的基本权益才能得到拥戴，才能期盼稳定和统一。
孟子在重申和明确了统一是国家安定发展的必然前提的同时阐明了儒家实现稳定的政治主张——抑制对贪欲的无度追求，保护人民的基本权益。这说明了孟子的政治思想的重心所在，它就是“以民为本”。假如孟子认为民众的力量不足以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民众利益的维护无法在根本上保证国体的稳定，那么“定于一”的政治夙愿自然不会如此去实现。这一探讨现在看来似乎是多余的，民众的力量作为主导在今天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两千年前如此结论无疑是“创举”。尽管史料流传下来的先哲垂训早已经把“民意”作为“天意”的显现方式来教导特权者要世代畏畏，但落实到具体的施政方法上并不是有章可循的。孟子大力倡导民本思想并提出具体的爱民、保民、扶民等措施，在实践中遵循“民为邦本”的社会规律呈现出他作为伟大思想家和杰出的政治家的精神成就。
五、保民
作为一个整体，民众在历史中担当着国家和社会生存发展的主导角色，而在具体的时势面前，面对占有国家强力机器和绝对资源的统治集团，民众无疑是弱势的。“保民”作为儒家极富特色的思想观念被孟子系统地提了出来。
如何保民？孟子主张的社会构想并不是纸上谈兵的一句空话。孟子并不是“理论家”，乐于坐在书斋中构思自己的“思论体系”，他的社会建设方案是由现实发出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针对社会的基石和基本生产单位——家庭，孟子给予了衣食冷暖、养生送死的深切关怀。他主张对民众生活的关心要落实到每一个家庭，落实到他们的吃饭穿衣，养老育幼的人生每一步。要保民就要切实维护民众的生存权，维护民众的生存权就要确保他们对生产资源的合法占有。
庭院经济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必须品的来源。五亩之宅植桑养蚕纺织自给御寒之衣就解决了；养殖“鸡豚狗彘之畜”副食品来源就有了保证；主食的来源依靠必要面积的土地，其产权是受到保护的。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拥有就保证了他们的主食供给，这样民众就有了“恒产”，生活就有了信心，社会的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冒险犯难就失去了必要。善良淳朴的民众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
孟子在针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用刑罚来解决，极端手段不是用来消解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儒家向来不主张严刑峻法，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提倡仁政德治，倡导和谐注重人道。面对基本生活无法保障的民众对法律的触犯，孟子首先在统治者身上找原因：“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他把民众迫于生活压力的铤而走险归咎于统治集团。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来源并不在于民众身上，“罔民”才是症结所在，解决这一弊端的方法就是切实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面对“……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社会现实，孟子提出了确保民众“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基本方案。核心内容是使民众获得应有的“恒产”，也就是对私有财产和基本生产资料的合法占有，在源头上限制过度的剥夺。当然，这在古代社会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作为儒家美好的社会理想，孟子的“保民”说却始终闪烁着恒久的人文主义光辉，体现着儒学以人为本的崇高诉求。
六、孟子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及其现代学术价值
作为一种系统化，博大而又严密的思想体系，孟子的理论建构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思想地位的。儒家学说在孟子这里得到了又一次成功的体系化完善。作为一种继承，孟子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核心价值。通过解读《孟子》，可以把握儒学的精髓。
孟子思想系统地体现了儒学的民族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经过了极为漫长的发展才会逐渐形成，它保持和维护着民族的精神生命，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体系是防止外来文化入侵保证文化安全的堤防。假如民族自身的文化缺乏竞争力，缺乏亲和力，缺少发展的潜力，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是很难从容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假如民族传统被外来文化严重干扰，无力拒绝对方的价值观，无法抵制其诱惑，开始效仿、崇拜、内化，将其当作自己传统的一部分，这等同于成为对方的附庸，其他领域的入侵也会如此，最终将彻底失去独立和尊严。
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继承和发展母体文化，找到文化的根，接续断裂的基因序列，明确角色定位。儒学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体文化。它超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局限以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孟子思想中明确找到了依据。孟子在阐述“仁义”思想时显露出的全民关怀，即儒家“泛爱众”的精神，自然而深刻地对民族自身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一个群体的利益进行维护。这种对民族整体利益的关注显然是非策略性的，不是一种手段，不是为了迎合谁，而是一种不变的信仰原则和坚定的行为模式。
〖JP2〗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具备足够的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哪里？其源头只能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迷失了民族角色，丧失了民族价值，自然谈不上竞争力。民族文化必然是长期生活在特定的环境并与之相适应的结果，在固有的环境中，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相比会明显占有优势，立足于这种优势进而可以在全球竞争获得主动权，确立自信心。主导权与自信心的具备又是开拓竞争借鉴外来文化的前提。在“全球化”中，丧失文化自信的后果会是一种“反客为主”的局面，尊严与利益被外来势力所侵夺，对方入主并获利发展，自己只是充当了一个“陪衬”。〖JP〗
通过继承和发展，秉持了母体文化，社会稳定也得到了加强。孟子的“保民”思想以及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论述无疑是睿智的。两千年前的儒者对国家安定民族富强的期盼和实践值得我们付出敬意，值得去承传。“定于一”的深刻表述再次明确了儒学维护和倡导“大一统”，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文化本色，这一豪迈而现实的政治主张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功勋伴随孟子的伟大人格深深印刻在了中国人的中心。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当之无愧是民族统一的重要力量源泉，“仁者无敌”也成为了世界民众爱好和平向往和谐的雄壮誓言。
结论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体文化，儒学所担当的职责和儒家学者所付出的心血使其无愧于这一称号。孟子是一代先哲，他的思想具有特殊而巨大的现实意义。他在两千年前对于“后义而先利”的批判至今充满警示意义；针对短视行为和利益驱动的非正常开发所带来的危机，《孟子》为其指明了正确的对策，“斧斤以时入山林”是一篇生态宣言，倡导着人们保护环境，珍惜自然，防止污染，指导全社会都来尊重自然规律；他对于“狗彘食人食”的痛斥仍然让人触动心灵。仰望孟子，人们看到的是一座文化的山峰。孟子无愧为儒学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位伟人，他的思想足以感召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