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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頌〉的年代，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其三十一篇中大部分的詩篇成詩於西周早期。如向熹說：「（〈周頌〉）大體作於武成康昭四朝（1046-977 B.C.）約一百年間，是西周早期的作品，為西周統治者用於祭祀的樂歌。」[1]這一說法基本代表了現代學術界一般看法，雖微有異同。西文研究著作中，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在《周頌》裡，有些詩歌沒有押韻，有些部分押韻，是所謂的“自由韻律體系”（Free rime system）。高氏並對《詩經》中三頌部分的用韻都作了深入的研究。[2]夏含夷（Shaughnessy）在“From Liturgy to Literature: The Ritual Context of the Earliest Poems in Book of Poetry”中指出此詩未用韻的特徵、行與行之不勻稱及其他的語言特徵，都證明了傳統將此詩認定為西周早期之作的說法是正確的。[3]夏含夷又推論此詩為在“禮儀進行時所吟誦”的禱祝之詞。[4]日本學者松本雅明指出在〈周頌〉三十一篇裡，歌頌文王的有七篇，如加上〈清廟〉這一篇則為八篇；歌頌武王(1046-1043 B.C.)有四篇，如加上〈雝〉，則為五篇，歌頌成王(1042-1021 B.C.)的有三篇，后稷、康王(1020-996 B.C.)、大王各一篇。認為也是周初宗廟祭祀的作品。並且推測在祭祀中活動中，有些角色扮演的類似早期戲劇表演的行為。其中有些詩是工祝的角色所歌誦的，有些則是神保所歌誦的。[5]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推想。在松本看來，〈清廟〉這首詩就是神保所歌誦的。而其他各篇或為神保所歌，或為工祝所唱，其時代也是在西周初年。以上諸家都以金文為依據，對〈周頌〉年代作合理的推斷。
筆者在〈「万（萬）舞」與「庸奏」：殷人祭祀樂舞與《詩》中三頌〉一文中認為商代甲骨文和《詩》、《書》、《春秋三傳》等文獻中所說萬舞和庸奏，最初都在商代祭祀中用於迎神娛神的樂舞樂歌形式。「庸」與「頌」古音同部，聲紐相近，庸本是商代樂鐘之名，甲骨文中其字形作「 」，也是當時一種祭祀禮樂之名，而周人在學習商人之禮樂文化時，既採其用其體式，又需標榜獨立性，故有頌這種詩歌音樂舞蹈體式。[6]筆者認為：
商周嬗代之際，周人的文化及其音樂文明是落後於商的。僻處西陲的「小邦周」作為商的屬國，雖然在軍事崛起之後，東向戰勝了曾經是其宗主的「大邑商」，但是在文化上尚處於弱勢。所以在文化上周人對商的態度是一方面是要學習、吸收其文化，另一方面郤是又要加以限制和改造。限制是出於畏懼，改造是為標榜自身的文明程度。正是在這樣一種心態下，商代祭祀中所用的庸奏、庸舞和万（萬）舞，才被吸納和改造成周人的禮樂，並又加以重新命名，這也許就是所謂「周頌」的由來。[7]
這首詩應繼承了商代在禮儀活動中作為祝禱之詞的一些元素。這些商代的詩，一般都以「庸」（＝頌）作為主要的伴奏樂器。而〈清廟〉等篇大概便為周早期模仿商頌之作。關於〈周頌〉的成詩年代，筆者原來基本上也同意諸家的看法，認為〈周頌〉基本上成詩於周初武、成、康、昭時期。但是現在看來這一看法是基於詩歌的內容、用韻、語句特徵所作的一個表面粗疏的判斷。
近年來筆者在研讀金文和《詩經》的過程中，發現在〈周頌〉這部分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别關注：一個是〈周頌〉中的成語成詞的問題；另一個是用韻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實際上牵涉到西周早期的祭祀用語的發展變化問題。筆者認為從金文和〈周頌〉兩相比照來看，當時祭祀語詞經歷了由不規則向規則的方向，並且由雜言向四言固定化的過程。〈周頌〉中許多詞語在兩周金文中都有對應的辭例，有時學者或以為是金文引用詩句，但實際上，並非引詩，而是金文和詩經都在用當時成語，如「以雅（夏）以南」、「日就月將」、「旻（日、敃）天疾威（畏）」、「出入（內、納）王命」、「不敢怠（迨）荒（遑）」（或曰不敢妄【荒】寧）、「夙夜匪（篚、不）解」、「式宴（匽）以衎（侃）」等，率此類也。[8]這些成語實際也是周人早期宗教活動中逐漸形成。《詩．周頌》諸篇在使用祭祀成語的過程中，也是句式逐漸變得規則，向四言形式發展，同時又有一種入韻化的傾向，而這種入韻的傾向，又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文逐漸變得規則，並且入韻，幾乎可以說同步的。也就是說，大約都是在西周中期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後，〈周頌〉詩篇中的許多成詞或套語的運用，與西周銅器銘文上嘏辭是相同的。〈周頌〉中有些詩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思文〉、〈豐年〉、〈訪落〉、〈敬之〉、〈小毖〉、〈酌〉、〈桓〉、〈賚〉等篇中都偶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句式，合金文銘辭而參之，則兩者都是當時宗教活動中常用語詞，而這些語辭在西周中期以後也逐漸開始由雜言向四言化發展，並且定格為成語。
另外一點就是在詩經各部分中，〈周頌〉有一個異於《詩經》其他部分的顯著特點就是其中很多詩都不入韻，據王力的擬音，全篇基本上無韻的詩有〈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臣工〉、〈噫嘻〉、〈武〉、〈小毖〉、〈酌〉、〈桓〉、〈般〉等。[9]其中〈昊天有成命〉、〈時邁〉、〈武〉、〈酌〉、〈桓〉、〈般〉至少其中數篇極有可能是周初創製的〈大武〉樂章的歌詞。[10]王國維曾解釋說其詩不入韻是因為〈周頌〉的聲調較緩。這個解釋是不盡人意的。以西周金文與〈周頌〉諸詩比讀，我們發現西周金文大約也是在共王時期開始向韻文方向演變，而且在宣王時期更是出現了一種普遍入韻的傾向。其中〈周頌〉與金文中某些成語正是在韻文發展的過程，為了入韻而生成的。比如西周中晚期常見的「永保用享」、「用享用孝」、「萬壽無疆」、「眉壽無期」這一類的成語，是從早期的「永保用」、「用享」、「用孝」、「無疆」、「眉壽」等詞變化而來。之所以出現這些四字語詞，也是由於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多以陽、幽、之部為韻。
如果從考古發現的樂鐘來看，〈周頌〉與金文四言成語的大量出現，以及兩者由無韻到雜韻，到有韻的過程，二者近乎同步的發展，這些並非歷史的偶合。四言詩句的定型，以及入不入韻實際上是與西周樂鐘的使用，以及音樂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西周禮樂中最重要的樂器編甬鐘，在西周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才出現了《周禮》中所描述八件一組、與編磬和鎛共同使用的範式。也是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也才真正使用樂鐘正、側鼓雙音構成四聲音階的旋律效果，青銅器銘文特別是鐘鎛銘文上長篇韻文的出現恰恰是在這個時候。如此同步，絶非偶然。考察《詩．周頌》諸篇與西周金文在成語和習語的使用，以及同步發展的現象，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揭示出，在西周中期，伴隨著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並且格式化。
下面讓我們來具體討論一下〈周頌〉與金文中所用的成語，韻文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一. 《詩．周頌．清廟》及〈周頌〉其他諸篇所見金文中成語
《詩經‧周頌》諸篇與金文比照來看，《詩經》中成語的運用，可謂隨處可見。今以《詩．周頌．清廟》為例，稍覘詩與西周早期金文之關係，可以看出其源出為一，都是周人的宗教禮儀活動中，所歌所誦的禮賛之詞。其辭的內容是：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這些禮賛之詞，與西周銅器銘文中所保留的語詞頗多相似之處，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詩中我所標示的黑體的部分，這些事實上都是金文中最為常見的詞語，前人或稱為「成語」，如王國維、屈萬里、劉節等，或稱為「成詞」，如姜昆武等，今人或稱「習語」。[11]但不管如何稱名，應該說明的是這些語詞都是金文和兩周文獻中常見的固定化的表達方式，或者為當時成語的一部分，或者為某一成語的變化形式。下面讓我們具體分析這些詞語與金文辭例之關係，及其在周人宗廟祭祀活動中作用。
於穆清廟
「於穆」一詞，金文中未見。而金文與《詩經》中「穆穆」一詞當是「於穆」之本義。〈清廟〉的下一首詩〈維天之命〉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金文中較常見的是以「穆穆」來狀文王或祖考先王之德，故金文中常見的表達方式是「穆穆」與「不顯」、「明德」相並舉。春秋邾公牼鐘邾公華（集成245）鐘銘文「余畢龏威忌（ ）， （惄）穆不彖（墜）于厥身。」「於穆不已」猶言「惄穆不彖」。金文中多言「穆穆」，並與「廙廙」、「不顯」、「皇且考」、「明德」等相並言，詳見下「秉文之德」條。
肅雍
〈周頌‧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有瞽〉：「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大雅‧思齊〉：「雍雍在宮，肅肅在廟。」這些當與「肅雍顯相」一句合參之。〈周頌‧有瞽〉：「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一詩，《禮記‧樂記》云：「詩云：『雍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何，何事不行？」可知「肅雍」即「肅雝」，並且是「肅肅雍雍」或者「肅肅雝雝」之簡略語。此語金文中亦多見。如宗周鐘（集成260）銘文云：「倉倉 （恖恖）。 （從者從隹）雝雝。用卲各不顯且考先王。」從者從隹之字，學者或云為「鍺」字，或以為「鉠」字，說各不同。以 字及鍺字字形來看，其與金文中肅字之異主要在肅（ ）字下半從 形。上半「聿」形與「鍺」字之「者」形有幾分相近。第不知肅雝（雍）是否即是金文中「鍺雝（雍）」之譌變？鄭剛認為，此「者」形為「尗」字，即「叔」，通「肅」字。[12]集成10285著錄的訓匜，有「尗」字，其形的確與鐘鎛銘文中的「者」旁相近。尗字古音在覺部書紐，當與「寂」相同，與覺部心紐之「肅」字是可假借為用的。王輝云：
繡（幽心）、蕭（幽心）讀為「寂」（覺從），幽覺陰入對轉，心從旁紐。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道經》：「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繡呵繆呵，獨立」。乙本「繡」作「蕭」。通行本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13]
故金文中之「尗尗雝雝」有可能即文獻中之「肅肅雍雍」。金文中從者從隹之字與「鍺」字，疑即詩經中肅字之本字。春秋時期 弔之仲子平鐘銘云：「鍺鍺雝雝，聞于夏東。」與宗周鐘一樣，也是用同一成語形容鐘鼓和鳴之聲。此詞又見於春秋時期之秦公鐘（集成263、266、267、268、269）鎛銘文。曰：「霝音鍺鍺雝雝，以匽皇公，以受大福。」秦公鎛銘（集成270）又云：「其音鍺鍺，雝雝孔煌。」西周晚期梁其鐘（集成188、190、192）銘云：「鎗鎗鏓鏓，鍺鍺 」。經傳疏注中對肅字，幾無例外地釋為敬，如果這個字即是尗字的話，那麼釋「敬」就不準確。金文此字很可能是像聲字，像鳥羽振動之聲。另外，釋雝或雍為和，義差近之，因為此字本也是像聲字，擬鐘鼓等樂器和鳴之聲。「肅」字形容音樂，多以象簫管之聲，如《釋名》卷七〈釋樂器〉第二十三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鄭玄《周禮‧春官注》引逸詩云：「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以此看來「肅」本以用來言鳥羽之振動，後用於祭祀中形容管樂器所演奏出的樂聲；「雝」，或作「雍」「噰」「嗈」等，本以像鳥之鳴聲，用於祭祀中像鐘鼓之鳴。「肅」、「雍」二字可離可合，可重疊，可聯用，引而申之，又用以像祭祀中莊敬肅穆之容。
濟濟多士
《詩．大雅．文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毛傳：「傳云：濟濟，多威儀也。」《詩．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毛《傳》：「濟濟，眾多也。」《詩．齊風．載驅》：「四驪濟濟，垂轡瀰瀰。」整齊美好貌。其字實際上又通「躋」。《詩．大雅．公劉》：「蹌蹌濟濟，俾筵俾几。」鄭《箋》：「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中山王 方壺》：「穆穆濟濟，嚴敬，不敢怠荒。」穆濟為莊敬之義。[14]而《爾雅‧釋訓》：「藹藹濟濟，止也。」則濟濟又有止之義。我以為亦是容止之義。《廣雅．釋訓》：「濟濟，敬也。」《集韻．齊韻》：「濟，濟濟，祭祀容。」此濟濟，當指威儀莊敬之義。故此處釋濟濟為莊敬之義，庶乎近之。
「多士」一詞，殷周時期對諸侯卿士大夫之通稱。《書．大誥》：「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偽孔《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15]《書．多士》：「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偽孔《傳》：「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孔《疏》：「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16]此多士為殷多士。《詩．大雅．文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思皇多士謂周之大夫士也。商金文麗簋銘中有「多亞」一稱，西周金文中有「多倗友」「多僚友」「多宗」「多父」「多正」等稱，又多「者（諸）士」、「庶士」之稱，率此類也。甲骨文中亦多「多亞」「多子」「多子族」之稱。余亦頗疑有多士之稱。如
《合集》：40632 反有辭云：
(1) 貞…多王（士）… (1) …
其中「 」或為王，或為士，殆不易辨。若云「多王」則不文，若為「多士」則庶乎近之。
秉文之德
〈清廟〉之後的〈維天之命〉篇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若與金文中善鼎（集成2820）「對揚皇天子不 休。用乍宗室寶 。唯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純）。」所謂「前文人」，文獻中也作「前寧人」，是指周人之祖先，時亦稱文王。西周晚期井人 （ ）鐘（集成109、111）銘云：「穆穆秉德」。梁其鐘（集成187、189、192）：「不顯皇且考。穆穆異異。克慎厥德。農臣先王。」虢叔旅鐘（集成238、239、240、241、242）：「不顯皇考惠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其中「秉元明德」與〈清廟〉一詩的「秉文之德」聯繫起來看，春秋時期秦公鎛（集成270）：「穆穆帥秉明德。」西周中期師望鼎銘（集成2812）：「不顯皇考， 公穆穆，克明厥心， （慎）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亡斁」。番生簋銘文（集成4326）：「不顯皇且考，穆穆，克慎厥德，嚴才上，廣啟厥孫子于下。」周人重德，故於言神明之可畏之後，往往言「秉文（王）之德」，或者「秉元明德」、「秉明德」、「秉德」，或曰：「克慎厥德」。金文中之「慎」字，有時用「悊」字，作「克悊厥德」（梁其鐘，集成187, 189）；有時用「克 厥德」（梁其鐘，集成192），有時用「克誓厥德」（番生簋蓋，集成4352），有時用「克質厥德」（井人 鐘，集成109、111），楊家村出土之逑盤銘文云：「桓桓克明 厥德」，字當讀為「慎」，[17]故此成語皆稱「克慎厥德」。如文獻中《尚書‧五子之歌》云：「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是反其意而用之。〈召誥〉云：「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多士〉曰：「不明厥德」。《書‧胤征》則用「顛覆厥德，沈亂于酒。」，與《詩‧大雅‧抑》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顯然是同一成語。「穆穆」、「於穆」總是在頌禮祖先的德行或者宗廟之莊嚴。
對越在天
王引之之《經義述聞》卷七云：
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為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答也。〈顧命〉曰：答揚文武之光訓。〉〈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並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為對越，猶發揚之為發越，清揚之為清越矣。[18]
考金文中「對揚」一語，其對象絶大多數為某人，最常見的是「對揚天子休」、「對揚王休」，偶亦有「對揚王命」、「對揚文母福剌（烈）」西周早期匽侯器中之克罍、克盉銘文云：「余大對乃享」，亦對揚之意。由此看來「對越在天」一詞，若云：「對揚在天」，無此文例。王引之的說法故不能成立。《爾雅》曰：「粤、于、爰，曰也。《書》曰：『土爰稼穡』，《詩》曰：『對越在天』、『王于出征』。」[19]當以《爾雅》說「越」通「曰」、「于」、為是。「對越」即「對曰」、「對于」。〈大雅‧皇矣〉云：「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故此詩其文當云：「對于在天！駿奔走在廟。」毛傳云：「對，遂也。」鄭箋：「對，答也。」是毛鄭異說。實際上，金文中「對揚」一詞，「對」即是「揚」，《廣雅‧釋詁》：「對，揚也。」朱熹云對是答，揚是稱，二者無大異，皆稱答之義。故所謂「對越在天」，即「對于在天」。此句與後句「駿奔走在廟」相對而言，前者是言在上者，即面對神明祖考先王，後者是言在下者；前者是言被祭祀的對象，後者是言從事祭祀者。
〈陳風‧東門之枌〉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越即同于，〈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邶風‧擊鼓〉云：「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周頌‧桓〉云：「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故「于以」、「越以」也是一種成詞。
駿奔走在廟
「奔走」一詞在〈清廟〉一詩中非如後世所說的奔走，而是有特定的涵義。以金文相證可知，「奔走」特言在祭祀中「相維辟公」，也就是諸侯大夫卿士佐祭之事。如 乍周公簋（集成4241，亦名周公簋、井侯簋）
隹三月。王令 眔內史曰 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拜 首。魯天子 厥瀕福。克奔 走上下。帝無冬令于有周。追考對不敢彖，卲朕福 。朕臣天子，用典王令。乍周公彝。
這裏用的是「奔走上下」一語形容敬事祀事。除「奔走上下」，金文中亦有「奔走畏天威」一語。西周早期大盂鼎（集成2837）銘云：「朝夕入（納）諫，亯，奔走畏天畏（威）。」言在享祀先王時，奔走在廟，畏天之威。西周中期效卣（集成5433）效尊（集成6009）銘文云：「效對公休，用乍寶彝。烏虖！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亦。其子子孫孫永寶。」可見亦有「奔走夙夜」一語。此語又作「奔走夙夕」，如西周早期麥盉（集成9451）云：「井侯光氒吏麥嗝于麥宮。侯易麥金，乍盉。用從井侯征事。用奔走夙夕。嗝御事。」其他類似的銘例還有西周早期召圜器（集成10360）銘云：「隹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啟進事，奔走事皇辟君休。王自 事賞畢土方五十里。召弗敢忘王休異。用乍 宮旅彝。」也是說召為王事奔走。
金文中「奔走夙夕」、「奔走上下」、「奔走畏天威」與此詩中的「奔走在廟」，皆用以形容與祭之人（辟公）敬事祀事。《尚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禮記‧大傳》云：「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陳喬樅引《禮記大傳注》：「逡，疾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案：逡，《毛詩》作駿，傳云：長也，箋云：大也，義竝與《禮記注》異，說詳齊詩攷。」[20]所以本詩中「駿奔走在廟」，駿字本字有可能為「逡」，其字義則為「長」或「疾」的意思。
不管怎麼說，「奔走」一詞最初都是用以言宗廟祭祀之事。《尚書‧酒誥》：「奔走事厥考厥長。」《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禮記‧祭統》中所記載的孔悝之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可見此詞與後來一般意義上的奔走並不完全相同。在西周時期，「奔走夙夕」、「奔走上下」、「奔走無射」、「奔走畏天威」、「奔走事某人」、「奔走在廟」都是當時成語。「奔走夙夕」「奔走夙夜」是說日夜敬事祀事；「奔走在廟」是指出從事祭祀的地方；「奔走上下」、「奔走無射」是言其黽勉從事的狀態；「奔走畏天威」、「奔走事皇辟君休」是强調祭祀和敬事的對象。
不顯不承
「不顯」一詞，金文最為常見。是稱頌對揚之語。一般用於稱美祖先及君主。如西周銅器中以下數例：
單白 生鐘：「不顯皇且剌考，逑匹先王。」
梁其鐘云：「不顯皇且考，穆穆異異，克慎厥德，農臣先王。」
虢弔旅鐘云：「不顯皇考惠弔，穆穆秉元明德。」
西周早期史獸鼎（集成2778）云：「對揚皇尹不顯休。」
西周銅器如利鼎、康鼎、大鼎、噩侯鼎、衞簋等皆云：「對揚天子不顯休。」
其他例證尚多，不煩枚舉。故所謂「不（丕）顯」總是用於稱美先祖先考，或者皇尹、天子。「丕承」之例比較少見。戰國銅器梁十九年亡智鼎（集成2746）「穆穆魯辟。省朔旁。躳于茲巽。鬲年萬丕承。」[21]其他「不承」或「丕承」之例雖未見，但金文中亦有「亡承」一語。如西周孝王(891-886 B.C.)時期的師訇簋（集成4342）云：「師訇：哀才（哉），今日天疾畏，降喪首（道）德，不克 古，亡承于先王。」其中，「日天疾畏」即《詩經》中多見之「旻天疾威」，金文中亦常見此成語，如毛公鼎（孝王(891-886 B.C.)時器）作﹕「敃天疾畏（威）」。「首」字我認為是「道」字之省形。〈小雅‧召旻〉云：「旻天疾威，天篤降喪。」〈雨無正〉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總之是衰世中常見的一種君子質問蒼天的語氣。「 」字不審何義，金文常云：「不 」，如眉縣楊家村發現的四十三年逑鼎云：「不 不井（型）」。師望簋云：「望肇帥井（型）皇考，虔夙夜，出內王命，不敢不 不 」。「 」字不識，學者有釋為畫的，有釋為規的，但證據尚不塙鑿。[22]以師訇簋銘文來判斷，其義大略似「述」「法」「規」這一類的意思。我認為讀「遹」的可能性比較大。其字上半從「聿」，〈大雅‧文王」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毛傳云：「聿，述。」李富孫云：
《漢東平思王傳》引作述脩。《後漢‧呂強傳》亦作述(〈大明〉：「聿懷多福」。〈繁露‧郊祭〉引作「允懷」，聿、允聲相近)。案〈釋言〉曰：「律，遹，述也。」孫炎云：「遹，古述字，讀聿。」(段氏曰：「古文多以遹為述故。故孫云爾。謂今人用述，古人用遹也」)。毛《傳》聿、遹皆訓述，即本〈釋言〉文。左氏(文二年，昭廿二年)《傳》引此詩杜注竝訓為述，〈匡衡傳〉、〈呂強傳〉、〈文選首記總論〉注皆同。聿、述與遹，字異而義同。段氏曰：「古聿、遹同字，述、遂同字。」[23]
以段玉裁說證之，則師望鼎銘之「虔夙夜，出內王命，不敢不彖不 」，當讀為「虔夙夜，出內王命，不敢不述不遹」。「 」、「 」二字字義相近相同而連續否定，在金文、文獻中均常，特別是詩經中，如所謂「勿砍勿伐」、「不稼不穯」、「不狩不獵」、「不震不動」、「不僭不濫」等等。
而「亡承于先王」，當然是不能踵武先王的意思。故「亡承」與「不（丕）承」義正相反。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七云：「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為『武王(1046-1043 B.C.)烝哉』之烝。」[24]《尚書‧君奭》：「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尚書‧君牙》：「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1046-1043 B.C.)烈。」〈大雅‧文王有聲〉每章尾句云：「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皇王烝哉」、「武王(1046-1043 B.C.)烝哉」。除與烝字通外，「不承」的「承」亦與「時」通。《大雅‧文王》篇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
按：不，為語詞。《玉篇》曰：『不，詞也。』是也。故《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不、丕古通用，『丕』亦語詞。『不顯』，猶『丕顯』也。時，當讀為『承』，時、承一聲之轉。（《大戴禮．少閒篇》：『時天之氣』，即承天之氣。〈楚策〉：『仰承甘露而領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皆時、承古通之證。按王引之《經義述聞》別有考，可參。）『不顯』、『不時』猶〈清廟〉言『不顯不承』，《尚書》言『丕顯丕承』也。王尚書釋〈周頌〉『不承』曰：『承者，美大之詞，當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今按此詩帝命不時，時讀承，亦當訓美。帝命曰時，猶天子之命曰休命、曰大命也。
馬說丕亦語詞。以金文中常用「丕顯皇祖考」、「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可證，馬說誠是。〈大雅‧文王〉云：「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按照馬瑞辰的說法，「時」、「承」一聲之轉，「丕承」就是「丕時」。「時」、「寺」、「持」古多通，金文中常見者為從口從寺之形。春秋早期上曾大子鼎銘：「父母嘉寺（持），多用旨食。」字形作 。戰國早期楚王酓章鐘（集成84）「永持用亯」之持，字作 。所以所謂「不（丕）顯不（丕）承」也是當時常用的祭祀用語。於〈清廟〉中是合而言之，而於〈文王〉中則為分而言之，而云：「有周丕顯，帝命丕時（承）」。亦猶「猗儺」（隰有萇楚）一詞，於《商頌‧那》則拆為「猗與那與」，於〈隰桑〉又變為「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無射于人斯
《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故「無射」即為「無斁」，經傳中甚明。《詩經》中「無斁（射）」一詞，所用不少，茲列舉如下：
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周南．葛覃），《禮記‧緇衣》及〈表記〉引作：「服之無射」。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大雅．思齊）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周頌．振鷺）《禮記‧中庸》引作：「在此無射」。
思無斁，思馬斯作（魯頌．駉）
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魯頌‧泮水）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小雅．車舝）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大雅．思齊）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周頌．清廟）
不惟詩中所用如此，金文亦常見，如師訇簋（集成4342）「盩龢 政。肆皇帝亡睪。臨保我厥周。 四方民，亡不康靜。」毛公鼎（集成2841）「龏堇大命。肆皇天亡 。臨保我有周。不 先王配命。敃天疾畏。」[25]此外梁其鐘（集成187, 188）云：「皇且考其嚴才上，萖萖。降余大魯。福亡睪（ ）。」史牆盤（集成10175）銘文云：「昊 （ ）亡睪（ ）」。其他尚有西周中期繁卣（集成5430）「公啻 辛公祀，衣事亡睪（ ），公蔑繁曆」靜簋（集成4273）：「邦君射于大池。靜學無 （ ）。」比較早出現可能是西周早中期的 方尊（集成6005）其銘文云：「 既告于公休亡睪（ ）。敢對揚厥休用乍辛公寶尊彝。用 夕配宗。」其字字形與靜簋、繁卣相同，當為睪字無疑。揆諸文例，無斁似當從前人所注作「無厭」（毛《詩‧周南‧葛覃》傳）「無已」（聞一多說）「無度」解。《禮記．祭統》記衛孔悝之鼎銘曰：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西周晚期南宮乎鐘（集成181）云：「兹鐘名曰無睪（ ）」。說明無斁作為十二律名，在西周晚期已經出現。這也印證了《國語》中的記載，周景王欲鑄「無射」之鐘，單穆公諫曰不可。景王未從單穆公之諫，而徑鑄「大林」。[26]《周禮‧大司樂》也記載了：「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27]
故「無射于人斯」也是一句成語的運用。成語的運用，往往詞句有離有合，音讀亦或同或近，未必完全按既有的文字、順序、及音讀。若以〈清廟〉一詩與〈大雅．思齊〉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及〈周頌．維天之命〉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其中〈大雅．思齊〉中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一語，實際就是師訇簋和毛公鼎銘文中「臨保我有周」一語之變形。臨在金文中多與「監」字通，〈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所謂臨下即是監臨下方，故其下文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瘼）。」〈大雅．烝民〉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所謂「天監有周」、「保茲天子」，也是將「臨保我有周」這一成語拆開來運用。這種分拆的用法亦見於金文，如西周初康王(1020-996 B.C.)時期大盂鼎（集成2837）銘：「古天異臨子，灋保先王」。言上天監臨下方，保佑周王也。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其語詞之相襲與分合之痕跡，究其實質，蓋都是周人宗教活動中所用禱祝語詞，故其相似性及沿襲性是不足為怪的。
〈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的一些篇章對讀，則祭祀用語是固定化的，其間離合變化，皆可尋繹。若再以金文證之，會發現詩經中常用祭祀用語極多。僅〈周頌〉中就有如下成語，在西周金文中以不同形式亦可見，如：
維周之楨 克配彼天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競維人（無競維烈） 子孫保之 我將我享 儀刑文王 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 日就月將 駟介旁旁 奄有四方 於乎悠哉 以享以祀（以孝以享），以介景福（以介眉壽） 我求懿德 允王保之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 降福簡簡（降福孔皆、降福孔夷） 威儀反反 在此無斁 庶幾夙夜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綏以多福 永言保之 胡考之寧（胡考之休） 陟降厥士 天命匪解 桓桓武王 於昭于天
〈周頌〉中其他可與金文比讀的類似成語和習語的文例尚多，不煩枚舉，在本文下部分討論時，筆者會有更多舉證，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成語實際上都是在西周中晚期祭祀語詞之四言韻文化過程中形成的。
二. 從西周金文看銘文由雜言向四言的發展
如果從考古發現的樂鐘來看，入不入韻實際上是與音樂的發展及樂鐘的使用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知道商周的樂鐘有一鐘雙音的特點，根據考古發現，商代中心區域所見樂鐘－庸及西周早中期的甬鐘，多為三件一組，只有婦好墓的亞弜鐘是五件一組，而其主要組合模式除亞弜庸為四聲徵調外，其餘或為三聲宮調、三聲角調；或為二聲宮調或羽調。換言之，其旋律是比較簡單的。西周穆王(976-922 B.C.)（976-922 B.C.）時期是規律性雙音鐘出現的起點，從此以後，西周編甬鐘的正側鼓音呈現了規律化的小三度音程關係。我以為在音樂上使用四聲音階與西周祭祀語言四言化有直接關係，而祭祀語詞的四言化又直導四言詩體的形成。經仔細考察，筆者發現：與音樂的發展相對應，西周青銅器銘文也經歷了由雜言向四言，由無韻到入韻的變化。讓我們看看金文語句的變化。
在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前，西周的銅器銘文句式多不規則，每句長短不一，無明顯格式化的特點。自共王(922-900 B.C.)時期的史牆盤銘文出現，我們才看到，其文例有趨向於每句四言的傾向。共王(922-900 B.C.)時期的銅器中，有周初畢公高的後人作的盠方彝，其銘文後面一段有四言化用韻的傾向，銘文云：
盠拜稽首，【幽】敢對揚王休，【幽】用作朕文且【魚】益公寶尊彝。【脂】盠曰：「天子不 ，【魚】不其萬年，【真】保我萬邦。【陽】」[28]
這一段銘文如與〈江漢〉一詩之卒章內容和句式都非常相似。〈大雅．江漢〉之卒章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前四句是幽部，第五第六兩句是之部，最後兩句是職部。之幽合韻，之職陰入對轉。用韻十分規整。
兩篇文字內容極其相近；句式當然〈江漢〉是標準的四言詩，但盠方彝銘雖不完全規範，卻有向四言句式發展的趨向；而在用韻方面，盠方彝銘顯然尚不合乎後來的形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盠曰」之後的一段盠所說的話：「天子不 ，【魚】不其萬年，【真】保我萬邦。【陽】」，其行文不但與〈江漢〉之卒章相似，與〈小雅．瞻彼洛矣〉末四句：「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其行文亦何其相似乃爾，而〈小雅．南山有臺〉迭云：「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又云「遐不眉壽」、「遐不黄耇」，又云：「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使用的都是與盠方彝銘中同源的成語，也是金文中習見的祝嘏之辭。而盠方彝銘與〈大小雅〉的區别只在未用韻而已。可以確定的是，〈大雅．江漢〉是頌揚周宣王(827-782 B.C.)大臣召伯虎的作品，較諸共王(922-900 B.C.)時的盠晚了百年，從盠方彝銘看得出來，雖不押韻，但從共王(922-900 B.C.)時期到宣王(827-782 B.C.)時期，有些銅器銘文的句式是向整齊四言的方向發展，還是十分明顯的。學者如徐中舒、陳夢家、張振林、彭裕商、韓巍等都曾對金文中所見兩周習語作過斷代的研究，日本學者林巳奈夫都曾經指出，可以從銅器銘文的語言形式多少判斷出銘文的時代特徵，並運用這一方法，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參照方法。[29]其中林巳奈夫之文以表列的方式，以格式化的語辭為經，時代為緯，對殷商到春秋前期的金文的語辭作了詊盡的分列，饒有貢獻。以表五ノ１〈作器に闗する願望〉來看，金文中表達願望的格式化語言「其永寶」（四例）、「子子孫孫其永寶」（一例）、「其萬年用」（一例），這三種金文中格式化祝願之辭是在林巳所說的西周I期B段康王（［1020-996 B.C.］昭王［995-977 B.C.］時期）才開始出現，而其他語辭如「子子孫孫萬年永保用之」之類的套語是在西周中期也就是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才開始流行，[30]而也是在穆王(976-922 B.C.)時期周王在宮廷實行冊命禮的銘文才開始出現。而「永寶用享」一詞也是西周中期才開始第一次出現，西周晚期（夷、厲、宣、幽）才開始廣泛使用。我們以表列的方式，可以看到金文和〈周頌〉諸篇中一些習語的出現，大部分是在西周中晚期，穆王共王以後：
周頌中語句
武成康昭
穆共孝懿
夷厲共和
宣王幽王
克配彼天思文
司配皇天胡鐘
先王配上下五祀胡鐘
巠雍先王，用配皇天胡簋
永保四方，＊配皇天。南宮乎鐘
不 先王配命毛公鼎
奄有四方執競
奄有四方皇矣
灋保先王，匍有四方。大盂鼎
匍有四方。興鐘
雁受大命，匍有四方。五祀胡鐘
永保四方，＊配皇天。南宮乎鐘
雁受大命，匍有四方。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逑鼎、逑盤師克盨
于以四方桓
遘于四方保尊保卣
四方民，亡不康靜師訇簋
若否 四方毛公鼎
於昭于天桓
卬卲皇天毛公鼎
克定厥家桓
奠保我邦我家弔向父禹簋
夾召先王，奠四方禹鼎
則乃祖奠周邦訇簋
夙夜敬止閔予小子
我其夙夜我將
夙夕將亯雁公鼎曆方鼎
用夙夕配宗方尊
用事夙夕恒簋蓋
虔夙夕卹厥死事追簋
敬夙夕勿灋朕命牧簋
虔夙夕辟天子梁其鐘
夙夕敬念毛公鼎
敬夙夕用事元年師駛簋
敬夙夕勿灋朕命師克盨蔡簋
敬夙夕用事勿灋朕命大克鼎
無競維烈執競
無競維人烈文
尹其亘萬年，受厥永魯亡競才服高卣
亡克競厥剌班簋
亡競我隹胡鐘
畏天之威我將
旻天疾威
亯奔走畏天畏大盂鼎
天畏不屯陟班簋
今日天疾畏師訇簋
敃天疾畏毛公鼎
陟降厥家訪落
陟降庭止訪落、閔予小子
陟降厥士敬之
大神其陟降嚴祜鐘
其瀕才帝廷陟降胡簋
文人陟降五祀胡鐘
以孝以享載見
以享以祀潛
用笹亯孝，其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亯且日庚簋
用敢鄉孝于皇且考仲柟父鬲
又孝福孝考白鼎
用夙夜亯孝方鼎
亯孝妥福方鼎
子子孫孫用寶，日用亯孝井南白簋
用孝用享姬鼎、曾伯陭壼
永用享孝仲爯父鼎
用享孝于某人辛中姬皇母鼎、弔噩父簋、此鼎、白鮮鼎
用朝夕亯孝仲殷父簋
用亯用孝，萬年眉壽。白椃虘簋
用亯用孝，祈匄眉壽。尌仲簋蓋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烈祖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雝
綏以多福載見
尹弔（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蔡姞簋
唯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善鼎
眉壽多福等語之西周晚期之金文辭例，不可勝舉。（詳見林巳奈夫之表五ノ2及表六。）
降福孔皆豐年
降福孔夷訪落
降福穰穰豐年
降福簡簡豐年
降余多福胡簋
降余多福弔向父禹簋
降多福無（疆）弔旅魚父鐘
降余大魯福梁其鐘
降余厚多福無疆井人佞鐘
降余魯多福無
疆士父鐘
降旅多福虢叔旅鐘
不顯成康執競
不顯不承清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天之命
不顯維德烈文
不顯考文王天亡簋
不顯高且亞且文考鐘
不顯文武，雁受天命師訇簋
不顯文武，受命訇簋
不顯文武。毛公鼎
不顯文武。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逑鼎、逑盤
於乎悠哉訪落
烏虖焂敬哉弔 父卣
烏虖哀哉禹鼎
以上只是約舉數例，可以看出金文中文辭向四言化發展的明顯痕跡。要說明的是此表並不完全，其他例證尚多，本文囿於篇幅，不能一一盡舉。其中尤以西周晚期金文中銘末語詞的四言化更為清楚，如「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一詞成為夷厲宣幽時期最常見的銘末祝嘏之詞。
三. 金文的韻語化與韻文的形成
在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前，西周的銅器銘文多不押韻。徧覽西周金文，我發現在共王(922-900 B.C.)以前的銅器中只有極少數局部入韻的銘文，如武成時期的大豐簋（又名天亡簋，集成4261）、乍冊夨令簋（集成4300），郭沫若雖列其為韻文，但是顯然是可議的。而如陳世輝、陳邦懷所補，大多是短銘，其中早期銅器上的銘文雖偶爾合韻，通篇來講，尚不能以韻文視之。[31]作於康王(1020-996 B.C.)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銘文共二百九十二字，其中開始幾句有用陽韻的傾向。如云：「不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1046-1043 B.C.)。嗣玟乍邦。闢厥匿。匍有四方。正厥民。在事。酉無敢。有髭祀無敢。古天異臨子。保先王。匍有四方。」（集成2837）從銘文通篇來看，「王」、「方」二韻字之重複使用，其用韻不似有意為之。[32] 其他尚有如辛鼎，亦不能遽斷為是。[33]而共王(922-900 B.C.)時期的史牆盤銘文的用韻，則似刻意之作。其銘云：
曰古文王。【陽】初龢于政。【耕】上帝降懿德大。【耕】匍有上下。受萬邦。【陽】圉武王。【陽】遹征四方。【陽】達殷民。【真】永不狄。伐夷童。【東】聖成王【陽】左右剛鯀。用周邦。【陽】哲康王。【陽】尹彊。【陽】魯卲王。【陽】廣楚。【耕】隹南行。【耕】祗穆王。【陽】井帥宇誨。【之】寧天子。【之】天子，【寒】文武長剌。【月】天子無。【月】祁上下。【魚】亟慕。【鐸】昊亡。【鐸】上帝司夏。【魚】尪保受天子綰令。【真】厚福豐年。【真】方亡不見。【寒】青幽高且。【魚】才霝處。【魚】武王既殷。【文】史剌且，【魚】來見武王。【陽】武王則令周公，【東】舍寓于周。【幽】卑處甬。【東】惠乙且匹厥辟。【錫】遠猷心。【侵】子明。【陽】亞且且辛。【真】毓子孫。【文】髮多。【之】櫅角光。【陽】義其祀。【之】
從我所標示的可以看到，銘文的前半段是用耕陽合韻、東韻、耕真合韻。後半段從「井帥宇誨」以下，先用之韻，月韻，之後魚鐸陰入對轉通韻，再之後的幾句可能脫韻，銘文最後仍回到之部。通篇句式以四言為主，故史牆盤雖然不能說是一首標準的四言詩，但具有明顯的韻文化的傾向。同期的應侯見工鐘（集成107-108）銘文顯示了不太成熟的韻文特點：
圖：李建偉、牛瑞紅編：《中國青銅器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373。
隹正二月初吉。王歸自成周。雁侯見工遺王于周。辛未王各于康。 白內右雁侯見工。易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用乍朕皇且雁侯大林鐘。【東】用易釁壽永令。【真】子子孫孫，【文】永寶用。【東】[34]
共王(922-900 B.C.)時期的史牆盤、應侯見工鐘出現韻文化的傾向絶非偶然，而是與周人在西周中期的音樂發展，編鐘的四聲樂調開始定型有很大的關係。我認為「永寶用享」一詞正是金文韻文化過程中的自然產生的一個語辭，在西周早中期，銘文最後的祝願詞一般都是「永寶」、「永寶用」、「永用」，另外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形式，之所以出現「永寶用享」一詞，很可能是為了入韻，因為金文在韻文化時，最常見的是以陽部韻收結，而「永寶用享」之前入韻的一句一般都是「眉壽無疆」、「萬壽無疆」、「多福無疆」、「萬年無疆」一類詞西周中期始出現，晚期始流行之詞。其出現當也與韻文化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些詞語本是商周時期祭祀中所用祝嘏之辭。從金文和《詩經》來看，這些祝嘏之辭對於西周中期韻文的形成亦饒有貢獻。如金文中「亡（無）彊（疆）」一詞雖然在西周早期的辛鼎（集成2660）銘文中出現，曰：「辛作寶其亡（無）彊（疆）」，但是定格化為後來的「眉壽無疆」、「萬壽無疆」、「多福無疆」、「萬年無疆」等成語成詞，最早恐怕是在西周懿、孝時期的組及夷厲時期的眉縣楊家村逑組銅器上，最常見的格式是銘文最後以「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的祝嘏之辭收結，其用韻的特點很明顯，如2003年發現的眉縣楊家村逑盤、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逑鼎銘文文末皆有「眉壽綰綽，臣天子，逑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之語，逑鐘銘文則於文中云：「肆天子多賜逑休，天子其萬年無疆，耆黃耇，保奠周邦，諫乂四方。」[35]有意用韻的例證是西周晚期的豐白車父簋（集成4107），其銘文云：「豐白車父作尊簋，用匄眉壽，萬年無彊，子孫是尚，子孫之寶，用孝用享。」五句中一、四以幽部為韻，二、三、五以陽部為韻，韻文所帶來的旋律效果，令人回味。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夷厲宣幽時期的銘文結語，是由前舉之應侯見工鐘銘文之「用易釁壽永令。【真】子子孫孫，【文】永寶用。【東】」，進一步韻文化、四言化演變過來的。
而上舉這些「無疆」成語在《詩經》亦多處可見，如「萬壽無疆」（《詩‧豳風‧七月》、《詩‧小雅‧天保》、《詩‧小雅‧南山有臺》、《詩‧小雅‧楚茨》、《詩‧小雅‧信南山》、《詩‧小雅‧甫田》）、「壽考萬年」（《詩‧小雅‧信南山》）。「萬世無疆」（《書‧太甲》）、「受福無疆」（《詩‧大雅‧假樂》）、「申錫無疆」、「綏我眉壽，黃耇無疆」、「降福無疆」（《詩‧商頌‧烈祖》）、「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這些例證雖不能說明這些詩篇的準確年代，但至少可以說明它們不太可能早於西周中晚期，也就是懿王(899-892 B.C.)時期。像《詩‧周頌‧烈文》這篇我們原以為是周初的詩篇，如此看來，其時代恐怕要後推。傳世銅器中之白椃虘簋（集成4091），不知器主與懿王時期之虘是否同一人，銘文以幽部入韻，云：「白椃虘肇乍皇考【幽】剌公 簋，用亯用孝，【幽】萬年眉壽，【幽】在位，子子孫孫永寶。【幽】」還有一件有在斷代上爭議的銅器是現藏於故宮的耳尊（集成6007）也是用幽部韻，其銘文云：「隹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師耳對揚侯休。【幽】乍京公寶 彝。京公孫子寶。【幽】侯萬年壽考。【幽】黃耇。【侯】耳日䴗休。【幽】」彭裕商定其為西周中期時器，是可信的。該器銘的最後四句話的四個韻字是幽侯合韻。可以看得出來，用韻行文尚不如宣王時期器銘之圓轉自然。但顯然，像「萬年眉壽」、「用享用孝」、「萬年壽考」、「眉壽黃耇」等成詞，是在金文韻文化過程中，為合幽部韻而演變出來的。與此相類，為合之部韻，金文中亦出現了「萬年無期」、「眉壽無期」、「屯魯多福」、「妥厚多福」等一類之職通韻的成語。
由此我們又注意到，西周金文中的韻文用韻最常見的是「之」、「幽」、「東」、「陽」、「真」等部，而這一現象與《詩‧周頌》中的用韻情況，亦大致相符。
《詩‧周頌》三十一篇，除前文所提到的不入韻的數篇之外，大部分都是以此數韻行。以王力所製的韻讀為本，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十一篇的用韻情況如下：
〈清廟〉無韻
〈維天之命〉無韻
〈維淸〉真耕合韻
〈烈文〉前半東陽合韻，後半真文耕合韻
〈天作〉陽韻
〈昊天有成命〉無韻
〈我將〉前半之部，換陽部，最後兩句脫韻
〈時邁〉無韻
〈執競〉太半陽部，最後兩韻元部
〈思文〉中間兩句真韻，前後無韻
〈臣工〉前兩句真韻，其他無韻
〈噫嘻〉無韻
〈振鷺〉前半東韻，後半鐸魚通韻
〈豐年〉脂韻
〈有瞽〉魚部轉耕部
〈潛〉前兩句魚韻，後四句之職通韻
〈雝〉前四句東覺交錯為韻，轉幽之真侯幽之
〈載見〉前大半為陽部，後四句幽魚交錯
〈有客〉前半以魚韻為主，後半微脂合韻
〈武〉無韻
〈閔予小子〉幽之合韻，轉耕，轉陽
〈訪落〉之幽合韻，轉月元通韻，轉魚
〈敬之〉前七句之部，後三句陽部
〈小毖〉無韻
〈載芟〉〈良耜〉兩篇長篇比較複雜，多次換韻
〈絲衣〉之幽合韻
〈酌〉〈桓〉無韻
〈賚〉之部
〈般〉無韻
《詩‧周頌》三十一篇的用韻與西周中晚期金文用韻大致相合，這恐怕要引起我們聯想到這些詩篇與西周金文的密切關係，並由此懷疑以往的關於〈周頌〉三十一篇皆創作於武、成、康、昭時期的論斷。〈周頌〉諸篇除無韻諸詩以外，可能大多數產生於西周中晚期。
四. 音樂的發展與金文韻文的形成
圖：亞弜庸（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圖13）
我們知道商周的樂鐘有一鐘雙音的特點，根據考古發現，商代中心區域所見樂鐘－庸及西周早中期的甬鐘，即李純一所說的「濫觴期」的甬鐘，多為三件一組。商庸之中只有婦好墓的亞弜庸是五件一組，而其主要組合模式除亞弜庸為四聲徵調外，其餘或為三聲宮調、三聲角調；或為二聲宮調或羽調。濫觴期的西周編甬鐘，據李純一云：「象殷庸那樣，也是形體較小，三件一組，而且在組合上也可能倣效殷庸或受其影響。」換言之，武成康昭穆時期，西周樂鐘還是基本因襲了晚商的三件成組、形體較小、旋律是比較簡單的特點。[36]西周穆王(976-922 B.C.)（976-922 B.C.）時期是規律性雙音鐘出現的起點，從此以後，西周編甬鐘的正側鼓音呈現了規律化的小三度音程關係。[37]1960年在陝西扶風齊家村發現的兩組八件套的西周晚期前段的中義鐘，和西周晚期的柞鐘，都有如下特點：
從調整後的推測音列分析，柞鐘的編列應該與中義鐘的編列規律相同，即兩件大鐘的單音形成小三度的羽－宮結構，六件小鐘的正鼓音形成角－羽－角的四五度關係，側鼓音則以小三度構成宮音和徵音，共同組成羽、宮、角、徵四聲音列。[38]
此外，考古學家又對約當西周孝王(891-886 B.C.)時期的陝西扶風莊白村窖藏微史家族的編鐘、宣王(827-782 B.C.)時期的眉縣楊家村的逑鐘、河南上村嶺虢國墓地編鐘、山西曲沃的厲王時期晉侯穌編鐘等音高和編列等作了分析和推測，基本可以斷定它們與中義鐘和柞鐘一樣，其四聲音列也可以組成一個羽調式音階。顯然羽、宮、角、徵四聲構成了西周中期以後編鐘的基本旋律特點。[39]
與此相對應的是，西周青銅器銘文，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是西周中期以後四言套語的出現；第二是西周中期以後金文越來越普遍用韻的傾向。而在銅器銘文尤以編鐘銘文，四言化與韻文化的發展脉絡更為明顯。下面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
從懿王(899-892 B.C.)孝王(891-886 B.C.)時期的微史家族的 組銅器來看，編鐘八件及八件以上的組合在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開始成形，而雙音的使用構成徵調四聲的音樂特點，西周樂鐘上的銘文的四言化及韻文化的傾向變得相當明顯。[40]典型的例證就是微史家族的 所屬的銅器。在一九七六年於扶風莊白出土的一百零三件銅器中，有銘文者有七十四件，屬於 的就有四十一件。其器有四年 盨一（941 B.C.）一，三年 壼（942 B.C.）一，十三年 壼（932 B.C.）二， 簋八， 爵三， 盆二， 鋪一， 匕二，微伯 鬲五，傳世的銘拓中尚有三年 鼎（942 B.C.）一，此外還有就是 鐘十四件。這些 器上都有銘文，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只有鐘的銘文句式是相對整齊的四言句，也只有鐘銘是多半入韻的。其銘曰：
，【元】 夕聖。【陽】
追孝于高且辛公，【東】文且乙公，【東】皇考丁公，【東】龢鐘。【東】用卲各喜侃，【元】樂前文人。【真】
用壽，【幽】匄永令。【真】
綽綰。【元】彔。【屋】屯魯。【魚】弋皇且考，【幽】高對爾剌。【月】嚴才上，【陽】豐豐【鐸】，妥厚多福。【屋】
廣啟 身。【真】
于永令。【真】
褱受余爾福。【屋】 其萬年。【真】
櫅角光。【陽】義文神。【真】
無彊福。【屋】用光 身。【真】
永余寶。【幽】
我們可以看到，銘文是以陽元合韻開始，轉入東韻，通篇主體是真元合韻。其他幾式的 鐘銘文亦與此相類，茲不贅述。[41]與其他器完全不入韻相比，鐘銘是一篇有意為之韻文。無獨有偶，同是懿王(899-892 B.C.)時期虘器，也有同樣的特點。[42]虘鐘銘文東冬合韻，與其他虘器銘文相比，具明顯用韻傾向，其文云：
隹正月初吉丁亥，虘（ ）乍寶鐘【東部】。
用追孝于己白，用亯大宗【冬部】。
用濼好賓（ ）【真部】。
虘眔蔡姬永寶，用卲大宗【冬部】。
此鐘是一組編鐘中的一件，從銘辭的內容來推斷，應該是第一件。從殘存的這一段銘文來看，開篇是用東冬合韻。相比之下，屬於同一器主的太師虘簋（集成4251-4252）就完全没有入韻的傾向。[43]其銘文云:
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周師量宮。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師晨召大師虘。入門。立中廷。王乎宰曶易大師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簋。虘其萬年永寶用。隹十又二年。
銘文中十又二年，當為懿王(899-892 B.C.)之十二年，約當公元前十世紀末，西周中期偏早。此器現藏上海博物舘。太師虘簋，與虘鐘的虘當屬同一人，而同屬此人的大師虘豆（集成4692），為吳榮光筠清舘舊藏。銘文云：
大師虘乍（ ）（ ）豆。用卲洛（ ）朕文且考。用（ ）多福。用匄永令。虘其永寶用亯。
我們可以看到，豆銘也是完全不入韻的。以筆者所見到的，西周懿王(899-892 B.C.)以後到西周末季的很多鐘鎛銘文都有入韻化傾向，如孝王(891-886 B.C.)時期的井叔采鐘（集成356, 357），銘文雖短，但已着意押韻。最典型的當屬厲王(877-841 B.C.)之五祀 鐘（集成358）與 鐘（集成260）。其中 鐘則是一篇典型的韻文。
五祀 鐘銘文：
明文。【文】乃雁受大令，【真】匍有四方。【陽】余小子肇嗣先王，【陽】配上下。【魚】乍厥王王大寶。【幽】用喜侃前文人。【真】前文人厚多福，【屋】用先王，【陽】受皇天大魯令。【真】文人陟降，【冬】降余黃，【幽】受余屯魯。【魚】用敬不廷方。【陽】 其萬年，【真】永 尹四方。【陽】保大命，【真】乍疐才下。【魚】御大福其各。【鐸】隹王五祀。【之】
鐘（宗周鐘）銘文：
圖：李建偉、牛瑞紅編：《中國青銅器圖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372。
王肇遹省文武，【魚】堇彊土。【魚】南或孳，【之】敢臽處我土。【魚】王伐其至，伐厥都。【魚】孳迺遣間來逆卲王。【陽】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陽】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之】朕猷有成亡競，【陽】我隹司配皇天。【真】王對乍宗周寶鐘。【東】倉倉恖（ ）恖，【東】（ ）雝雝，【東】用卲各，不顯且考先王。【陽】先王其嚴才上。【陽】（ ）（ ），【東】降余多福。【屋】福余順孫，【文】參壽隹（ ）。[44]【質】 其萬年，【真】 （ ）保四或。【職】
銘文前半之魚合韻，中間陽韻東韻互用，結尾數句，真、質屬於陽入對轉通韻，真文合韻。相比之下，五祀 鐘雖也入韻，但没有 鐘銘文整齊規範，且五祀 鐘韻字多重複，其韻律效果顯然不及 鐘。厲王(877-841 B.C.)胡的銅器還有 簋，（集成4317）根據其銘文，是器作於厲王(877-841 B.C.)十二年，行文以四言為主，但用韻不及五祀 鐘和 鐘明顯。這一現象為我們指示了韻文四言詩體的出現與西周音樂發展的關係。如果列表比較一下西周宣王(827-782 B.C.)時期的虢季編鐘銘文[45]與〈周頌．載見〉，我們會發現無論是在成語成詞的使用上，還是用韻上，兩篇韻文竟然驚人地相似：
周頌．載見
虢季編鐘銘文
說明
載見辟王【陽】
隹十月初吉丁亥
金文起始語，不入韻
曰求厥章【陽】
虢季作為協鐘【東】
龍旂陽陽【陽】
和鈴央央【陽】
其音鳴雍【東】
鐘文為叶「鐘」字，以東部入韻，此在兩周鐘銘中常見。
「央央」或疑即「鉠鉠」，即金文中之「鍺鍺雝雝」之「鍺鍺」。
鞗革有鶬【陽】
用義其賓【真】
兩周鐘銘中「賓」字叶東韻多見，如前舉之虘鐘：「用享大宗，用濼好賓。」即此例。「鞗革」金文多作「攸勒」「鋚勒」「攸革」等等
休有烈光【陽】
用與其邦【陽】
率見昭考【幽】
虢季作寶【幽】
以孝以享【陽】
用享追孝【幽】
「以孝以享」金文多作「用孝用亯」
以介眉壽【幽】
于其皇考【幽】
「以介眉壽」金文多作「以匄釁壽」、「以旂釁壽」
永言保【幽】之
用祈萬壽【幽】
王力以為「保」為韻腳字。[46]
「永言保之」金文多作「永寶用之」
思皇多祜【魚】
用樂用享【陽】
烈文辟公【東】
季氏受福無疆【陽】
王力以為「公」非韻腳字。
綏以多福【職】
王力以為「福」非韻腳字。金文多作「妥福」、「妥多福」、「妥厚多福」
俾緝熙于純嘏【魚】
「純嘏」金文多作「屯魯」
通過比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載見〉是西周晚期的一篇與周貴族的宗教活動有關的歌詩，也是一篇剛剛成熟的四言韻文作品。〈周頌〉中還有其他一些與西周晚期鐘銘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行文用韻上也十分相似的作品，如〈執競〉、〈有瞽〉和〈雝〉。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加細論。
綜觀西周晚期銘文，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西周晚期的樂鐘是以甬鐘為主，除一些銘文過於簡短的以外，大部分甬鐘銘文都有入韻和詩歌化的傾向。當然這不排除少數例外，如1992年在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發現的晉侯穌鐘，時代在宣王(827-782 B.C.)時期，其355字長銘相連分刻於各鐘鉦間及右銑，其銘文與西周其他器銘相類，以叙事為主，散體不入韻，句式亦長短不一，這有可能是西周中央與地方上的差異，亦有可能是因為本篇注重對家族歷史回顧，叙事性較强的緣故。在宗周地區的編甬鐘如有長銘如此，一般皆有用韻的特點。如孝王(891-886 B.C.)時期的幾組 鐘、井叔采鐘；夷王(885-878 B.C.)厲王(877-841 B.C.)時期的逑鐘；厲王(877-841 B.C.)的 鐘、五祀 鐘；宣王(827-782 B.C.)时期的井人佞鐘、士父鐘（集成145-148）等。西周晚期的其他樂器如眉壽鐘（集成40）雖只留下十三字，但顯然也是韻文；內公鐘（集成30）雖只十個字，也用東部韻；通祿鐘（集成64）雖二十二字，涵真韻兩句；師臾鐘（集成141）最後數句真陽交用；梁其鐘（集成187-192）語雖不規則，但中間偶用韻語。
其次，西周晚期，宗周一帶的銅器中，非鍾鎛類的器物銘文亦有用韻文的，特別在宣王(827-782 B.C.)時期，似乎有一種追逐風雅，銘必入韻的傾向。比較典型的是宣王(827-782 B.C.)時期的虢季子白盤銘文。其銘文云：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寶盤。
不顯子白，武于戎工。經四方。【陽】
博伐，于洛之陽。【陽】
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厶先行。【陽】
子白，獻聝于王。【陽】
王孔嘉子白義。王各周廟，宣爰鄉。【陽】
王曰：白父，孔有光。【陽】
王睗乘馬，是用差王。【陽】
睗用弓，彤矢其央。【陽】
睗用戉，用政蠻方。【陽】
子子孫孫，萬年無彊。【陽】
從我們的分行定韻可以看出來，這是一篇標準的四言長詩，其用韻及定句分行已非常清楚規範，與宣王(827-782 B.C.)之前的金文韻文及〈周頌〉中的不用韻的詩篇相比，顯然是一篇更為成熟和整嚴的四言體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銘文中「王賜乘馬」以下至銘文最後，如果以之與〈周頌〉第五篇〈天作〉一詩的全文來對比，我發現兩文從行文用韻到文義之遞轉，竟是驚人地相似，〈天作〉全詩云：
天作高山，大王荒【陽】之。
彼作矣，文王康【陽】之。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陽】
子孫保之。
自而自西周晚期以後，非鐘鎛類銅器銘文用韻也時有所見，典型的如宣王(827-782 B.C.)時期的伯公父 （又名伯公父簠，集成4628）用陽部韻；微蠻鼎，幽部轉之部；大克鼎，其中間幾句陽東合韻；較有代表性的是1976年扶風雲塘村一號西周窖穴出土的白公父勺二件：兩器分鐫十四字，合成一處，其銘文云：
白公父乍金爵，【藥】（以下第一器）
用獻用酌，【藥】
用享用孝。【幽】
于朕且考，【幽】（以下第二器）
用旂釁壽，【幽】
子孫永寶用耇。【侯】
伯公父勺用的是幽侯合韻。宣王(827-782 B.C.)時期用韻的銘文還有：兩件仲爯父簋銘文相同，都用幽陽二部；仲師父鼎（集成2743-2744）[47]也是同時期的銅器；史免簠（集成4579）用陽韻。其他尚多，不煩舉證。
西周以後，鐘鎛類銅器中韻文甚多，今以春秋晚期以前為計，可以說絶大部分鐘銘皆入韻。春秋前期的秦公鐘、秦公鎛；春秋時期的邾太宰鐘（集成86）、邾叔之伯鐘（集成87）、鄦子 師（ ）鎛（集成153-154）、徐王子鐘（集成182）、者減鐘（集成193-202）、郘鐘（集成225-237）；晚期的蔡昭侯紐鐘和編鎛（集成210-222）、邾公孫班鐘（集成140）、敬事天亡鐘（集成73-81）、 孫鐘（集成93-101）、子璋鐘（集成113-119）、齊匏氏鐘（集成142）、邾公牼鐘（集成149-152）、筥叔之仲子平鐘（集成172-180）、楚余義鐘（集成183-186）、沇兒鎛（集成203）、王孫遺者鐘（集成261）、邾公華鐘（集成245）等等。可以說春秋時期鐘鎛銘文大部分都是韻文，與西周晚期韻文有無互見、時韻時白又迥不相同。
從以上論述，我們看到，作為《詩經》中最早的詩歌，《詩．周頌》諸篇中涵有大量的當時宗教活動中所使用的成語，而這些成語與金文銘辭多有雷同，這是因為二者在功用、使用的範圍上有相關相似之處。與此同時，《詩．周頌》諸篇與金文在西周中晚期都有韻文化的傾向，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音樂的發展，樂鐘的規範化和定型化，使祭祀禮辭不斷朝着詩歌的方向發展所致。西周編甬鐘的正側鼓雙音的使用，以及其以徵調為主的四聲音階的定型，使早期的這些祭祀禮辭逐漸定格為文句以四言為主，並且用韻以之幽東陽真幾部為主。在這方面，《詩．周頌》諸篇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文都呈現了這些特點。大約在西周中期共王(922-900 B.C.)時期以後四言詩體可以說真正定型，而早期的祭祀成語成詞，在語言上也為四言詩體的成形作了準備。由此，本文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傳統的觀點認為《詩．周頌》各篇都成詩於武、成、康、昭時期是不能成立的。《詩．周頌》中有些語詞如我們在本文中所討論的，從金文來看，在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前並未出現，而許多篇詩歌的行文、用韻、成詞的使用都與西周晚期的金文驚人地相似，這說明這些詩篇更有可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當然要據金文的語言特徵及成語的使用來對周頌詩篇作精確的斷代，也是難以成立的。我們只能依據這些用詞、用韻、行文格式等語言特徵，再加上內容等對這些作品進行相對合理的時代推斷。
第二，《詩．周頌》諸篇與金文一樣呈現了由無韻到雜韻，再到合韻通韻，全韻的發展痕跡。這段被塵封的歷史，只有在今天青銅器的大量發現，金文研究的不斷深入，才能逐漸呈現。從本文所作的研究來看，四言韻文的成形是在西周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運用到《詩經》研究中，那麼其他部的詩歌也需要進行重新審視。筆者認為以往我們認定的《詩．大雅》諸篇中有許多西周初的作品的觀點，恐怕也難以成立，大雅這部分的詩即使不是西周中晚期以後產生的，至少也是經過西周中晚期以後的編輯者如樂正、瞽師之手加工修訂過的。
第三，而這種用韻文表達的形式的出現，是與音樂的使用和發展有莫大的關係。特别是西周禮樂中最重要的樂器編甬鐘，在西周穆王(976-922 B.C.)時期以後才出現了《周禮》中所描述八件一組、與編磬和鎛共同使用的範式。從考古資料來看，西周典章文物的成形，如《周禮》所描述的鼎簋制度、樂懸制度等殆經數世到穆王(976-922 B.C.)、恭王(922-900 B.C.)時期，始具雛型。就樂器而論，西周晚期以前，禮樂中最重要的樂鐘─甬鐘，還是延襲商代的三件一組的規制。[48]穆王(976-922 B.C.)以後禮器樂器的組合特別是鼎簋鍾等開始定型並呈等級序列，差近三禮所述。如我們在此文開篇所說，樂鐘雖然有雙音的效果，但是真正用正側鼓雙音構成四聲音階的旋律效果，也是在西周中晚期的中義鐘時期和鐘出現以後，而我們發現青銅器銘文特別是鐘鎛銘文上長篇韻文的出現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歷史不會如此巧合，我認為實際上正是四聲音階的定形，改造了早期的祭祀語辭，從《詩．周頌》諸篇與西周金文在成語、習語、韻語的使用，以及同步發展的考察，我們從一個側面揭示出，在西周中期，伴隨著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並且格式化。
《左傳》襄公十六年紀載：「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我想借用「歌詩必類」這句話來說明，真正的「歌詩必類」是在西周中晚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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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熹：《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918。本文所用的西周紀年，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為據。報告在學術界引發了一些爭議和質疑。但本人未介入年代學之研究，對於西周諸王的年代在此以報告為依據，以便行文。
[2] Bernhard Karlgren, The rimes in the Sung section of the Shi king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35).
[3]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65-195。
[4]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1997, 頁175。
[5] 松本雅明：《詩經諸篇の成立に關する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58年，頁608-625。
[6] Chen Zhi,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inica Institute, 2007, pp. 31-101.
[7] 陳致：〈萬舞與庸奏：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頁46，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本人在幾處討論金文中成語非引詩的問題，拙文參見〈說南：再論詩經的分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2卷（1998年3月），頁373-375；〈詩經與金文中成語（一）〉，始發表於2009年1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刊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頁：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373。
[9] 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90-401。
[10] 我認〈大武〉樂章實際經過了兩次創製的過程，第一次是在武王(1046-1043 B.C.)滅商之前，第二次是在周公平定三監及淮夷之叛之後。詳見Chen Zhi,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 The shap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inica Institute, 2007, pp. 165-173.
[11] 韓巍：〈單逑諸器銘文習語的時代特點和斷代意義〉，《南開學報》2008年6期，頁26-33。
[12] 鄭剛：〈古文字資料所見疊詞研究〉，《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3期，頁113。
[13] 王輝：《古文字通假釋例》，台北：藝文印書舘，1993年，頁376。
[14] 中山王方壺銘文及釋文，見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5-6；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176-8。
[15]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13，頁87。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99。
[16] 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卷16，頁107。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19。
[17] 陳劍：〈說慎〉，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2001》，廣西師大出版社，2001年，頁207-214。
[18] 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高郵王氏四種》本景印，第171頁。
[19] 《爾雅》卷上，《四部叢刊》影宋本。
[20] 陳喬樅：《詩經四家異文考》，655上。《續修四庫全書本》經部第七十五冊。
[21] 《文物》，1981年第10期，頁66。圖6。
[22] 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逑諸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3期，頁18。
[23] 李富孫：《詩經異文釋》，頁240。《續修四庫全書》本。
[24] 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高郵王氏四種》本景印，第171頁。
[25] 劉毓慶：〈頌詩新考〉，見氏著《雅頌新考》，太原：山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頁157。
[26] 《國語》，頁122-130。
[27]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頁一四九-一五一，十三經注疏本，頁787-789。
[28] 關於盠及盠器，可參見劉啟益：《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65-267。
[29] 張振林：〈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年，頁23-30。
[30] 林巳奈夫：〈殷―春秋前期金文の書式と常用語句の時代的變遷〉，《東方學報》，第五十五冊，1983年，頁1-101。
[31] 陳世輝：〈金文韻讀續輯〉，《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年，頁168-190；陳邦懷：〈兩周金文韻讀輯遺〉，《古文字研究》第九輯，1983年，頁445-462。
[32] 郭沫若定其為韻文，見郭氏：〈金文韻讀補遺〉，《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第四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頁289。
[33] 郭沫若以為辛鼎亦為韻文，可能是基於將「德」字釋為「相」字的誤讀。見郭氏：〈金文韻讀補遺〉，《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第四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頁289。
[34] 劉啟益：《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75。本文從劉啟益、王世民、張長壽、陳公柔諸氏之說，以為應侯諸器屬共王時器。主要依據是鐘銘中的佑者榮伯，見於共王時其他銅器銘文。見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173。但李學勤先生認為應侯諸器，包括近期公佈的《首陽吉金》應侯簋，皆為厲王時期的銅器。見李學勤：〈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80。又見李學勤先生：〈《首陽吉金》應侯簋考釋〉，將刊於《人文中國》，第16期。彭裕商先生亦同意厲王時器說，以為銘文中之榮伯與同簋等銘中榮伯為同一人，皆為厲王時大臣榮夷公。見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415。
[35] 李零：〈讀楊家村出土的虞逑諸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3期，頁16；王輝：〈逑盤銘文箋釋〉，《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3期，頁88；董珊：〈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4期，頁40-50。
[36]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頁119；頁177-186。關於雙音鐘的音效及振動原理，參見朱鳳瀚：《古代中國青銅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39-242。
[37] 陳荃有：《中國青銅樂鐘研究》，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41-46。
[38] 陳荃有：《中國青銅樂鐘研究》，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50。
[39] 王子初：〈晉侯蘇鐘的音樂學研究〉，《文物》，1998年第5期，頁23-30；《中國音樂考古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45-151。王清雷：《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76-181。
[40] 陳邦懷：〈兩周金文韻讀輯遺〉，《古文字研究》第九輯，1983年，頁450。
[41] 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頁188-191。
[42] 劉啟益：《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10-311。劉氏定其為懿王時器，而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等認為是「孝王前後期」之期，見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163。
[43] 上海博物舘編：《上海博物舘藏青銅器》，頁52。
[44] 王國維謂此字與晉姜鼎銘中之「三壽隹利」之「利」字同，故為脂部。見《兩周金石文韻讀》，頁一，《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5] 《三門峽虢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上冊，頁73-78。劉雨、盧巖編：《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10-226。
[46] 王力：《詩經韻讀》，頁395。
[47]郭沫若文中稱其為仲師父盨，見郭氏：〈金文韻讀補遺〉，《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第四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頁305。
[48]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華：《先秦禮樂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64-68；陳雙新：《西周青銅樂器銘辭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26-36；白川靜：《金文通釋》，《白鶴美術館誌》，第43輯，頁217；白川靜著，溫天河、蔡哲茂譯：《金文的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頁73-88。西方學者如 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羅泰]Jessica Rawsen[羅森]亦持此論。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Early China 18(1993), 205;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Vol.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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